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慎所好第二十一》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已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奏进巧人杨思齐至，太宗令试，纶遣造傀儡戏具。太宗谓纶曰：“所进巧匠，将供国事，卿令先造此物，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耶?”乃诏削纶阶级，并禁断此戏。

〔注释〕①释氏：指佛教，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汉译而有此称。 ②老氏：一般多指道教，因为东汉末始创的道教假托老子为创始人。 ③苦空：苦和空都是佛教的常谈，谓人生为苦，万物为空。 ④简文：梁武帝第三子萧纲。武帝为侯景拘囚而饿死，萧纲即位，不久也为侯景所杀。简文是谥号。 ⑤孝元帝：梁武帝第七子萧绎。侯景之乱时起兵讨伐，于公元552年在江陵(今属湖北)即位，后为西魏所杀。孝元是谥号。 ⑥万纽于谨：梁承圣三年(554年)攻下江陵的西魏统帅，万纽于是胡姓。 ⑦絷(zhí)：拘囚。 ⑧庾信：字子山。幼时聪敏，博览群书。初仕南梁，善宫体诗，文章绮艳，与徐陵齐名，时号徐庾体。奉使西魏，未被放还。西魏亡，仕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因思念南朝，作《哀江南赋》，著称于世。 ⑨宰衡：宰相。 ⑩缙绅：缙是插，绅是束腰的大带，缙绅是把笏插进大带。笏为大臣朝见君主时所拿的手板，用来记事及指画。古代官员，垂绅插笏，又称缙绅。 庙略：朝廷的谋略。庙，宗庙，指朝廷。 入海求神仙：指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入海至三神山求不死药事。 海侧：海边。 踟蹰：犹豫，徘徊。 沙丘：在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 “汉武帝”句：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方士栾大见武帝，夸口道：“若用我，可以炼就黄金，解决黄河决口之患，可求得不死之药，也可以为陛下招来神仙。”汉武帝非常高兴，就拜他为五利将军，又把卫长公主嫁给他。后来栾大因为诬罔罪被腰斩。 胡人：古代泛称我国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 胡床：即交椅、交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 令狐行达：时任校尉，奉宇文化及之命杀死隋炀帝。 李金才：隋将，名浑，与宇文述有隙，被诬陷灭族。 诸李殆尽，卒何所益：当时有李姓人取代隋朝君临天下的谣言，隋炀帝为此大杀李姓大臣、将领、士族等。但代隋而有天下的唐朝天子确为李姓人，故唐太宗说隋炀帝如此所为“卒何所益”。 工部尚书：工部为尚书省六部之一，掌山泽、屯田、工匠之事，其长官称尚书。 巧人：巧匠。 傀儡戏具：傀儡，木偶。相传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可汗围困在平城，汉高祖谋臣陈平得知冒顿妻阏氏生性妒忌，就造木偶人，穿衣打扮成美女，在城墙上跳舞。阏氏一见，担心冒顿攻下城后，会收纳为妾，就引军而退。其后木偶被改造为演戏的道具。 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耶：这难道就是官府工匠相互告诫不要制作奇巧怪异之物的意思吗? 阶级：官阶、品级。

【鉴赏】唐太宗认为，国君要谨慎对待自己的爱好，是本篇的主要内容。

唐太宗引用古人“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之语，来阐发上行下效的道理。君主的言行对臣民是有示范性的。在上位的人有什么爱好，下面的人就会附和并夸大之;国君有什么爱好，会在社会上形成风气。因此君主一定要谨慎对待自己的爱好。像秦始皇爱好奢华、汉武帝求神问仙、隋炀帝专信邪道、梁武帝嗜好释老，结果都是误国误己。那么，君主应有什么样的爱好呢?唐太宗认为，应该喜好“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此语体现出唐太宗对儒、释、道三教的不同看法及政策。

综观整个贞观时期，唐太宗对儒、释、道采取的基本政策是三教并用。但不是说三教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对此问题有必要结合历史背景稍作分析。

唐太宗尊道是以重宗为由的。从唐高祖李渊开始，就以老子为李氏皇帝的远祖，以此抬高皇族。武德八年(625年)，李渊亲自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的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最后。李世民即位后，延续了这一认祖的做法。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到弘福寺对佛教徒说：“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丙)唐太宗青睐道教，目的是通过认祖来美化自己的统治。通过尊崇本土道教，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本支而非“胡族”。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承认道教有报恩的心理因素。李世民与李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时，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徒拥护李建成，以王远知为首的道教徒则拥戴李世民。李世民为获得支持力量，与道教徒是走得比较近的。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前，让已被逐出秦王府的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潜回府中，一起筹划了事变大计。可以推断，当时秦王府日常多有道士出没，所以化装成道士才不会引人注目。唐太宗成功夺得帝位，内心对道教徒自然有感恩之心，支持道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他曾想重用王远知，但王远知固请归山，太宗遂为其置太平观。唐太宗虽青睐道教，但对道教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如求仙之事，就认为“本是虚妄，空有其名”。对于以往国君醉心于“清谈”、“玄学”，他更是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会害人害己，梁武帝、孝元帝足以为鉴戒。

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势力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偏向隐太子李建成，曾是唐太宗的敌对势力。佛教虽为东汉传入的胡教，却善于与中国文化融合，拥有日益广泛的群众基础。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均崇信佛教，使得隋朝佛教迅猛发展，成为广大民众相当普遍的信仰。全国佛寺林立，僧尼众多，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朝廷高官，崇佛的风气很浓厚。唐初高级官僚中，不少人笃信佛教。如萧瑀，袭先祖梁武帝的传统，家族中有近20位男女出家。再如虞世南，为法琳《破邪论》作序。正因为此，唐太宗即位后，没有简单实行打压佛教的政策。他很清醒地意识到，佛教在泯灭人们的对等级制度的不满情绪上有它特殊的功用：“释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唐太宗集·为战阵处立寺诏》)佛教对维护统治是有稳定人心作用的，唐太宗懂得“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本觉《释氏通鉴卷第十一》)的道理。故唐太宗对佛教表现出宽容甚至是礼敬态度，目的仍然是利用它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当佛教势力强大到对皇权有所干扰时，唐太宗会立即警觉起来。贞观八年(634年)，有人上书要求皇帝引“十大德”(10位高僧)上殿，并以天子身份参拜，大有政权要向教权低头之势。唐太宗以厌恶的口吻向长孙无忌等人提起此事，魏徵则当即引经据典，驳回了佛教徒的建言。至于梁武帝沉迷佛教以至于灭国，唐太宗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犯同样的错误的。

事实上，作为一个强调实用的帝王，唐太宗认为一切个人的偏好都要服从政治需要。他明确指出，为了国家利益，“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道教也好，佛教也罢，都只能被有限地加以利用和控制。不管道、佛如何排序，都无法动摇唐太宗内心对儒学的尊崇。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立孔子庙堂于国子监，尊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选历代著名儒生21人，一起配享于孔子庙堂;考定五经，尊儒学为国学，等等(详见《崇儒学》)，都充分表明了唐太宗尊崇儒学的态度。唐太宗把尊儒崇经、推行仁政，定为了治国的根本方针。在他下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之后，经学统于一尊，儒经从文字到解释都有标准本，违反它，就是违反朝廷。儒学的统一，进一步促使了其在三教中的主导地位。唐太宗在位期间，对释、道都有利用之处，但他以入世的儒学为根本是无疑的。由于当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去除虚妄、重视实际，所以在唐初的官吏中才能出现励精图治的风气，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第四章记载了工部尚书段纶因引见巧匠制造木偶戏具而被降级一事，反映了唐太宗重道轻技的倾向。重视道德、轻视技艺，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统。隋代哲学家王通对智而不仁有严厉的批评：“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文中子·天地》)“仁”为道德，是向善;“智”为知识，是求真。儒家并非排斥知识的获取，但与人伦道德相比，求真就会黯然失色。人的知识是对客观现象的认识和对现实秩序的把握，在以农业与手工业为主的封建社会里，知识的凝固和升华，常常是以制造器物的技艺表现出来的。因而技艺在儒家看来，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不屑一顾的。王通以为“任智”是国家不安定与盗贼丛生的根子，其所主张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即重德轻技。唐太宗对虞世南的评价，重德轻技的倾向一目了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任贤》)在以“仁术”治国、“所好者，惟在周、孔之道”的唐太宗看来，“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其他的事情“不足为怀”。对于能工巧匠的制作，他们的所长只是“奇巧”罢了，“不足在怀”。工部尚书段纶引巧匠杨思齐见唐太宗，被削职就是很正常的了。唐太宗的“重德轻技”，即便是今天看来，亦不乏警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