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明实录》二千九百二十五卷，明代胡广等历朝史官撰修。
明朝建立后，和以前的封建王朝一样，由翰林院的修撰、编修、检讨等官负责撰修国史。明太祖朱元璋于公元1372年(洪武五年)开始建立较完备的官方档案保存制度，规定要把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收藏在金匮里，凡是皇帝颁发的诏令、大臣奏事簿籍等都要按照会要体例编成类书，叫“钦录簿”，由各台、省、府建铜柜加以保存。等新皇帝即位后，就任命史官根据这些档案撰修前一个皇帝的实录。实录修成后，照例誊写两本，正本收藏在宫内，嘉靖年间皇史宬建成后，宫内藏的实录正本即移存于此。另有实录副本藏于内阁。明代二百多年中，先后修成十五朝实录(建文朝附《太祖实录》，景泰朝附《英宗实录》)记载了十七个皇帝的事迹。其中只有《崇祯实录》十七卷，是清代初期撰修《明史》时补辑的。
《明实录》在撰修过程中和撰修以后，明、清两代史家曾纷纷加以评论，《明实录》的价值，言人人殊。如指责它取材但凭吏牍，立传但纪迁擢，内容支离琐碎，轻重不当，掩非饰过，过多曲笔，甚至斥为无史。推崇的呢，则表示对它不敢有一言一事之遗等等。
客观地说，《明实录》所记史事都有宫廷和朝廷各部门的档案作依据，其中虽多曲笔和饰讳之处，但它的史料价值要比一般记载为高，特别是清修《明史》，凡涉及清室祖先的史实，多加隐讳。《明实录》在记载边疆少数民族的活动方面，尚能据史直书，史料价值较《明史》为高。
但是，由于《明实录》是官修史书，就必然带来难以避免的缺陷。从朱元璋起，明朝皇帝都对封建文化采取严厉控制政策，屡兴文字狱，片言只字，往往招来横祸，史官们撰修实录，自然是只说好，不说坏的。还有一些史官，如焦芳等人，谄事权阉刘瑾，好恶任情，是非颠倒，更使实录记载失实。特别是那些非法夺得帝位的皇帝，为掩饰他的劣迹，在撰修前一朝实录时，也要求有较多的隐讳和曲笔。如《太祖实录》，在永乐年间，曾重修过两次，修改的目的在于预示太祖原打算传位给成祖，而不是建文帝。朱棣为了这个目的，不惜否认自己的生身母亲，而强认马皇后为生母。《太祖实录》经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越改越失真。更可笑的是所谓《睿宗实录》，这位“睿宗”是明朝根本没存在过的“皇帝”。他本是宪宗的儿子，被封为兴献王，后来，因为他的儿子朱厚熜(zǒng总)，在武宗死后继位是为世宗，兴献王也就被追尊为“献皇帝”，庙号“睿宗”。公元1525年(嘉靖四年)，世宗要替他的父亲撰修实录，任命徐公祚为监修，费宏为总裁，主持其事。徐公祚他们只好请来兴献王府里的臣僚和太监，由他们提供资料。就这样，只花了一年时间，便拼凑成了多达五十卷的《睿宗实录》。这部没有任何史料价值的“实录”，在当时已没有学者愿意去读，因而也就不能流传到今天。
明朝初年本有禁令，一朝实录修成以后，正副两本便深藏宫中和内阁，非预修实录的人员不得见。民间更是没有流传。万历年间，因要改小实录的版式，全部实录重抄一遍，大臣们就趁机私自抄出节录本，于是世间渐有《明实录》流传。但是，经过辗转传抄，讹误脱漏的地方很多。现在传世的《明实录》有几种，其中以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原内阁副本最为完善，可是，仍缺天启四年十二卷及七年六月一卷。此外，南京图书馆藏的一部《明实录》讹字也多，附有后人补辑的《崇祯实录》二十五卷，原为江苏国学图书馆收藏的传抄本，日伪统治时期，南京梁鸿志于夹壁中获得，因恐流失，决计影印出版。从1939年起开始印刷，第二年二月全部印出，共计二千九百二十五卷，装成五百册，即今流传于世的《明实录》。在台湾，1961年以后，也以北京图书馆藏本显微胶卷陆续影印出版，并附有原本所缺的《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等及一部分皇帝宝训，是现今所见《明实录》中最全的本子。
《明实录》撰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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