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诸王定分第九》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阁，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过四考。”
〔注释〕①齐州都督：齐州，州名。治所历城(今山东济南)。都督，地方军政长官。 ②定分：确定的名分。 ③魏武帝宠树陈思：魏武帝，曹操;陈思，曹操的三子曹植，为曹操所宠爱。曹丕称魏文帝后，封为陈王。死后谥思，后世称陈思王。 ④贫不学俭，富不学奢：穷了不用学节俭，富了不必学奢侈。 ⑤储君：君位的继承者。多指太子。 ⑥道亚霄极：名分令次于至尊。道，名分;亚，仅次于。 ⑦正体：正统，指太子。 ⑧翻：反，反而。 ⑨臣闻爱子教以义方：见《左传·隐公三年》。爱子女就要教他们以正道。 ⑩窦太后及景帝：窦太后为汉文帝皇后，生汉景帝与梁孝王。 梁孝王：名武，汉文帝子，汉景帝弟。窦太后宠爱有加，欲立为嗣，遭诸大臣反对。梁孝王知道后，派刺客刺杀议臣。事未成，汉景帝怀疑为梁孝王所指使。梁孝王恐，后病死。 复道弥望：复道，楼阁之间架空的上下两重通道;弥望，满目皆是。 财镪：钱财。镪，穿钱的绳索，引申为钱。 出警入跸：古时帝王出行的礼仪。侍卫为警，清道为跸。 宣帝亦骄恣淮阳王：意为汉宣帝放纵淮阳王。宣帝，汉武帝曾孙;淮阳王，汉宣帝庶子。 出阁：皇子离开朝廷到自己的封地作藩王。 道德齐礼：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约束。语出《论语·子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 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圣人的教化，不用严肃就能成功。语出《孝经》。 高士廉：名俭。唐高祖时，经秦王李世民推荐为治中。后历任右庶子、吏部尚书、仆射、太傅。著有《氏族志》。 守器东宫：器指国家重器。东宫太子的职守，是守护宗庙之器，故称长子守器东宫。 窥窬：意为窥伺机会。这里指窥视帝王将相位，图谋不轨。 考：考为官员考核。唐制，官员一年考核一次。
【鉴赏】本篇记录了唐太宗与马周、褚遂良、高士廉、刘洎等人，商讨诸王名分的确定及如何防止违反礼制的问题。
商讨的缘由，是因吴王李恪出任齐州都督而起的。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家与国的事情不尽相同，让李恪到地方上去做官，是叫他作为国家的藩屏。对他应该早一点确定名分，断绝他觊觎皇位之心。我死以后，使他们兄弟没有危亡的后患。”之后，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因供给魏王李泰的物质超过了皇太子，违反礼制的规定，要求唐太宗“明立定分”。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与褚遂良、高士廉、刘洎讨论哪个是国家的当今急务，褚遂良以为是“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高士廉认为“养百姓最急”、刘洎断言“抚四夷最急”。后二者为内政与外交，而唐太宗认定了褚遂良的意见，以“定分”为是。
诸王是唐太宗的兄弟与他的儿子们的总称。唐太宗觉得，自己年近半百，为诸王早日确定名分，是让他经常忧虑的事情。“定分”，就是确定每个人在等级秩序中的名分。一旦名分确定后，就能对不同等级的人们，作出相应的行为规定。“定分”源于孔子的“正名”。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以等级制度作为“正名”的标准，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让人们循名守分，不得逾越。前一君、臣、父、子是核定的事实，后一君、臣、父、子是表示他们的名分。孔子的意思，要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位，来纠正当时因社会变动而产生礼崩乐坏的现状。孔子以周礼为内容的礼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正名定分为核心的名教。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主张，以“正名”为治国的根本：“治国之端在正名。”(《春秋繁露·玉英》)“名”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不同等级身份的人，在社会上如何行动，应该遵循何种规范，是由他的“名”决定的。董仲舒说，天子对天这一至上神负责，诸侯的职责在侍奉天子。大夫对“匹夫”担任教化的责任，士是干实际事务的，“民”是一群睁眼瞎，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名教强调尊卑上下与等级分明，重视长幼之间的差别。如贾谊所说：“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新书·俗激》)至关重要的“上下有差”，而归宿是“各得其宜”。
对诸王应预先确立名分，否则他们会觊觎皇位，对太子构成威胁。这是贞观君臣们的共识。马周举了曹植的例子。魏武帝曹操在世时宠爱三子曹植。曹操过世后，次子曹丕登极，对弟弟曹植防范禁闭，如同监牢的囚犯。曹操生前的宠爱，害苦了曹植。褚遂良所举的例子更有针对性。褚遂良说，汉初的窦太后与汉景帝“不识义方之理”，放纵梁孝王，险些酿成大的祸患。梁孝王是汉景帝之弟，窦太后次子。未立太子前，汉景帝在一次宴会后对梁孝王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梁孝王心内好不喜欢。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子中，梁孝王立下很大的功劳，汉景帝封赐他四十多座城邑，其苑囿达三百里。梁孝王出行的仪式已与皇帝一样。后来在汉景帝立了太子后又废掉的情况下，“太后心欲以梁王为嗣”。这一兄终弟及的主张，遭到爰盎等大臣的反对而中止。此后汉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梁孝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其他议臣十余人”(《汉书·文三王传》)。事败后，汉景帝知为梁孝王主使，但念在手足之情，加上窦太后的宠爱，未加追究。但梁孝王归国后，忧郁不乐，发病而死。此即褚遂良所说“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兄终弟及，只在殷商时期实行过。至周朝，宗法制度确立后，皇位的继承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周天子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众子分封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分封为大夫。大夫对诸侯是小宗，诸侯对天子是小宗。按照宗法制度，魏王李泰是小宗，皇帝给予他的东西超过皇太子，是和嫡长子继承制相冲突的。嫡长子继承制是为了保证皇位的顺利继承，避免皇室内部宫廷政变的发生。然而皇帝的特权与权势，足以让有政治野心的皇室成员所向往。皇帝的众多儿子的兄弟以及嫔妃们，都有可能成为皇位的竞争者。失败者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而竞争者只能诉诸武力凶杀或阴谋诡计。李世民为争夺皇位，不但把自己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杀了，而且连幼小的侄儿、侄女也全部杀害。历史上兄弟之间为争夺皇位，发生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数不胜数。西晋争夺皇位的“八王之乱”是有代表性的，18年间死伤数十万人，光封王的皇族就有36人被杀。无论从唐太宗自身的经历来说，还是从唐太宗亲自参与《晋书》编写的情况来看，如何早日确立太子与诸王的名分，断绝诸王觊觎皇位的非分之想，这是国家的急务，比养民、抚夷这些内政与外交，更为来得急迫。这是唐太宗在褚遂良、高士廉、刘洎三人的不同意见中，采纳褚遂良“太子、诸王，须有定分”为“最为今日之急”的缘由所在。《吕氏春秋·处方》开头就说“凡为治必先定分”，这是说治理国家的前提是“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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