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绿帽子逼上梁山的杨雄

被绿帽子逼上梁山的杨雄

杨雄绰号病关索，是蓟州城里的两院押狱，兼任市曹行刑首席刽子手（应该是法院法警队长这样一个身份），是国家司法干部，当然就是国家公务员了。如果套用现在的级别，他应该算是副处，或者是正科？反正官儿不会太大。如果把杨雄这样级别的干部放在首都东京城里，就算是他脑袋上顶着一只放大镜，也显不着他啊。可是，在蓟州这样一个中小城市里，他应该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这就应了老百姓的话，做官别上京城。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个笑话，去年，河北某县的一位县长的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就业。县长太太非常髙兴啊，花钱给儿子在北京买了一处房子（读者或者有疑问了，北京房价那么高，县长家的钱哪儿来的？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预备着将来儿子结婚使用。儿子还没有结婚呢，县长太太先去了北京，一则，想替儿子先试住一阵子；二则，也想过过北京人的生活。可是，她去了没有一个星期，就宣布试住结束，就气急败坏地给县长打电话：你马上派人接我回去，我一天也等不了了！为什么？后来，她不满意地说，“北京也人太牛了，谁也不答理我。还嫌我老土。”唉，这位县长太太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老公这个县长在县里肯定是一个官儿，肯定是最大的官儿，你这个县长太太，在县里就是大人物的身份了，谁见了面都得拍马溜须哄着你啊。可是到了北京，你算哪棵葱呢？没有你显摆的地方啊！这又是做官莫进京的一个实证。闲话。带过。

书上讲，杨雄本是是河南人，跟着叔伯哥哥来到蓟州落了户口。叔伯哥哥在本地当过知府，也就是市长。后来叔伯哥哥大概调走了（书中语焉不详），新任市长大概看在前任的面子上，也照顾了杨雄。不然，法警队长这样一个位置是不会给杨雄的。这可是个肥缺啊。这样看来，杨雄在蓟州是有背景的。这样一个有背景的干部，娶上了一个美丽漂亮的老婆也应该，后来让老丈人开一个肉铺也应该，让工商税务部门少收点儿管理费也应该。可是好事总不能都让你杨队长一个包圆儿了啊？好比天上掉下来一箩筐馅饼，总不能张张都砸在你杨队长一个人的头上啊。这就遭人忌恨了。于是，某一天，杨队长就在街上遭人哄抢了。哄抢的人不是一般的泼皮（一般的泼皮谁敢抢法警队的杨队长啊？找死啊），是当地驻军的几个士兵。石秀这时候出来了（应该说句套话，这是闪亮登场），三拳两脚就给杨队长解了围。

其实，石秀也是多此一举，有借机巴结杨牢头之嫌。没有石秀，那几个军汉也成不了事儿。就算是他们抢了杨雄，可是他们跑得了吗？杨队长在这城里总算是一霸啊。一个电话，110就得立刻出动，就得全城戒严。联防队员们也都得出来。也有聪明的读者怀疑这是石秀下的套子，事先买通了几个军汉，上演了这出拔刀相助的好戏给杨雄看。谈歌细看全书，似乎也没有交代这条暗线。只能算是明眼人的大胆怀疑。没有根据。

石秀也是一个没工作的人（书中讲，他自称是南京人，跟着叔叔做贩卖牲口的生意，叔叔半路病死了，折了本钱，便卖柴为生），大概正发愁如何在蓟州城里找份工作呢。如此一场架，与杨雄这个地方司法干部相遇了。石秀多有眼力架啊，马上就跟杨雄套上瓷了。一口一个“哥”啊“哥”地叫上了。杨雄仗义啊，“行了，兄弟，你不就是想找个工作干吗？好办。我家里就有买卖。”于是，石秀就留下在杨雄家里干活了。干什么？杨雄的老丈人潘老先生开了一个肉铺，石秀每天跟着杨雄的老丈人卖肉，石秀还当会计，（由此看石秀有文化，至少是中专毕业。否则怎么能当会计呢？可能石秀还有会计证呢。如此说，他上边跟杨雄讲的，他是跟着叔叔贩卖牲口，后来又卖柴为生，是说瞎话了。大概是想把自己说得惨兮兮点儿，好博得杨队长的同情吧。）估计工资也不会太低。肯定不能是白尽义务。也算是高级打工仔？可话讲回来，这应该是双赢的事情，杨雄肯定也赔不了，否则他为什么要用石秀这个进城的民工呢。这里边杨雄也应该有赚头儿。

作为一个进城打工的民工，能有机遇与市里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司法干部结识上了，又找了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石秀这个“杨记肉铺”的临时工，算是干定了。如此发展下去，日后石秀在蓟州城里找个媳妇，生儿育女，过上富裕生活，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可是，谁能料到呢？一件石秀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至此，石秀在蓟州城里安家落户稳步发展的人生理想，全部破灭。

生活中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常理：人生大概不能太顺利了，太顺了就要出事。古人讲，福兮祸所倚。大概是讲幸福和倒霉往往纠缠在一起。杨雄就一头撞在了这个常理上了，杨雄这种吃穿不愁的小日子开始短路了。如果杨雄的家人与邻居的关系再差些，街坊四邻就会私下里咬牙切齿地幸灾乐祸：该！让你美！

出现的事情还真不是小事。石秀发现了杨夫人的婚外情。这对杨家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对石秀来说，也同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杨雄的夫人潘巧云女士，感情出轨了，她爱上了一个和尚。而且事情还具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杨夫人与这位和尚已经爱到床上去了。这是一种自己非常美好，别人看着非常不美好的爱情。石秀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应该怎么办呢？一般来说，石秀对这件事情应该有两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处理方法，就是装看不见。这样做，是少管闲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用自由主义观点处理的原则就是，事不关己，髙髙挂起。你杨夫人愿意爱就随便爱嘛。你就是一年爱出一对双胞胎来，关我石秀屁事？用现代生活观点处理问题的原则即是，要充分尊重潘巧云女士的私人生活空间，也避免了跟宗教界打交道。一个和尚嘛，管他干什么呢？可如果这样做，石秀便有了道德风险，试想啊，将来一旦杨夫人的婚外情暴露了，杨雄会怎么看石秀呢？“我说石秀啊，咱们还是不是哥们儿啊？你小子都事先知道了，总该告诉我一声啊。你他妈的真不够朋友。”石秀将无话可说。这是对不住朋友的道德风险。

第二种处理方法，实事求是。石秀既然知情了，跟杨雄说一声就是了。这样做也算对得起朋友。“杨大哥，咱哥们儿可是不错，这事儿我可是告诉你了，你可是本市的知名人物，还是国家干部。有头有脸儿啊。大嫂这样乱来，对你影响可不好。你看着办，赶紧处理一下。不能再扩大事态了。”可是，如果石秀这样做了，风险也很大，石秀有法律风险。你石秀在现场没有抓住什么，你有现场录像吗？你有证据吗？你凭什么在人家丈夫面前胡说八道？外人要骂你多事儿，骂你唯恐天下不乱，骂你挑拨人家夫妻关系。杨夫人要是请律师上法庭告你石秀一个诬陷罪，你还真得兜着。裴如海和尚要是起诉你，这官司你石秀也得输。所以讲，石秀如果跟杨雄挑明了这件事情，他就要担当法律责任的风险。

如此看来，无论如何，石秀都要担待一份风险。他只能选择其中之一。思前想后，石秀还是告诉了杨雄：杨大哥，大嫂外边有人了。

古今中外，天底下大概没有一个男人喜欢让老婆给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的。谁听了这种事，都得生气。生气是正常反应。不生气就不正常了。可是生气归生气，你也得沉得住气。俗话说，捉奸要双啊。你得稳住神，逮个正着再说嘛。偏偏杨雄是一个二百五，他喝了点酒，嘴上就没有一个站岗的了，他回去就大骂潘巧云：“你他妈的怎么出去乱搞啊？”潘巧云多聪明啊，哦，肯定有人在我老公面前说什么了，不然恩爱的老公怎么会骂人呢。这多嘴多舌的会是谁呢？一定是石秀。杨夫人反应多快啊，当下就反咬一口，“哎呀，老公啊，石秀调戏我不成，才给我造谣的啊。老公啊，你怎么就信他的鬼话哟，这个石秀啊，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他自一进咱们家门就打我的主意呢。我是看着你们是朋友，才强忍下了委屈没有告诉你啊。你这交得什么朋友啊？哦，我不顺从他，他就给我造谣啊。老公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不然我就真活不了了啊。”这是自古以来，有奸情的妇人通用的老套招数。接下来，杨夫人就会玩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要不怎么说杨雄是个二百五呢？他就半信半疑了，是啊，我老婆说的有理啊，我们毕竟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啊，你石秀算什么啊。哦，闹了半天你是打我老婆的主意啊。“行了，老婆啊，你也别闹了，明天我让他走人就是了。睡觉吧。”写到这里，谈歌心下顿生感慨，奉劝当代的哥们儿，你遇到这种事可千万别急着学习石秀，你得先看看你那哥们儿是不是杨雄这样的二百五。你要真是遇到了这么一个二百五啊，你趁早儿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也别说了。绿帽子就先让他戴着吧。反正他也是戴上了，多戴一天两天也没什么。

写到这里，谈歌有点儿替石秀冤枉。不禁又想到有一些文化人读《水浒传》到此，便开始无聊地猜测，他们硬是怀疑石秀是暗恋上了潘巧云。他们分析，石秀去向杨雄揭秘，完全出于忌妒那位和尚。就跟一些文人怀疑武松一样，读过一篇三十年代的小说，写石秀对潘巧云单相思的。写石秀的性心理躁动，写石秀看到潘巧云跟裴如海亲热，就心中火烧火燎。这就有点儿无聊而且透顶了。这应该是小说作者自己喜欢潘巧云，就借着石秀说自己的心事儿。这是闲话，带住。

石秀大概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是啊，我可是好心好意的啊，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难堪的结果呢？自己挺够哥们儿的啊，可是怎么会让哥们儿给误会了呢？好像自己不够哥们儿了呢？石秀这一脚算是踩进烂泥里，干净不了了。杨雄做得还挺绝，第二天就让老丈人关了肉铺子，歇业了。这明摆着让石秀走人嘛。石秀算是失业了。读到这里，读者会感觉一阵寒气在心头阵阵掠过。这世道还有人情吗？什么哥们儿啊，兄弟啊，岂不是全成了扯淡了吗？读者或者还顾不及说什么人情冷暖呢，便知道石秀已经起了杀心。如果说，石秀对潘巧云的恶感，先自出于对杨雄的爱护，现在则全是为了自己的名誉，他一定要抓这一对狗男女的现行，洗刷自己的耻辱。写到这里，谈歌也得批评石秀几句。你交哥们儿不错，你对哥们儿交心也没有错，可是你得看看对象啊。杨雄这哥们儿，耳朵根子软，嘴上也没有个把门儿的，你说话当然得小心点才是啊。你没有现场录音录像，你多什么嘴啊？也有同情杨雄的读者，他们认为，杨雄挺仗义的，虽然相信了潘巧云的一面之词，但是杨雄并没有为难石秀啊？杨雄并没有给石秀难堪，只是关了肉铺子，示意石秀走路。如果换成当代一个心眼儿小的，听信了老婆的胡话，还不得拎着菜刀找石秀玩命啊？“姓石的，你为什么调戏我老婆？”杨雄没有这么干，证明杨雄是个厚道人。这也算是一说。

等石秀杀了裴如海之后，把一些物证堆到了杨雄面前，杨雄便醒悟过来了（万幸，他还没有糊涂到底）。杨雄也登时起了杀心，妈的，我得杀了这个娘们儿，她竟敢给我戴绿帽子。书看到这里，谈歌觉得杨雄这人也太愣了些。不就是老婆有了外遇了吗，你跟她离婚就是了。那时离婚也容易，不用上法庭，连财产都不用分割，你放屁的工夫就能写一张休书。让她滚蛋。完事儿！你犯得上杀人吗？石秀还在一旁拱火，杨大哥，我看行，杀了这女人，咱们就上梁山入伙去。那地方听说不错，大碗吃酒大秤分金，多自在啊。比你当这个小公务员可强多了。这时候显得石秀不够意思了。你一个没工作的人，你敢情好办，在肉铺子当会计是吃饭，上梁山也是吃饭。可杨雄不能跟你比啊，他可是有一份好工作的国家正式干部啊。收入也不低，待遇也不错，年底奖金一定也不薄。说丢就这么丟了？

可是杨雄的愣劲上来了，谁能劝得住啊？（也没有人劝，他身边就一个石秀，还一劲拱火呢）杀吧。不能在家里杀，得上翠云山去杀。此时此刻显出了石秀的机警。他没有亲自去杀潘巧云，而是用了杨雄的手。杨雄在翠云山，用残忍的手法杀人，石秀冷静地在一旁观察。我们已经很难考据，石秀在杀人现场生发出的那种报复后的快感。

读书至此，读者一定会感慨：拼命三郎，有心眼儿啊。有读者评论说，石秀此人阴毒啊，是一个不可得罪的小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不就是潘巧云在她丈夫面前给你造了几句谣吗，你也不至于非拱着你哥们儿杀了老婆嘛，值得吗？至于吗？非得弄出人命来，你才解气？这种评论，自有道理。

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想想，杨雄是被潘巧云惹得怒火中烧才杀人，才上梁山的。由此说，一个男人娶什么媳妇十分重要。如果杨雄娶的不是水性杨花的潘巧云，而是一个老实本分一心过日子的女子，他根本不会被戴上一顶绿帽子，也就不至于杀人，杨雄有一份好工作，在本市也是知名人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愁吃，不愁喝，他干吗非得上梁山啊？也有人讲，杨雄实在不应该结交石秀，如果不是石秀，潘巧云那点婚外情也不会给发现。就是发现了，换上了别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没看着，也就没事儿了。潘巧云跟那裴如海就是再好上些日子，玩够了，也就拉倒了。或许是逢场作戏呢。可是偏偏让石秀赶上了。好，赶上了就算赶上了。你石秀也不至于挑唆着杨雄杀妻啊。

杨雄上梁山，到底是因为石秀呢？还是因为潘巧云呢？一本糊涂账。但是，他的确是被一顶绿帽子逼上梁山的。

写到这里，有些替杨雄感慨，他为了一个女人，丢掉了自己的正经职业，值不值呢？再说，潘巧云跟裴如海事情的真相如何呢？如果说裴如海是潘巧云的初恋情人呢？二人偶尔旧情复发一次，也不值被杀了啊。讲一个当代的例子，某省的法制报上讲过一件案例，说有一个副市长，工作干得不错，老百姓也爱戴，夫妻也恩爱。可是出事了，他的夫人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与一个老同学拉扯上关系了。二人多年不见，格外亲热，由大家聚会发展到了单独约会，由酒桌上，发展到了床上。结果被人捅到副市长的耳朵里。这位副市长怒火中烧（这是人之常情，不怒火中烧就不对了），竟然一怒之下，把夫人给杀了。副市长也自杀了。这位副市长刚刚四十岁，正是干事业的年龄，而且精明强干，前途很大着呢。如果从爱情观点上去看，或许副市长爱得太深了，不许可夫人对他怀有二心。可是值得吗，夫人红杏出墙，无非是两种可能，或者是一时把持不住，掉进了温柔陷阱，事过之后，她会后悔莫及，便回头是岸了。你副市长原谅就是了。或者夫人发现了新的彼岸，人家不再爱你了，怎么办？你副市长先生就走开嘛，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如果你有了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你杀人干什么呢？为一个已经不再爱你的女人，你值得把生命和事业都搭进去吗？这是不是有点儿缺心眼儿了？

从这个观点上讲，杨雄没有必要杀人。石秀先生在这场凶杀案中，的确起了特别不好的作用。是他一步一步把杨雄引向杀人现场的。由此说，杨雄是不是有些交友不慎了？

从《水浒传》的后来给出的情节看，杨雄应该是石秀的陪衬。二人上了梁山之后，杨雄基本上没怎么露大脸。也就是说，没怎么受重用。而石秀倒是挺受领导赏识，上级总是常常给石秀派下任务，石秀的任务也总是完成得不错，在梁山上也算是露了几回大脸儿。这人比人，真是不能比啊。不过杨雄倒没有露出什么忌妒的意思来。也没喝多了出去乱吹：你们说石秀能干啊？什么啊，哼，当年如果不是我收留他，他能有今天啊。他过去就是我们家肉铺子的一个记账的啊。杨雄从没有这么说过。算是一条汉子了。

如此说来，杨雄真是一个厚道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