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丰乐亭记
欧阳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划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推行新政的范仲淹等人相继被罢逐，欧阳修上书为他们辩诬，得罪权贵，以他事罗致其罪而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然而他没有消沉，不仅在那里留下较好的政声，而且在文学史上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写出了两篇极其优美的散文《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后者或许声名更盛，而前者亦为人推崇备至。如《石遗室论文》说：“永叔以序跋杂记为最长，杂记尤以《丰乐亭记》为最完美”，甚而至于贬低后者说：“辞意过于圆滑”。二者诚然不必轻加轩轾，但《丰乐亭记》文学价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丰乐亭是作者于贬知滁州的第二年建立的，本篇就是记此事的。除此文之外，作者还曾在《与韩忠献五书》及《丰乐亭游春》等诗文中多次赞美丰乐亭周围的景色，显然于政事之暇在那儿游息已成为其生活的一大乐事。《宋史本传》称其“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在《丰乐亭记》中，那种豁达胸襟和民胞物与的情怀，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使文章具有特殊的感人的力量。
文章首段简略地叙述了丰乐亭的来历，由饮水而溯源，见丰山奇景，“俯仰左右，顾而乐之”，因景之美，筑亭以便游，隐隐点出亭以丰山之可乐而得名。作者仿佛是高明的画家，用简炼的线条勾勒出一个人间奇境。“耸然”，见其高峻;“窈然”，见其幽深;“滑然”，见其盛大。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一句，则只是先点一笔，预作铺垫。
按一般行文，应接写“仰而望山，俯而听泉……”，然而作者却宕开一笔，插入历史的回溯，另辟蹊径地写出：“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这就给人以突兀之感，故清人评为“横空而来，气象淋漓”。作者没有点明其与上文的联系何在，迫使读者产生期待心理，继续读下去，真是“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故不发。”这种由眼前的山水进入到历史的追溯，打破时空的限隔，加深了文章的深度。赵匡胤在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率兵在清流关大破南唐军队，生擒二将，平定了滁州。然后又以“考其山川，按其图记……而故老皆无在者”，将历史的遥想再拉回到现实中。这样写来，文章就有了波澜，突出了人世沧桑之感，令人感喟。更使人可叹的是历史的陈迹几无人知，“盖天下之平久矣”，近世的安定，竟然使滁人忘却了历史，对此，作者是有怵于心的，读之令人怦然心动。
妙就妙在作者将一层意思反复摩荡，生意俱出，似工于设色晕染的画家作画，意蕴无限。“自唐失其政……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正是此等手法。清人评其为“用前意重作一番，是文家咏叹法。”深得“文似看山不喜平”之妙。但又与上段有细微差别，以数语概括了上下数百年之治乱和群雄人主之废兴，眼界更其开阔，立论也益见卓识。“今滁介江淮之间……以乐生送死”一段，反映了承平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这就与唐末五代形成强烈对比，从而强调了“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乃是安乐的根源。至此作者的思路更为明晰了。开篇明写山川景物，实际正隐指承平生活，由此发生联想，“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又增无数烟波”。二三段实用反衬法，以明太平之来之不易，欲人珍惜之意见于言外，这就是前人所谓规讽之意。
作者在《幽谷泉》诗中曾对滁人生活有较细致的描绘：“泉旁野人家……溉稻满春畴，鸣渠绕茅屋。生长饮泉甘，荫泉栽美木……自言今白首，未惯逢朱毂。顾我应可怪，每来听不足”，这正好可以与文中的“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相互补充。这里有一定的美化，但经过近百年的生产的发展，与兵连祸结的五代相比，显然好得多了。文章之所以能既有颂扬而又不失之谀，就是因为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第四段与首段遥遥呼应，具体描写山川景物之美，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与百姓的亲切关系，我们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对山间四时景物的速写，与《醉翁亭记》颇相类似。而文中用了两个“幸”字，是将丰山可乐，丰成之乐与上之功德联结在一起的纽结，收煞有力，有万毫齐聚之妙。
最后交代作记之由在于“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这是一个既忠君又爱民的欧阳修真实心底的自白。
宋李耆卿《文章缘起》说：“记所以叙事识物，非常议论。”而此文却以议论为主，应该说这与“文与道俱”的文学观有关。他主张文章应该“所载者大且文”。(《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实际上，以小见大，好发议论几乎是唐宋八大家的特点，而欧公此文之妙在于移步换形，议论则大声镗鎝，写景则平淡自然，又复以悲歌慷慨济之，使文章不乏情韵，取得阴柔与阳刚相济的美学效果。
结构上既有古典园林曲径回廊之妙，又有黄河九曲一气流注的气势，从而成为山水旅游散文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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