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结构主义

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20世纪以来广泛地用来分析人类及其文化现象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发源于当代语言学的各种成果，主要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索绪尔在他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划分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两种不同的研究语言方法，认为以前的语言学都是研究语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属于历时语言学; 只有这种研究还不够，还要研究作为系统的语言的性质，即语言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是如何作为一个系统而发挥作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靠参照现实获得的，而是依赖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与其它符号之间的差异。这就奠定了结构主义方法的基本特点： 不大注重因果说明，只是试图重建现实现象下面的深层结构体系。索绪尔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还发现，人类的其它现象也可以当作符号来研究，语言学不过是这种符号学的最高形式。这为结构主义在其它领域研究中的运用提供了依据。

结构主义在60年代的法国盛极一时，无论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还是在文化人类学等方面都得到了运用。由于大家说到的种种“结构”所获得的涵义已越来越不同，给规定结构主义的特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瑞士的皮亚杰还是在他的 《结构主义》一书中给结构总结了如下的共同点： 一个结构包括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三个特性; 结构应该是可以形式化的。

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人划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莫斯科——布拉格——巴黎，见布洛克曼 《结构主义》一书，但取得较大成果的还是在叙述学领域。结构主义叙述学主要有三类不同的内容，一类以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为目的。它认为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叙事作品，叙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象托多罗夫在他的《〈十日谈〉的语法》一书中就是企图通过对《十日谈》 里的具体故事的分析，概括出叙事作品“普遍的语法”的。他认为每个具体的叙事作品都体现出了这“普遍的语法”的一部分。按他的话说：“如果一个人懂得人物是名词、情节是动词的话，就会更好地理解叙述。”把叙事作品当作句子来分析，这在罗兰 ·巴特和杰内特那里也有。在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中，巴特说“叙事作品是一个大句子，如同凡是陈述句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小叙事作品的开始一样”。而杰内特在其《叙述方式》一书中更把《奥德赛》和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概括为这样两个陈述句在修辞上的扩充，一句是“奥德赛返回故里伊色卡”，另一句是“马赛尔成为大作家”，并且认为，这种假设使人们能够在分析叙述方式时利用语言学分类。这类对于文学的研究主张从两个可以细分的大层次对叙述作品进行研究： 一、故事(内容)，包括行动的逻辑和人物的“句法”; 二、话语，包括叙事作品的时间、体态、语式。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属于第一个层次的研究，他通过对100个俄国童话的分析，得出童话这种文学体裁只能有序列相同的31种功能 (故事中一个主要人物对情节发展有意义的行动)组成的同一结构。他并且归纳了童话的结构原则。格雷马斯发展了普罗普的成果，将叙事的规则更加抽象化。对话语层的研究，成就突出的是巴特和杰内特。巴特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又作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划分： 即功能层、行动层和叙述层。“这三个层次是按逐步结合的方式互相连接起来的： 一种功能只有当它在一个行动者的全部行动中占有地位才具有意义，行动者的全部行动也由于被叙述并成为话语的一部分才获得最后的意义，而话语则有自己的代码。”杰内特的《叙述方式》一书，本着叙述是其不同组成层次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叙述科学是要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指导原理，通过对语言学术语的引进，在透视叙述作品的时空结构，分析其叙述语言的“语气”、“省略”等方面得出不少有益的见解。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另一类内容是以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的假设为依据，象列维·斯特劳斯一样，努刀发掘出神话、童话中的无意识基础。如布多对法国17至19世纪的童话研究，认为童话世界是人类现实世界的颠倒，它用幻想和现实对立的结构，帮助儿童适应因为出身、性别、家庭中的长幼地位不同而带来的不公平的待遇。

第三类内容是就某种文学体裁内部的模式演变进行论述，力图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史柯尔斯甚至参照一定的社会背景来谈论欧洲小说模式的变迁。弗赖依《批评的解剖》亦类此。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将其视点集中在文学自身，基本上是以作品的语言形式为研究的本体的。它排除价值论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强调以科学的分析态度剖析作品的组合方式、空间结构、叙述语气、文体特点等等，对建立科学的文艺学体系有很大的贡献。但它也象索绪尔的“客观语言学”一样犯了一个这样的错误： 把文学当作纯客体来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实践性，即它也是一种人类交际的手段。这一点使得它在研究文学时不能注意到语言形式背后的活生生现实内容，在抽象结构的演绎中陷入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