〔南宋〕刘子翚
善将不择兵，善书不择笔，顾所用如何耳！南渡以来，毛颖乏绝，幔亭黄冠以笔遗予，玉表霜里，视之皆触藩之柔毳也。束缚精妙，驱使如意，亦管城之匹亚焉。因念：神州赤县半没埃秽中，或言南兵剽轻不足仗者，而春秋吴、楚之霸，六朝晋、宋之捷，不闻借锐于他方，选徒于外境。昔人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岂用之自有道邪？书生过计，推此理于试笔之间，庶几之裔，不得专美于旧谈；组练之军，或有为于今日。
——《屏山全集》
〔注释〕 毛颖：指兔毫笔。 触藩：羊。 剽轻：强悍而不能持久。 京口：即镇江。 ：都是兔。 组练之军：指南方的威武之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孔老夫子的这个话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样的“器”，在不同的人的手中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也是事实；甚至还会有高水平的“工”，使用一般的“器”，所产生的效果，并不亚于低水平的“工”使用较好的“器”，这样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因此，就这一面而论，问题又不完全决定于“器”，而在于“工”，而在于所用者的品格、气质、才能、素养、技巧等等。所以，刘子翚说：“善将不择兵，善书不择笔，顾所用如何耳！”看来他的这个想法似乎已经思考得很久，感受也很深，待到下笔之时，便毫不迟疑地将它径直托出，其语气之直率肯定，似亦不许读者作丝毫的怀疑。下面笔势趋缓，将这一感触之由来，观点之形成，有根有据，娓娓叙来。他的感触不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于他的时代，他的亲身经历，这就更显得真实有力。“南渡以来，毛颖乏绝”。毛颖，指兔毫笔。韩愈在《毛颖传》中说：秦将蒙恬“围毛氏(指兔)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这就是传说中的兔毫笔的诞生，也就是蒙恬造笔的故事。“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惟有赵国毫中用”(王羲之《笔经》)。可见有关北方兔毫质地较优的看法早已有之，然而如今南宋偏安江南，于是便出现了“毛颖乏绝”的问题，这就为梁道士赠笔设置了背景，也为进一步说笔论兵，因小即大，缘事论理，暗下了伏线。我们先从赠笔说起，幔亭，山名，在武夷山顶；黄冠，道士帽，这里代指梁道士。梁道士所赠之笔，内外洁白，如玉如霜，再仔细一看原是柔细的羊毛所做，结扎得很精巧，用起来也令人满意。以上就笔的色泽、原料、制作和使用的效果，一一说来，文字简洁，清晰。接着以“亦管城之匹亚焉”一语，总上启下，承转自然。南方的羊毫完全可以与正宗的北方兔毫比美，这一发现不仅动摇了“专美”兔毫的“旧谈”，更使他想起了另一个，“南渡以来”流行的、虽是错误却也颇有市场的“新调”，诸如“南兵剽轻不足仗者”，“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等等。其实，这也正是与不知羊毫之价值一样的不尊重事实，事实是“春秋吴、楚之霸，六朝晋、宋之捷”，不都证明了“南兵”也曾是威武之师吗！所以一度攻入关中，收复洛阳，累建战功的东晋大将桓温，就颇有感慨地说过：“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兵可用”既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事实，“不足仗”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那么，问题也就自然不在“兵”，而在“用”了。因此，作者便顺势提出“岂用之自有道邪”？问得深刻，值得深思。我们“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一书，对此正是这么分析的：“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致于“笔”，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兔毫无优劣，管手有巧拙”(王羲之《笔经》)。不也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吗！那些遇事只求客观，不讲主观；只想借诸“他方”、“外境”，不求诸“己方”、“己境”的人，都可以、也应该从这些富有哲理的论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当然，对于南宋统治集团来讲，问题倒并不仅仅在是否“善战”、“善将”，他们之所以放出那些欺人之谈，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们在敌人面前“抖成一团，又必想出一篇道理来掩饰”(《看镜有感》)。作者在这里缘事论理，巧加发挥，剥掉他们的“掩饰”，其面目便不言自明。笔力神韵，均在这“引而不发”之中。
这篇短文起得明快，接得从容，收得深沉。深沉之处自不在“之裔，不得专美于旧谈”，因为那已经有“触藩之柔毳……亦管城之匹亚”的事实为证了。而在于朝廷日益衰败，局势每况愈下，“组练之军”，能否有成于“今日”，这才是作者的希望，作者的忧愤，无疑也是文章的重心之所在。陈善说：“文章亦应宛转回复，首尾相应，乃为尽善。”(《扪虱新话》)这篇文章采取双起、双承、双结，首以“兵”引出“笔”，终以“笔”归结到“兵”，首尾钩连，同而不同，双管齐下，而能主次分明，实可谓“善”中之“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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