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容貌者佐骨之不足，情态者佐神之不足
【原文】
容貌者，骨之余(1)，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往观人精神，乍见现人情态。大家(2)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3)，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注释】
(1)骨之余：指容貌是骨的外在表现。
(2)大家：指硕儒高僧，有道德修养的人。
(3)小儿行藏：像小孩子一样的举止行为。
【译文】
一个人的容貌是其骨骼状态的余韵，常常能够弥补骨骼的外在表现。情态是精神的外在表现，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长久观察，要着重看其精神；乍一接触，则要首先看其情态。凡属大家——高官显宦、硕儒高僧的举止动作，即使是羞涩之态，也不失大家风范；而凡属小儿举动，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愈是矫揉造作，反而愈是显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态，对于大处当然也要分辨清浊，而对细处则不但要分辨清浊，而且还要分辨主次，方可做出取舍。
【解读】
“神”与“情态”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是里与表的关系。“神”蓄含于内，“情态”则显于外；“神”以静态为主；“情态”以动为主，“神”是“情态”之源，“情态”是“神”之流。
“情态”是“神”的流露和外现，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情态者，神之余”。如上所述，如果其“神”或嫌不足，而情态优雅洒脱，情态就可以补救其“神”之缺陷，所以说“常佐神之不足”。“神”一般能久长，“情”通常贵自然。总之，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所以作者认为，“久注视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
情态与容貌之间，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容貌为形体的静态之相，是表现仪表风姿的；情态为形体的动态之相，是表现风度气质的，二者质不同，“形”亦有别。然而二者却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过唯有两者皆美才能相辅相成。常见容貌清秀美丽，有情态俗不可耐者，亦有容貌丑陋不堪，而情态端谨风雅者，二者均令人遗憾
典例阐幽
奸佞之人，善窥人心意
情态可以分为多种，我们常说的坏人，有奸、邪、佞、贼等。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有一定才能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被重用。而且这些人还有一项特殊的本事，那就是他们非常善于隐蔽自己，保护自己。甚至可以说，他们有一项比仁人志士更为优长的才能，那就是善于权变。这种人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操守，没有任何良心，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他们为恶、为邪时的善于决断、善于寻找机会，其意志力、隐忍的能力，可以说比那些有良心、有才能的人不知要多几倍。所以古代的一位圣人曾因此而号召那些志士仁人，要“行善如行恶”。奸、邪、佞、贼之人把自己的刀子磨得很利，所以杀起人来从不留后患，锐不可当，因而也往往成功。比如，东汉时的贼臣梁冀，竟然把持东汉的朝政近30年。
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才能和权变之术，辨奸邪、识贼佞，似乎比识贤举能更为艰难。
魏明帝曹睿时侍中大夫刘晔是一个巧诈之人。因为他的才智过人，魏明帝很器重他。一次明帝想伐蜀国，朝臣内外都劝谏认为不可。明帝就把刘晔召入内室以议，刘晔就顺着明帝的意图说：“蜀国可伐。”
从内室出来之后，朝臣们问刘晔，刘晔则顺着诸朝臣的意见说：“蜀国不可伐。”当时军中领军杨暨，也是魏明帝所亲重的大臣，他对刘晔也很敬重。他认为绝对不能伐蜀。他就去问刘晔，刘晔就对他说“蜀不可伐”。与杨暨的意见相同。后来魏明帝把杨暨召入内室议伐蜀之事，杨暨就力谏不能伐蜀。明帝就说：“看来你是个书生，不懂兵事。”杨暨说：“如果我的话陛下不信，侍中刘晔是你的谋臣，却常常说蜀不可伐。”明帝就说：“他对我说蜀可伐。”杨暨就说：“可以把刘晔召来对质。”刘晔来之后，魏明帝就问刘晔。刘晔当着杨暨的面一句话也不说。魏明帝就支走了杨暨，单独与刘晔谈。刘晔则反过来责怪魏明帝：“讨伐别的国家，这是大谋，我从你这儿知道一些国家大谋，常恐睡觉说梦话泄露出去，怎么能把伐蜀的真实情况告诉别人呢？况且打仗的事情是诡诈之道，大兵未发，越机密越好。陛下向外显露，臣下恐敌国早已知道了。”魏明帝于是认为刘晔说得有道理，也不责怪他内外说话不一致了。
刘晔出来之后，见到杨暨则对他说：“你知道钓大鱼吗？钓中大鱼，你不能径直就去拉它，而是要放开钓线，随着它跑，然后徐徐而牵之，那样大鱼就不会挣脱而跑掉，皇帝之威要比大鱼更难对待！你虽然是一个直面诤谏的忠臣，但你的计谋不足采纳，我希望你能深思其中的道理。”
后来就有人对魏明帝说：“刘晔是个不忠的人，他最善于窥视陛下的倾向而顺从于你。陛下可以试着观察刘晔，你用反意来问刘晔，如果他的回答都是顺从你本来的趋向，那他善于窥测你心意的事情就可以显露了。”魏明帝就用这一招来试刘晔，发现果然如其所言。从此，魏明帝便开始疏远刘晔，最后刘晔郁郁而终。
由这个故事可看出，刘晔是一个佞臣，他不仅可窥测皇帝的心态，而且善于辞令，工于心计，什么事情都可以被他处理得圆转而周到，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所以连宋代的司马光也认为刘晔是明智权计之士，只是没有德行，没有操守。
佞谀之人和谗邪之人靠的都是嘴上功夫，但两者又有区别。谗邪之人直接就能置他人于死地，所以毁人。佞谀之人从来都不直接以毁人为目的。佞谀之人求的是利，如果有利于己，他是不会去毁掉的；如果于己无利，毁掉也没有得益。佞谀之人的手段是不断地顺从主子，使其忘掉危险，从而使其处于危亡之境。隐真情藏实意是佞谀之人获取成功的巧妙本领。谗邪之人以直接毁人为目的，因为他毁人，所以被毁害之人也反过来毁害他，这样就会众叛亲离。比较而言，佞谀之人比谗邪之人危害更大。
辨识奸、邪、佞、贼这样的人，不仅要准确了解他的表现方式和形态，而且要把握他们善于隐蔽自己的种种手段。辨奸邪、远佞人，还必须心里明白什么是贤能之士。贤能之士的概念明确了，奸、邪、佞、贼就能比照出来。
元帝不察，宦官祸国
石显，字君房，济南（今山东）人。少年时期，因触犯法律被处宫刑，对少时的石显来说是极大的不幸。然而这种精神与肉体上的不幸，却给他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因为古代多用阉人在宫内侍奉皇上及其亲信。汉宣帝时，受过宫刑的石显，按照规定被送进皇宫，他趁机钻营，爬进尚书机构，成为尚书仆射。
当时年少的石显，受刑之后，远离家乡，进入禁城，举目无亲，孤苦伶仃。恰遇沛（今江苏沛县）人弘恭，也因犯法遭刑，与之同时进宫服役，于是两人结为至交，聊解孤独之苦。弘恭博通文史，熟知法令，处事老成，二人患难相依。石显苦心钻营，终于由一个普通的阉人，晋升为中黄门。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却可以接近皇上。宣帝吸取昭帝时外戚霍氏专权的教训，特从宦官中选拔尚书，不久，二人又升为中尚书，掌管文书奏章，在皇帝左右办事，职位不高，职位重要。宣帝选拔弘恭为中书令，成为尚书的长官，石显做了个副职，被任命为中书仆射。
石显报复性极强，凡得罪过他的，他绝不放过，且总能找出法律依据，让人有苦说不出。萧望之，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汉宣帝指定的元帝的辅政大臣，因上书反对宦官专权，被石显视为仇人。有回萧望之弹劾外戚车骑将军史高和侍中许章，石显认为时机到了，找来与萧望之有隙的两个人向元帝上书，诬告萧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接着又趁萧望之休假之际让人向元帝上奏章，元帝将此事交石显的同伙太监弘恭处理，面对弘恭的询问，萧望之十分老实地回答“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扰乱朝廷。我之所以弹劾，是想整顿朝纲，决非阴谋，也不是离间”。
可是萧望之既然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怎么理解，是石、弘的事了。他们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攻击朝中大臣，目的是独揽大权，请皇帝“谒者召致廷尉”（其实就是逮捕入狱）。元帝即位不久，见这几个字也不甚明白，就批准了。过了好久，元帝因见不到萧望之，就在朝上问起，才知萧已入狱。因是自己批准的，元帝也无法责备，只是催着要放萧望之并复职。石显对元帝说，您才即位就关了自己的老师，大家总认为是有充分理由的，要是无缘无故放了，等于承认皇帝错了，会影响您的威望。元帝听了觉得有理，就下诏释放萧望之，但革职为民。
过了几个月，元帝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又下了诏令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让他当丞相，想不到此时萧望之在朝内当散骑中郎的儿子萧汲认为皇上既然又重用父亲，就上书替父亲上回入狱之事鸣冤，反使元帝恼羞成怒了，下令调查，石显就趁机对元帝说：“萧望之当将军时，就排挤皇上亲近的大臣，仗着是皇上的老师想独揽大权，那时就该治他的罪。现在皇上封侯赐官，他不仅不感恩，反而心怀不满，纵子上书，实在太不应该了。不送他到监狱清醒一下，将来朝廷怎么能用他呢？”元帝觉得萧望之年岁大了，怕不堪受辱会自杀，石显却道：“上次入狱他都没有自杀，这回只是犯了言语之罪，他更不会自杀了。”于是元帝批准逮捕萧望之。石显立即派人包围了萧家，萧望之说：“我做过将军，现已快七十岁了。以我的资历和年龄还要受辱入狱，再活在世上也太卑下了。”就服毒自杀了。
可萧望之毕竟极有名望，他的死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石显为了逃避责任，精心策划，从言论最多的儒生堆里下手，极力向元帝推荐当时名士贡禹，让贡禹当上了御史大夫还处处对他恭恭敬敬，这样一来儒林中反而对石显交口称赞，说他举贤任能，让他博得了一个好名声。
萧望之死后，元帝知道萧望之死的冤枉，把自己的另一个老师周堪加了官，周堪的学生张猛也予以提升，张猛是张骞的孙子，很有才华，而周堪又是萧望之的好友，石显自然视为异己，极力排斥。有回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返回匈奴，按当地习俗与单于饮血为盟并订立了汉与匈奴世世和好的盟约，石显却借题发挥谮毁张猛擅自行事，使张猛差点丢官送命。
有段时间，石显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想结交外戚，提出建议说：“冯皇妃的哥哥冯逡精明能干，应当在朝中参与机要。”元帝一听马上召见冯逡，没想到冯逡见了元帝屏退左右秘密地说石显专权自恣，要元帝注意提防，而此时元帝极为宠信石显，听了冯逡的话很不高兴，再也没提起提升冯逡官职的事。石显知道后就一直记在心里，有回御史大夫的职位出缺，满朝官员都推举冯逡的哥哥冯野王担任，元帝也觉得合适，就征求石显意见，石显说：“野王为人正直，才能出众，让他当御史大夫再好也没有了。只是，他是冯皇妃的亲哥哥，会不会有人说皇上任人唯亲呢？”这下元帝犯了踌躇，最终还是没有任命冯野王当御史大夫。
石显就是这样在不露声色中置人于死地，他既能取得儒生的信任、又能得到皇帝的重用，许多事情被他弄得真假难辨，有时连当事人都分不清对与错。他一生几乎没有受到大的挫折，家财累达一万万，元帝死后，汉成帝即位。成帝重用外戚，石显失宠，再也没有抬起头来，可是，多次对他的弹劾也找不到大的把柄，只好把他撵回家，红极一时的石显这下才想不通，在归乡的途中郁闷而死。综观其一生，他的害人艺术叫人有苦说不出、有冤无法诉；他的自保艺术却又是叫人抓不住、抓到也理不清。真正是做到了陷人有术与自保其身的天衣无缝。
性格豪放，志存高远
欲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因为只有鸿鹄大志在心中，所以言行举止大方洒脱，毫无拘泥、做作之态。他们不以俗世为重，也不随声附和。东晋的王羲之父子就是这种心怀大志之人。
王羲之是司徒王导的堂侄。王氏家族是当时的大族，有不少杰出的子弟。太尉郗鉴就想和王家结亲，为女儿选一个乘龙快婿。
一天他派门客去王导家去挑女婿。王导就带着郗鉴的门客来到东厢房一个一个地相他的子侄。在家的年轻人本来正在各干各的事，看到王导带着一个陌生人走进来，都好奇地看着陌生人。听说太尉的门客为太尉选女婿，又都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让门客观看，然后回答客人的问话。
这时郗鉴的门客发现有一个人和别人不一样，也毫不在乎客人的进来，似乎不知道选女婿的事，依然坐在东床上，敞着怀吃东西，一脸悠然自得的样子。
门客回去后，向郗鉴报告说：“王家的年轻人，个个都不错，不过听说我是来为您选女婿的，都变得矜持拘谨起来。只有一个人还在东床袒胸露乳而食，好像唯独他没听说您要选女婿似的。”
郗鉴听了高兴地说：“这个小伙子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东床袒腹的就是王羲之，于是，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王羲之步入仕途后，勤政爱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因不容于上司，便称病去职，立誓不再为官。从此，寄情山水，种果养鹅，捕鸟钓鱼，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给人写信说，其中的得意，是用言语表达不出来的。他59岁去世，朝廷赠衔金紫光禄大夫，但他早有遗嘱，不予接受。
人们称王羲之的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这也是他为人的写照。受其父的影响，他的小儿子王献之在少年时也已经负有盛名了。他颇具其父豪放的风度，志向高远，处世镇定从容。
王羲之与谢安是好友。又一次，王献之同哥哥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访谢安。见过礼，两位哥哥和谢安以及他们家的客人，侃侃而谈，但所说都是生活琐事，而王献之却只不过寒暄几句，然后便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听大家说话，不发表什么意见。
等王家三兄弟走后，客人们和谢安一起讨论他们的优劣高下。有说徽之谈吐随和，卓尔不群；有说操之举止大方，一表人才。谢安却认为年少的王献之最好。
客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谢安解释道：“吉人往往寡言少语，因为他说话很少，所以我知道他将来一定很有出息。”
王献之正是因为他的不以俗世为重和随声附和的品质，受到“神识沈敏”的谢安的肯定与赏识。
有一天晚上，王献之在卧室睡觉，忽然几个小偷撬锁流进了他的房间，王献之被惊醒后，却一直不吱声，看着小偷把他们家的东西都收拾干净。当小偷要溜走的时候，他才慢条斯理地对小偷说：“偷儿，那块青毡是我家祖传之物，你们可以把它留下吧。”
小偷不曾想主人竟会在暗中注视着他们整个偷窃行为，都吓了一大跳，丢下东西慌忙地逃走了。这件事很能显示出他的遇事不慌，沉着稳重的性格。假如他胆怯或者急躁，看见小偷就惊慌失措，那么不仅吓不退小偷，反而还可能会遭遇不幸。
在七八岁的时候，王献之就开始学习书法，他学得十分认真。有一次，他的父亲王羲之看见与他在写字，便悄悄地走到他背后，不让他发现。然后突然伸出手，猛地一下去抽他手中的笔，却未能夺走。王献之像一点也没有受到惊吓的样子，手里还拿着那支毛笔，回过头来，一看是他的父亲，便问有什么事。
王羲之看见自己的儿子能全神贯注的习字，笔力如此坚硬挺拔，处世如此镇定自如，不由得暗喜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有很大的名声。”
有一次，王献之拿着一支大笔在一面墙上写一丈见方的大字。人们见一个小孩居然写这么大的字，都十分惊奇，纷纷来观看，后来把王献之围在里面，水泄不通，王献之却不以为怪，依然旁若无人，一丝不苟的写字。王羲之见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把字写得很有气派，认为难能可贵。
还有一次，当时掌握了朝政大权的桓温请王献之书写扇面。一不小心，手中的笔落在了扇面上。如果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吓得不知所措。但王献之却仍然若无其事，只见他就在这块黑墨上描了几下，立时，一头栩栩如生的母牛出现在扇面上，再配上他的字，显得非常精妙。恒温见了，连声叫好。
佞臣受宠，忠臣蒙难
北宋末年，政治黑暗，国力日衰，与此同时，金朝却崛起于北方，日益强盛起来。金先是联宋灭辽。然后又大举南侵攻宋。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兵逼近开封，宋徽宗急忙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桓（钦宗），自己逃往南方。靖康元年秋，金兵又分东西两路南下，于十一月破开封。次年四月，撤军而去，带走了包括徽宗、钦宗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这就是着名的“靖康之耻”。北宋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同年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年号为建炎，这就是宋高宗。后来，高宗又定都临安（今杭州），偏安于南方，史称此时的宋朝为南宋。
北宋末和南宋初的朝中，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斗争。黄潜善身居宰辅同李纲、宗泽等人的主战主张相对，成为建炎年间投降派的主要代表。他为了推行其投降主张，排斥正直，嫉害忠良，竭尽卖国之能，终使原来的一点收复中原的希望化为泡影。
黄潜善设计罢逐李纲，正逢太学生陈东被高宗召见，闻知此事便请求高宗明鉴忠奸，罢免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并重申李纲的建议，力劝高宗驾幸汴梁，勿苟安东南，以恢复中原，迎还二帝。
陈东一向刚直不阿、嫉奸如仇，以国家兴衰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并敢于直言。他曾在宋徽宗宣和六年（1125），发动太学生联名上书，历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励之罪，请诛“六贼”，以谢天下。
靖康元年（1126）二月，李纲被罢尚书右丞之职，陈东再次联合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上书，要求惩奸除恶，恢复李纲的官职。当时有数十万军民响应他的呼吁，不期而聚，赶走了李邦彦，杀了内侍数十人。钦宗害怕事态闹大于己不利，无可奈何之下，恢回了李纲的官职，充为京城四壁守御史。陈东并不是那种不惜铤而走险，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所以上书之后便辞官还了乡。
宋高宗赵构称帝后，又召陈东来到皇帝行在，有启用之意，却正逢李纲罢相，于是发生了前文的那一幕。这可触怒了黄潜善，他深知把这样的人留在朝中，自己的一切主张都要受到左右，因而除之必速。他首先用言语激怒愚蠢的高宗，重提宣和、靖康旧事，并反复陈述如不立刻杀了陈东，恐怕以后朝廷有事他都要“煽动”民众伏阙上书，恐吓皇帝，高宗对黄潜善言听计从，把陈东和诋毁黄潜善的布衣欧阳澈的上书“独下潜善所”。黄潜善以此为由，瞒着执政诸官，指示府尹孟庚将二人杀掉，然后又故作姿态：当第二天府尹向他报告时，他竟微显怒色，指责府尹为什么不向自己告白便私自问斩。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反而欲盖弥彰，使人更加清楚地认识了他的狼子野心。这两个刚直进言的勇士之死，城中军民识与不识者皆痛哭失声，深感大家前程日益暗淡。
李纲被罢、陈东被斩，黄潜善的下一个目标便盯住了宗泽。宗泽也是主战派的中坚人物。他在元祐年间登进士第，曾担任过莱州掖县知县、登州通判。靖康元年，中丞陈庭等人曾举荐他做和议使赴金国，临行前曾受钦宗召见，他慷慨陈词，意气激昂，凛然之气震撼龙庭，然而钦宗却以为这种刚直不屈的人会妨碍议和，免去和议使，派遣到知磁州。
康王在河北任大元帅时，任宗泽与汪伯彦同为副帅。他率领三军，屡败金兵，又多次劝康王集天下兵民，同仇敌忾，打退金兵。这些主张给黄潜善等投降分子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汪伯彦先玩弄权术，设计将宗泽调离康王左右，使宗泽从此不得干预帅府的谋议之事，同时黄潜善来到赵构身边，任副元帅。二人狼狈为奸，开始携手共害宗泽。
宗泽一心报国，离开赵构，率兵转战开德、卫南一带。他身先士卒，勇冠三军，战场上捷报频传，金兵闻风丧胆。1127，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宗泽奔赴南京进见。这位久战沙场的老将军以为国终有主，中兴有日，激动得泪湿征袍。他满怀希望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大计，高宗一度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想把他留在南京，共商大计。然而，黄潜善却十分害怕宗泽留在皇帝身边，影响自己的“宏伟蓝图”，百般陷害、诬蔑宗泽，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任襄阳知府。然后划河为界，割蒲州、解州之地，以此向金国表明自己议和的诚意。宗泽眼见万世基业要败于小人之手，立刻上疏天子、言明利害，其耿耿忠怀，天地可鉴：“大宋是太祖、太宗南征北战，血染征袍建立的，陛下应兢兢业业，勤政保民，传之万世，怎么能匆匆忙忙议和割河东、河西，送蒲洲、解州呢？自从金人率兵来犯，朝廷不曾派一将、出一师，只听奸佞之臣朝进一言说什么求和，晚进一语讲什么结盟，终于致使二帝被俘，江山蒙耻。臣衷心希望陛下明察是非，罢黜奸党，中兴王室，再造家邦。如今您登基四十余日，臣不曾听说欲行大令，却只见刑部指挥，说什么不能把大赦文书下到河东、河北、蒲州、解州，这实在是夺天下忠义之气。臣虽年高驽怯，愿冒死率先，捐躯报国！”宗泽的一片肺腑之言，令高宗心有所动，但黄潜善赶快不失时机地弹劾宗泽，高宗又动摇了抗金的决心，免去宗泽襄阳知府，改知青州。
金人以派使者出使伪楚（张邦昌僭号楚）为名派奸细去汴梁，宗泽明察秋毫，识破金人诡计，指出此名为使，实来偷察军机，应拘押在籍，开刀问斩。黄潜善赶快上疏说若杀金使必惹怒金主，届时金人领兵责罪，后果不堪设想，应命宗泽火速把金使放还，再另置别馆，优待有加。
宗泽连上二十几道奏折，希望高宗还都开封。奏折经三省枢密院转呈，都为黄潜善扣住不发，并且每见宗泽奏折，都嘲笑他痴心妄想。另一方面，他加紧劝说高宗，终使高宗决定“巡幸东南”。
宗泽与李纲一样充分认识到义军在抗金斗争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时义军蜂起云涌，不下百万之众翘首以待破敌的官兵，因此他也力主高宗下旨招抚两河义军，共破敌军。他曾以逾花甲之高龄，单枪匹马去拥军七十万的王善义营中，劝服王善归附宋营，为国家立下赫赫功勋。他还派人招抚了杨进三十万之师，遣王彦的“八字军”渡河取关。他把这一无比巨大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以成中兴之业。黄潜善又一次从中作梗，他诬蔑义师是盗贼，诬蔑宗泽功高震主，还派亲信监视宗泽的行动。
宗泽有心报国，无路请缨，一腔热血兀自沸腾，终于忧愤成疾，背上长了毒疮，于建炎二年（1128）七月含恨离世。他无法忘怀九州未同，天分南北，去世前还连呼“过河！”
宗泽死后，黄潜善派勇而无谋的杜方代替其职，从此朝廷上下之要职都由他的爪牙担任，黄潜善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他的眼前仿若一马平川，由他任意驰骋。内侍邵成章上疏指责他误国自专，被他除名，编管南雄州；御史中丞说他卖国献宠，被他罢了官；因为许景衡不愿依附他为非作歹，将之贬死；侍御史马伸因弹劾他，被其贬为监濮州酒税，并死在上任途中。
建炎二年（1128）十月，他和汪伯彦分别作了左右相，两人“珠连璧合”地拍得高宗晕头转向，他对群臣说：“潜善做朕的左相，伯彦做臣的右相，我还为国事操什么心呢？”其实，当时国事绝非高枕无忧，相反却危机四伏。金兵南侵，中原失守，黄潜善毫无谋略可言，专权自恣，壅塞言路，掩耳盗铃，根本不作任何军事上的准备，反而对高宗隐瞒实情，但凡误国失地，一概匿而不报。直到第二年正月，金兵已入淮阳、取鼓城，二月下楚州、陷天长、趋兵扬州，高宗才如梦初醒，仓皇逃窜。当时，黄潜善正同汪伯彦率同列听浮图说法，忽听堂吏大呼：“皇上已经走了。”这才慌忙换袍披甲，驱马南逃，置城中百万民众于不顾。城内死者相籍，怨声冲天、司农卿黄锷来到江上，军士们一听姓黄便以为是黄潜善，一时挥刃蜂拥而至，没等黄锷辩解就砍下了他的人头。可怜的黄锷成了十恶不赦的黄潜善的替死鬼，而黄潜善却追上高宗，逃到杭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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