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奢纵第二十五》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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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纵第二十五》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傥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津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注释〕①传祚相继:谓帝位的传袭继承。 ②卜祚遐长:帝位长久传袭。古人认为帝位是上天所赐,而卜筮可测知天意,故称帝位为卜祚。 ③“汉文帝”句: 汉文帝珍惜百金的费用,停建露台,收集臣下上书所用的布袋,用作宫殿的帷帐,所宠幸的慎夫人裙子短得不拖曳在地。见《汉书·文帝纪》。 ④“至景帝”句: 汉景帝因锦绣五彩绦条有害妇女的纺织,特下令废除不用,百姓生活得以安定。见《汉书·景帝纪》。 ⑤益州: 今四川成都。 ⑥昧旦丕显,后世犹怠:语出《左传·昭公三年》。意思是勤奋早起而求得功业大显赫,而后代则懈怠不为。 ⑦京房:本姓李,字君明,汉元帝时博士,治《周易》。 ⑧洛口仓: 在今河南巩县东南,洛水入黄河口。隋炀帝筑兴洛仓于此,号洛口仓城,后李密攻克其地,开仓赈济百姓,召集大量兵力,又筑洛口城,作为基地。 ⑨旰食晏寝:旰(gàn),晚;晏,迟。指君主勤理朝政,晚食迟寝。

【鉴赏】本篇是马周任侍御史时的一篇奏疏,提醒唐太宗戒除奢纵,俭朴节用,爱惜民力。

马周(601—648),唐初政坛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寒微,却孜孜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少有大志。但是不为州里所用,后愤而周游中原,屡受屈辱,最后来到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唐太宗的亲信重臣,当年玄武门之变时镇守玄武门的武将)的门客。因为替主子常何代写的时政奏章被唐太宗赏识,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机。此时唐政权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唐太宗求贤若渴,马周的出现令唐太宗喜出望外。马周才识超群,短短十年间,从监察御史做到宰相,可谓青云直上。和魏徵等一起成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知名谏臣,为唐朝初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他还兼任了皇太子李治的老师,对李治当皇帝以后的治国亦影响颇深。

欧阳修等所修《新唐书·马周传》感叹“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唐太宗“锐于立事”,而马周建言“皆切一时,以明佐圣”,君臣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来自民间的马周既深谙社会病症,处事又谨慎周到,讲的话合情合理、情理交融,很合唐太宗的心意。马周一生,始终得到唐太宗的信任和倚重,而他也以无上的忠诚回报了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马周因患消渴症(糖尿病),48岁去世。传马周临终前,不想唐太宗的一些过错为后人所知,亲手烧了自己一生所上的谏表。他说:“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旧唐书·马周传》)意思是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因为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马周留下的奏疏数量很少,后世对其事迹的叙述也不多,但这位布衣宰相的才华和光芒并不就此被掩盖。马周在贞观十一年(637年)所上的这篇奏疏,就被毛泽东称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认为其言之有物,在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

奢纵的话题一直为贞观群臣所热衷,如《征伐》、《刑法》、《慎终》等篇中都有对唐太宗的劝诫。唐太宗自己曾说:“凡创业之君,莫不以俭约而兴。”(《帝范》)君王创业之初,基业未稳,民心未定,此时效法俭约是比较容易的。但当国运昌盛之时,则奢纵往往随之而来。戒奢是知易行难。马周的这篇奏疏,言辞恳切,深为唐太宗赏识,也令唐太宗对自己进行了反省,马上停止了一些器物的营造。

马周的上疏主要表达了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从历史经验来看,创业的君王必须广布恩德教化,使恩有余地,才能为子孙奠定万代传袭的基础。而自古圣明之君的两大要务,就是“节俭于身、恩加于人”。

第二,现今百姓徭役繁重,颇有怨嗟之言。京城和益州等地营造供奉皇室使用的物品,以及诸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装饰品,都被人认为不节俭。西汉文帝、景帝能够克尽俭约、让百姓安乐,到武帝虽穷奢极侈,但承文、景遗德而民心没有骚动。如果现在不能在节俭上做到善始善终,使恩德泽被后世,子孙的基业是令人担忧的。所以,戒奢纵是为子孙立久远之基。

第三,政治教化应该在能够修行的时候就加以修行,如若事变一旦发起,然后追悔当初,那就毫无意义了。这是观察前代国家成败兴亡得出的经验教训。君主们往往看到前代灭亡,知道前代政治教化所以失败的原因,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上正存在的过失。由此商纣笑夏桀之亡,而周幽王、周厉王又笑殷纣之灭。现在我们看隋炀帝,亦如炀帝看北齐、北周。汉朝的京房对汉元帝所说的“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这句话,应该引以为戒。马周之意,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君主必须正视自身正在犯的一些错误,防微杜渐。

第四,劝告唐太宗在人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从古以来,国家兴亡不在于国家的积蓄多少,只在于百姓的生活是苦还是乐。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国家就应该节俭开支来休养生息,而不是对百姓强行征敛、役用不止。否则国家一旦遇到灾害、战争,则易为狂狡之徒利用而发生不测。针对如今出现的问题,马周还为唐太宗指出了一条矫正的道路。他认为,若唐太宗诚心励精图治,其实不必远求上古,只需回到贞观之初,持续贞观之初的精神即可。

从马周的谏言中,可以看出其风格与魏徵有明显区别。马周目的明确,但是措辞却较委婉。如他说到当今百姓徭役繁重时,他先说到的是唐太宗经常有颁布诏令减少百姓的徭役,只是官府事务没有减少导致诏令贯彻不力。令唐太宗看到了自己的过失却又不伤颜面。此外,马周针对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比较切实可行。他不是动辄要求唐太宗要以上古圣明君主为标杆,而是提出以唐太宗的从前的情况为参照。强调唐太宗纠正自己的偏差,只要回到当年执政之初的状态,重回当时的执政理念即可。这种建议,可行性及操作性强,听来自然更易于君王接受。难怪唐太宗一时不见就要想念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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