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安边第三十六》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徵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覉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徵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蒭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劝朕立麹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注释〕①河南：北方河套以南地区。 ②建武：东汉光武帝的年号。 ③五原：汉代郡名，治今内蒙古包头西。东汉初匈奴南单于分部众屯居于此。 ④肘腋：比喻贴近自身之处。 ⑤天覆地载：上天覆盖万物，大地承载万物。比喻帝王的恩泽深厚。 ⑥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今河南杞县西南)人。晋武帝时为山阴令。当时关中陇上遭到氐、羌族侵扰，江统生怕“四夷乱华，宜杜其萌”，遂作《徙戎论》，但未被晋武帝采用。未及十年，“夷狄乱华”。 ⑦瀍、洛：瀍河与洛河，均在河南洛阳附近，此代指东汉都城洛阳。 ⑧兽：老虎。唐高祖祖父名虎，故唐代讳“虎”字，多以“兽”字代称。 ⑨“隋文帝”句：隋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以突厥突利为启民可汗，以义成公主嫁之。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巡北边，始毕可汗帅数十万骑，围攻隋炀帝于雁门。 ⑩杜楚客：杜如晦之弟，少尚奇节，玄武门之变时，遁居嵩山，贞观四年(630年)召为给事中，后进蒲州刺史，有能名。 怀柔：用政治手段笼络他族别国，使其归附。 幽州：唐州名，所辖地相当今之北京、天津与河北部分地区。 灵州：唐州名，辖境相当今贺兰山东麓宁夏中卫、中宁以北和盐池以西地区。 拓拔：拓拔赤辞，党项羌拓拔部首领之一。东突厥亡后，党项羌诸部相率归附于唐，独拓拔赤辞不至，后因宗党多归附唐，遂率众内属，被任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 凉州：唐州名，辖境在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地区。 “故《春秋》”句：此《左传·闵公元年》载管仲语齐桓公之言。 区宇：疆土地域。 提封：指诸侯或宗室的封地，也指四境之内。 河西：指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即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地区。 荒服：古代王畿之外每500里为一服，最远者称荒服，距王畿2000至2500里。 轮台：原为轮台国，在今新疆轮台东南，为汉军所灭，汉武帝置使者校尉屯田于此。汉武帝晚年后悔远征，因轮台屯田事而颁罪己诏，停止对外用兵。 伊吾：西域地名，隋大业六年(610年)置郡，治今新疆哈密，隋末为西突厥所占，唐初属唐，置伊州。 鄯善：原为西域国，本名楼兰，在今新疆若羌东一带。北周时为吐谷浑所灭，隋大业五年(609年)置郡。 沙卤：多砂石的盐碱地。 俘：通“浮”。 阿史那结社率：突利可汗之弟，贞观四年(630年)入朝。 直：信任。 建牙：此指武将出外镇守地方。 定襄城：指隋定襄郡，贞观十四年(640年)于此置云州，治今山西大同。 商胡：经商的胡人。 载加：一再增加。 陇右：唐初十道之一，辖境在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青海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 后：国王。 周宣：周宣王，其征伐猃狁，追逐至边境而止。 始皇远塞：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人，收河南地，为44县;筑长城，因地形以制险塞，东自辽东，西至临洮，延袤万余里。 鲸鲵：古人称雄鲸作鲸，雌鲸作鲵。此指凶悍的强敌。 蒭：饲料。 机杼：织布机，此指布帛。 张掖：郡名，在今甘肃境内，为通往西域及漠北的要冲。 酒泉：郡名，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上的重镇。 西海：郡名，在今青海青海湖附近一带。 萌：通“氓”，民。 征：征召，征聘。 “昔汉高祖”两句：汉高祖欲击匈奴，娄敬劝阻，汉高祖不听，亲率汉军北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大军围攻于白登(大同东北)，7日后围解，汉高祖退兵，召娄敬，拜为关内侯。 “袁绍”两句：东汉末，割据河北的袁绍进攻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大败，退归黎阳。有人对田丰说：“君必受重用。”田丰说：“今袁公败归，内心怨愤正要发泄，我不指望能活。”此时袁绍对逢纪说：“田丰战前劝过我，我真惭愧。”逢纪说：“田丰闻将军兵败，拊手大笑，高兴其预言说中了。”袁绍遂杀田丰。

【鉴赏】本篇记述了贞观年间君臣有关如何安置边远少数民族降众问题的议论。唐初武力强盛，四方外族乐于归顺大唐。对他们处置得当，就可以为国家的藩屏，反之则后患无穷。对他们是内迁还是外徙，设置郡县还是立本族人为王，贞观君臣对此争论激烈。

争论系由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大败突厥军、生擒颉利可汗引起的。由于颉利连年不断发动战争，费用浩大，造成内外交困的格局。颉利可汗与侄子突利可汗的矛盾加剧，互相攻击。原先归顺的漠北诸部如薛延陀、回纥等相继叛离。北方诸部多弃突厥归附薛延陀。唐太宗乘机册封薛延陀夷男可汗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得到册封，遣使入贡，为唐属国。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以李靖为总指挥，分兵六路出击。次年，打败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降唐，被俘男女达数十万人。唐太宗下令群臣讨论，如何处置归降者的办法。

温彦博主张收揽和教化这些降众，使他们成为唐朝的臣民。具体措施是在河套以南的地区安置他们，以充实边疆，作为中原的屏障。魏徵与杜楚客二人上疏反对，理由是“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难以德怀，易以威服”。唐太宗决心对少数民族实行怀柔政策，听从温彦博的建议，自东起幽州，西至灵州，设置了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四州都督府来安置归顺的突厥部落。在颉利可汗故地，设定襄、云中两都督府来管理。

接着安置归降突厥各部落首领一事，成为贞观君臣讨论的中心议题。这些首领们被授予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官员有百余人，占朝廷官员的一半。只有党项羌首领拓拔赤辞不至，唐太宗派使者去招抚，前后派遣的“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上书反对，说戎狄异族好比豺狼，不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唐太宗没有采纳。究其原因与唐太宗当时的威望有关。北方大国突厥被灭后，唐在边境外诸族中树立了无上的声威，四方诸族纷纷来降附。贞观四年，四方酋长到宫门前请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此后，唐太宗以此名义对西北诸族发号施令。贞观十三年(639年)，发生了突利可汗之弟阿史那结社率集结部众，袭击唐太宗驾临的九成宫一事。事败后，参与的人全被斩首。贞观十四年(640年)，高昌被平定，魏徵主张为降众恢复旧国，选择亲附唐朝的酋长做他们的君主，认为这是治理的良策。因为图谋那里的土地而设置州县，就得常年有千把人去镇守，耗费大量的人力与财力，是“散有用而事无用”。唐太宗不听从，在高昌境内设西州，在西州设安西都督府。褚遂良“以为不可”，唐太宗不纳。

唐太宗在安置少数民族降众的事宜上，没有听从魏徵等人的建议，与以往纳谏的情况大不相同。缘由是君臣观点的不同。唐太宗是持“华夷一体”论的主张，而魏徵等人是传统的“华夏自大”论。唐太宗说，“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根与叶同为一体，当以怀柔、安抚为主。传统的“华夏自大”论，是以华夏为中心，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化外之民，要比中原的汉族低一等。“华夏自大”论源远流长。孔子说，少数民族虽有国君但无礼义，还不如华夏的一时没有国君但礼义不废。孟子说得更清楚了，他说我只听说过用华夏来改变夷狄的，没有听说过夷狄来改变华夏的。对古代氏族来说，种族概念极为重要，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后夷夏之辩在文化意义上得到了充分的演绎，其要点有二：一是以华夏文化去感化周边少数民族，二是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以是否接受华夏文化为标准。由“华夏自大”论而来的，就是天朝上国观念在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视少数民族为兽类，如李大亮所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就不足为奇了。客气一点的如魏徵，“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这里的“匈奴”是异族的统称。不是同一族类，在利益考虑上，就像褚遂良所说的那样，“先华夏而后夷狄”;在对付策略上，则如杜楚客强调的那样，“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与“华夏自大”论相比，唐太宗“华夷一体”论显得开明得多了。

唐太宗“华夷一体”论的推行，是以强盛的国力为前提。诗人王维曾用“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国力。唐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国都长安不仅是东西交通的枢纽，而且是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心。各国商贾云集，外国使节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日本、高丽、新罗、百济以及吐蕃、高昌等国的留学生，经常有数千人之众。唐太宗“华夷一体”论，是他推进中外交流的指导思想，比起“戎狄豺狼”的说法更有利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

但唐太宗对“戎狄”的看法，有时也是有所反复的。贞观十三年，发生突厥部众袭击九成宫之事后，就懊悔当初不听魏徵的忠言，导致人财损耗日甚一日。至贞观十六年(642年)，又有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州之事。前文涉及的突厥，均是东突厥。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隋开皇二年(582年)，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在处罗可汗统治时降隋。因经常扰乱唐的边疆，唐高宗于显庆二年(657年)击败西突厥，于其地置府州。唐太宗在位时，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西突厥，势力达到极盛，尽有今新疆与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中西交流的要冲。高昌地处吐鲁番盆地，属于西突厥势力扩张的范围。唐代对西突厥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对西域的统治，保护中西商路。初平高昌时，魏徵与褚遂良主张，立麹文泰子弟为国君。褚遂良说，朝廷有事很难得到高昌的支援，每年又要耗费众多的人力与财力在屯边镇守上，“糜费中华，以事无用”，由于唐太宗尚无力击败西突厥，“今日方自悔责”，为何不听魏徵与褚遂良的建议。其实，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常因时事的变易而调整方针政策，甚至产生前后矛盾的现象。明白乎此，对历史人物的了解也就前进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