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苏轼
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自是人不会事也。
——《苏轼文集》
〔注释〕 挺：量词。 茶欲其白：意谓沸水泡茶，以泛起白色泡沫者为上品。 会事：解事、懂行之意。
苏东坡的《书墨》，文不到七十字而内涵丰富，落笔近平缓却陡见奇峰，然后转入丘壑，渐临佳境，曲径盘旋，意趣无穷。
以物抒情讽世，这类文章多多矣，读者不审时多思，未必能窥察其中奥妙。当时评墨论茶者忽然多了起来，颇有些奇怪，苏东坡也不止写了这一篇。根据手头零星资料，可以如此认定，第一位把茶、墨作比较的，不是苏东坡，而是司马光。张舜民《画墁录》里记着：“司马温公(光)曰：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干而恶湿，袋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则同也。”后来，在《东坡志林》里发现苏东坡又一番议论，显然是他与司马光的对话记录。“温公曰：‘茶与墨正相反。’余曰：‘二物之质诚然矣，然亦有同者。’公曰：‘何谓？’余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蕴藏实无以异。’公笑以为是。”从这两则笔记小品看，两位大家都不是真的在评墨论茶，而在谈论识人用人之道。两人比较，司马光偏重形式上的差异，而东坡则侧重从本质上剖析。光罗列茶墨二者白黑、新陈、重轻之不同，实在意义不大，因为同属白、新、重的茶，也有奇茶庸茶之分；同属黑、陈、轻的墨也有凡墨妙墨之别。决定茶墨上品的是香味和硬度，正如决定君子小人的标准是德行和操守。苏东坡不以貌取，比司马光想得深，多一点辩证法。
《书墨》又是对《东坡志林》一段的补充。东坡既重人的德操，可又不把这提到不可攀的吓人高度。“茶欲其白，墨欲其黑”，当然是对的，但如“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要求黑到比漆还黑，白到比雪还白，总之，纯而又纯，那就脱离实际，“洪洞县里无好人”了。世间哪有尽如人意的佳物，又哪有尽如我意的人才？王猛扪虱，肯定不是优点，但如桓温因而鄙贱其人，就与这位经世奇才失之交臂了；魏徵之倔，之欢喜抬杠，确有冒犯龙颜之毛病，但如李世民嫌他不够乖，不够听话，那也就没有贞观之治。以此“纯”标准要求别人，必成孤家寡人无疑。
为什么司马光和苏东坡彼时对君子小人之议论特多？恐怕还得从北宋盛极一时的朋党之争去找原因。在此之前，欧阳修就写过有名的《朋党论》，划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的界限，并提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的观点。我看茶墨文章，属政治小品，当是《朋党论》的续篇。参照《朋党篇》读来，对茶墨文章可以加深理解。话虽如此，朋党或曰宗派的是非，君子与小人的界限，究竟不是几篇名家名文讲得清楚的。试联系现状观察，若能说明一二问题就算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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