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宁夏文学中的苦难叙事

浅谈宁夏文学中的苦难叙事

◎杨剑敏

很荣幸获邀参加“中国文学的宁夏现象”研讨会。宁夏我是头一回来，但宁夏文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个学生，张贤亮的一系列作品极大地震撼了我的心灵，《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称之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启蒙读物，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接下来，宁夏“三棵树”中的两棵树石舒清、陈继明我都有所接触，其中石舒清刚登上文坛时，在我担任编辑的《百花洲》杂志连续发表了四五个中短篇小说，这也是我二十多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引以为傲的一件事；陈继明在《朔方》上编发过我的一篇小说。更年轻的作家里，了一容是我鲁迅文学院第三期高研班的同学，记得当时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百花洲》也发过他的小说。此外，我还编发过季栋梁的小说。所以，我和宁夏文学的渊源还是颇深的。

接到参加研讨会的通知后，就我读过的宁夏作家作品的印象，做了些粗浅的思考。宁夏文学给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苦难叙事：无论是大自然的贫瘠，还是政治运动和宗教文化的冲突，还是个人命运的坎坷，在宁夏作家的笔下写来，都显得特别沉重，特别刻骨铭心。这可能和宁夏这片土地近代、现代、当代历史上的苦难特别深重有关。

张贤亮是宁夏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他在20世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潮中的杰出表现和突出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崇高地位。宁夏后来的名家如陈继明、石舒清、郭文斌等，在各种场合谈到走上创作道路时，都表示最初的兴趣来自张贤亮的影响。同时，我认为张贤亮作品中特有的对苦难的描写，也奠定了宁夏文学的基调。实际上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政治运动造成的苦难是普遍的，但各个地域的作家书写出来的感觉却不尽相同，比如史铁生的作品中较多的是怀旧和感伤；丛维熙也被打成右派、坐过牢，但他的作品里更多的是诗性；至于张承志的作品，几乎透着一种奇特的浪漫情怀；而张贤亮对苦难的描写，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我查过资料，张贤亮50年代后期就被打成右派，流放到一个荒僻的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从1958年到1976年的十八年间，张贤亮两次被劳动教养，一次被收容管制，一次受到“群众专政”，一次被投入土牢监狱。经济困难时期，他曾因饥饿从劳教农场逃跑三次，到兰州火车站讨过饭，被抓回来后受到饿饭一周的惩罚，曾饿得昏死过去，被送进死人堆后又爬了出来。他的命运就像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里所说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一点也不夸张。在很长时间里，苦难对于他来说是生命的常态，饥饿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绿化树》里面有一段文字，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我有一个从外面带来的五磅装的美国‘克林’奶粉罐头筒。这是我从资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面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哩哩啦啦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给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添一点。而这‘一点’，就比洒在外面的多得多。”这段文字说的是主人公在打饭时利用视觉上误觉给自己争取多一点食物，这种对饥饿的描写极其震撼人心，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这段文字给我留下的印象，几乎可以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部分，还有杜拉斯《情人》的开头部分媲美。

当然，张贤亮的写作并没有一味沉浸在苦难的悲怆和沉沦当中，相反，超越苦难的精神气质，造就了张贤亮开阔博大的胸襟、深沉刚毅的思想、生活和创作的巨大热情。

张贤亮之后，苦难叙事似乎成了宁夏小说的一种传统，这也是宁夏文学和其他省份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我所在的江西，本就少有伤痕和反思方面的作品，这股浪潮也消逝得很快，江西文学（包括影视）很快就进入了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文学写作。

其实张贤亮的写作并不具有典型的宁夏本土意义。他的苦难叙事可以说是政治性的、命运性的、普遍性的，他只是在宁夏工作，于是成了宁夏文学的一部分。而张贤亮之后的宁夏作家，就不可避免地更多地显现出本土意味和地域色彩。

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宁夏作家中，我相对熟悉一点的是石舒清。石舒清是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作家，“西海固”素来有“贫困甲天下”的称号，在这样的地方成长和生活，物质的匮乏是可想而知的。在石舒清的作品里，苦难叙事更多地表现为大自然的贫瘠带来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就我的阅读所及，他似乎很少涉及政治性的话语，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上的洁净。《清水里的刀子》这个题目取得特别好，这个题目的意味几乎能够完美地阐释石舒清的叙事美学：静穆、清洁而又暗藏锋芒。如果说张贤亮的苦难叙事是外在的、浓烈的，像烈酒一样辛辣生猛，那么石舒清的苦难叙事则是隐忍的、沉静的，正如“清水里的刀子”，那种尖锐的感觉只有在静寂中才能体会。

同样是从“西海固”走出来的，郭文斌对于贫困的大地有着另一种意味的书写。他常常喜欢从童年记忆的角度，去挖掘艰难生存背后蕴含着的温情和诗意。我们都知道，童年记忆往往会有效地过滤掉那些痛苦、煎熬的成分，而保留下美好、温暖的部分。对于“西海固”这份众多作家已经充分挖掘和抒写的文学资源，郭文斌有着较为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观照态度。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人们在艰苦的生活中保持的乐天知命的达观态度，在饥饿、贫穷，甚至苦难中保持的乐观、自信和满足。这也是童年视角特有的叙事魅力和感染力。

至于更年轻一辈的宁夏作家，如我的鲁院同学了一容等，对于这片大地上的苦难也有着深沉的书写。碍于极其有限的阅读范围，我无法作更多的议论。以上是我对宁夏文学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各位方家不吝指教。

杨剑敏，现任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江西省文联《星火》杂志副主编。文学创作一级。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曾任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南方以南》、中短篇小说集《出使》《刀子的声音》等。曾获江西省第一、三、五届谷雨文学奖，《广州文艺》第三届都市小说双年展奖。短篇小说《突厥》登上200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