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溃堤以后》随笔

作者:钟叔河 来源:原创

溃堤以后

从广播中听到,领导一再强调要保证大江大河安全度汛,“哪个地方出问题,由那个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这时我正在病床上打吊针,枕旁只放一册《清稗类钞》,里面正好有一则《高家堰河决案》,说的是一百七十年前发生在江苏的一件事。原来那时候哪里溃堤成灾,那里的“主要领导”也是要负政治、法律责任,不能换上夹克便装,到灾民中去走一转,拍几个电视镜头,便可以完事的。《清稗类钞》原文为文言,现译述如下,算是讲个故事吧。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十一月,苏北发大水。在一次风暴中,高家堰十三堡的大堤决口,洪泽湖水泛滥成灾,淮安、扬州两地区几乎全部被淹。皇上得知后,极为震怒,派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前往查办。

第二年正月间,汪、文一行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取证之后,到达了清江浦(今江苏淮阴市)南河总督衙门。当时黄河不入山东,由此东流入海。在黄河北岸万柳园河督衙门辕门外站班等候的人员有: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孙玉庭、漕运总督(负责从南方向北方粮食运输的行政长官)魏元煜、南河总督(负责江苏、安徽境内黄河水利工程的行政长官)张文浩以及他们属下的文武官员。

官员们站立了一些时候,只见一人骑马奔来,高声喊:“中堂(大学士的称呼)请漕台魏大人准备恭请皇上圣安!”听到只招呼漕督一人,孙玉庭和张文浩便知道自己已经被撤职,得准备接受查办了。

汪、文一行进了衙门,魏元煜跟着入内请过圣安,仍复退出。接着,便传呼孙、魏、张三人接旨。这时中门大开,有四位办事人员捧护着皇上朱笔写的谕旨出来,肃立在专门设立的香案前,孙、魏、张三人跪下听宣。当听到:“孙玉庭辜负国恩,疏忽职守,犯有不可原恕的罪错,皇上问孙玉庭知罪否?”孙玉庭连忙摘下自己的官帽,口称“孙玉庭昏聩糊涂,辜负天恩,只求皇上从重治罪”,同时不住地往地上碰头。谕旨随即宣布:“孙玉庭革去大学士、两江总督职务,听候处理。两江总督一职,由魏元煜代理。”魏元煜叩首谢恩。

钦差继续宣旨:“张文浩于防汛时不接受正确意见,刚愎自用,处置失宜,以致造成此次洪灾,使人民蒙受巨大损失,其罪行尤为严重,皇上问张文浩知罪否?”这时张文浩已经换下官帽官服,听后伏地痛哭,自称祸国殃民,罪该万死,求皇上明正典刑。上谕:“张文浩革职后立即拘禁,先加刑具在当地示众两月,再从严究办。”执法人员早已将刑具准备好,乃是用木板做成的一副枷,长宽各尺馀,上用黄绸覆盖(因是皇上特命,用于枷系大臣,故加黄绸),拿来枷在张文浩的颈上,便将他带到河堤上示众去了。

接着便召集道、厅、营级官员齐跪庭中,宣布旨意:“钦差临行时,皇上当面交代,自古刑不上大夫,何况张文浩官居总督,为什么还要戴枷示众?乃是因为,国家最重人民生命,设官行政都是为了保护人民。堤防决口,人民生命不保,百姓家园被毁,被迫漂荡流离,实是朝廷的耻辱。故不能不严惩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官员,以示国家对民命的重视。两淮官民,务须体会皇上的用意。”

然后,汪、文一行回京复命。张文浩最后定罪,被充军发配伊犁。

这则故事是讲完了,有人也许会说,大水大风都是天灾,河督大人戴枷充军,总督大人撤职查办,未免过当。为此我特别查了《清实录》,原来在高家堰决口之前,张文浩已因办理河工不善,迭经上谕切责,还被“拔去花翎,降为三品顶戴”;孙玉庭也因未能“早为参奏”张文浩,受过降级处分。高家堰决口后,派汪、文南下察看,又先查问过有关道厅官员,知道在黄汛来时,各道厅曾禀请堵闭御黄闸,放泄洪泽湖水,而张文浩固执己见,不肯听信,应闭不闭,应开不开,以致湖水过高,掣塌口门二处,坍卸石堤一万一千馀丈,故此张文浩确实应负主要责任。道光四年十二月己未,即汪、文到达清江浦之前,皇上还批阅过孙玉庭一道奏章,孙奏称堤防决口,“实由暴风狂猛,人力难防,张文浩但为节省启闭钱粮,迟堵御黄坝,蓄清过旺(黄汛到来前所蓄清水水位过高),转致棘手”,竭力为张文浩也就是为自己开脱。皇上批云:“风暴由天,蓄清过旺亦由天乎?……误国溺职之人,朕断不能姑息也。”

“风暴由天,蓄清过旺亦由天乎?”这一问问得好,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皇帝的批语便以人废言。堤垮了,垸子倒了,当然是因为水太大,是天灾。但人在天老爷面前从来就不是无能为力的,不然,又何必要修水利?何必要设官施治,花费百姓的钱粮?自古国家皆以社稷生民为重,农田(社)、作物(稷)和老百姓受了巨大损失,享俸禄的地方长官即不能不负其该负之责。看来,专制君主所施行的虽是人治而非法治,但当关系“人命至重”的时候,亦不得不依法办事,办几个负责任的封疆大吏。要讲历史的话,这也算是一种历史吧。

《清稗类钞》提到的“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中华书局印本将文孚错印成“文学”。查《清实录》道光四年十一月辛亥,“命吏部尚书文孚、礼部尚书汪廷珍驰往江南查办事件”,文孚列名在前。又查萧一山《清代通史》所附《清代宰辅表》和《清代军机大臣表》,汪廷珍于道光五年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则其充协揆尚在命往江南之后(可能在其到达清江浦之前已授协揆,故能称中堂)。文孚则嘉庆二十四年即入军机,四年又加太子少保,位望实在汪前。而被查办的孙玉庭,却在道光元年就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四年闰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仍督两江,资格比文、汪更老。孙是两朝重臣,政声一直很好,这次也是因张文浩牵连受过;只因为他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守土有责”,即不能不负其责。其时他已七十二岁,第二年就以“编修”退休,降了一十二级(大学士为正一品,编修为正七品)。又过了十年,他“重赴鹿鸣”,才赏了个四品顶戴,旋即故去,到死也没能官复原职。

一百七十年前,对防汛疏忽,溃了堤,死了人,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其处理经过情形就是如此。史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也不知这话现在是否已经过了时。

(一九九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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