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玉，蒲松龄《聊斋志异·红玉》中的一个狐女。
《聊斋》故事中的狐女，大都来去飘忽，虚幻神奇，而红玉身上却很少有这种色彩。她似乎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平常的女子，然而她所具有的品性，又使她显得那么不平常。
书生冯相如家贫丧妻，无力再娶，正穷愁潦倒、月夜独坐之时， “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红玉出现了。和许多狐女一样，她是极其美丽的。但这并不很重要。在这个没有女人、缺少温情的家庭中，红玉的出现，对冯相如来说，其惊喜之情，不逊于绝处逢生。于是“招以手， 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红玉的举止似是平常的偷情，但是她为慰藉一个孤独不幸的鳏夫而奉献自己，这又不是一个凡女子能够做到的。不仅如此，当他俩的关系不久被相如之父冯翁发现而遭到痛斥时，红玉又一次表现出不平凡的品性。她忍受委屈，含泪与相如诀别。她没有因遭冯父辱骂而迁怨相如，也没有因自己与相如不能长久即撒手而去。临走之时还为相如谋划娶一个“佳偶”，并赠白金四十两让他作为聘女之资。一个女性，要割断恋情的牵绕已属不易，更何况还无私地为情人安置另一个女子卫氏。爱情是自私的，这一条人世间的准则没能在红玉身上体现，这与其说因为她是一个狐女，倒不如说在她身上闪烁着一种理想的人性之光。
与这理想人性形成鲜明对照，作者在小说中间部分描写了弱肉强食的丑恶人性。豪绅宋氏垂涎卫氏之姿色，公然大施威虐，派人打伤了冯家父子，强行抢走了卫氏。冯相如抱子“兴词”，从县衙门一直告到省里的督抚衙门，但“卒不得直”。肇事行凶者逍遥法外，受人欺凌者“无路可伸”。人们一定很自然地期待着红玉的出现，期待她以一个狐女的神奇力量来伸张正义。然而她在这场冤狱中一直没露面。在冯相如“冤塞胸吭”、“日夜哀思”之时，一个虬髯客一般的侠士出现了，他自荐代冯相如诛杀恶人，并说“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言辞慷慨，豪气凛然。接着飞墙入室，刺杀宋氏一家多人。这样的豪侠
几令人要怀疑是否为红玉的化身。然而他止是一个“人侠”而已，他可以刀剑逞一时之勇，却难助冯相如免遭官府之拘捕。他只得再一次冒险，胁迫县令释放了冯相如。这位侠士一无所图，舍身忘死，只为伸张正义、助济贫弱。尽管他在作品中确确实实只是人间的一个义侠，而我们又何尝不可把他看作是狐女红玉的化身呢?他的品性正是红玉那种理想人性在人间的闪光。蒲松龄在篇末的“异史氏曰”中说： “非特人侠，狐亦侠也”，可见他是把这个侠士的形象与红玉的形象统一起来的，他们身上都有着可贵的“侠性”。作者没有把复仇的豪举让红玉来实现，他懂得，用轻而易举的神力去诛暴除凶，将会使这种侠性黯然减色。他不愿意让人们从理想的人性中看到太多的神话色彩，他要让红玉这样美好的女子永远生活在现实之中。因而在小说的结尾，正当冯相如因丢失爱子悲痛欲绝， “辗转空床，竟无生路”之时，红玉归来了。她带来了冯相如日夜思念的爱子，带来了幸福与希望。
尽管红玉来得那么神奇般的及时，然而她没有施展什么神通广大的魔法来帮助冯相如重建生活。她要相如牢记的是“家道新创，非夙兴夜寐不可”。她自己也“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她没有忘记要让冯相如成就功名，要他“但请下帷读”而勿过问农事操作。她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终于使相如家业兴盛、科举得中。由此看来，红玉确实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普通的劳动女性的形象。尽管作者时而也写到她的一些“神迹”，比如她几次出金资助即是。先是以白金四十两助相如聘卫女，再是以“四金寄广文”使相如“复名在案”可以参加科考，最后是“出金治织具，租田数十亩”。要说作者在这些地方着意点明红玉的狐女身份也无不可，但是一个人间女子身边有些资财，也未尝不是不可能的。总之，红玉没有太多的神幻色彩，她是一个植根于人间的理想化的女性。
尽管红玉的形象有些单薄，但是作者并没有因为她是一个理想化的女性而使她的形象理念化，而是处处注意刻画她的音容笑貌、神情姿态。最初，红玉自墙上来窥，相如以手招之，她“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彷徨犹豫，表现出大胆之中又含有女性固有的羞怯。在遭冯父怒斥而与相如痛别时，她既流涕自叹“缘分尽矣”，缠绵悱恻，又痛割情丝， “言辞决绝”，情感细腻而丰富。为帮助相如重振家业，她一展女性之黠态，天未明即起，诳曰“奴欲去”，急得冯相如“裸跪床头，涕不能仰”，从而施以“夙兴夜寐”的教诲。她青春美貌，“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虽耕作劳苦而“手腻如脂”， “自言三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这些描写赋与了红玉这个理想女性以血肉之躯，使这个狐女更具凡身俗态，从而也更使这个形象可亲可爱。
以狐女形象论，红玉也许不及婴宁、娇娜、莲香那样丰满，但她更接近于人世间的女性，却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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