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德国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
梅林出生于波美拉尼亚的一个普鲁士官僚家庭，他的童年受到普鲁士传统思想的强烈影响。1866—1870年，他离开家乡到莱比锡和柏林的大学里学习古典哲学。大学生活开阔了他的视野。他参加了团结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翰·雅可比和格维多·魏斯周围的小团体，并从1869到1875年在魏斯领导的《未来》半月刊和《天平》周刊从事记者工作。从此他摆脱了普鲁士封建官僚的传统，转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这期间，他曾和雅可比、魏斯等人一起，抗议普鲁士并吞阿尔萨斯—洛林。他还在《天平》周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驳斥普鲁士宫庭史学家特莱奇克对工人运动的攻击，以致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
从1877到1882年，梅林在政治上一度倒退，曾在《马格德堡报》上著文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站到了工人运动的对立面。
1882年以后，梅林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动政策的斗争中，日益确定地成为受迫害的工人运动的正直的辩护士。他在《威塞尔报》、《民主周刊》和《柏林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一贯反对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伦敦出版的、同恩格斯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9年3月21日称赞梅林领导的《柏林人民报》是“威武不屈的报纸，它说出了几十年来在德国没有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敢说的反对俾斯麦反动派的话”。与此同时，他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在《政治周刊》上的文章称马克思为“西欧革命中最重要的人物”，在《威塞尔报》撰文希望马克思能够完成他的《资本论》，并承认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1891年，梅林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刊《新时代》的政论作者。这样，他最终地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这时起到1919年逝世时止的29年的艰难岁月里，他忠心耿耿地为德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
梅林既是杰出的革命家，又是优秀的政论家，在他身上实际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他在《新时代》等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揭露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政策，它的虚假的立宪主义和专制制度的独裁统治，容克官僚机构和司法组织的专断妄为，以及军国主义的贪婪欲望;指出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政策的阶级基础是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同盟，鞭挞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实施这种反动政策中所起的可耻作用;热情地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从1902到1907年，他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的主编，在党内的大辩论中他赞成政治性的群众罢工，斥责议会迷。他同罗莎·卢森堡和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一道，把《莱比锡人民报》办成了德国最好的工人报纸，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灵魂。
由于梅林反对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坚定立场，他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攻击。1903年机会主义者在德累斯顿党代会上竟然利用梅林入党前的错误对梅林进行诽谤性的人身攻击。1913年梅林被考茨基等人排挤出《新时代》，被迫停止了给《新时代》的写作。但是，梅林不怕压力，不畏强暴，他以坚定和光明磊落的态度对付这种攻击。早在1893年7月28日，他在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过：“我在前半世对党所犯的错误，此后我向党作出10倍的补偿。”从1891到1903年，他创作了《莱辛传奇》、《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的战斗性的政论。因此对于机会主义者1903年在德累斯顿党代会上的人身攻击，他的回答是：“豺狼们可以吃掉我这个人，但是它们在我的著作上将折断牙。这些著作留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在那里，仇恨、偏见、诽谤是起不了作用的。”1913年，他同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创办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第一个独立的刊物《社会民主通讯》，这是对考茨基等人把梅林排挤出《新时代》的做法的有力回击。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梅林站在反对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政策的前列。1914年9月他在《前进报》上撰文反对批准战争拨款。1915年他同卢森堡共同创办了《国际》杂志，他在《国际》上谴责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以及考茨基、伯恩施坦和库诺夫的背叛。1916年他参与创立了斯巴达克派，他也是《斯巴达克书信》的作者之一。由于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活动，从1916年8月到12月，他遭到反动派的监禁。1917年3月他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他利用这个议会的讲坛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说，这是除卡·李卜克内西的演说之外，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期间，在一个德意志的议会中所作的又一个勇敢的演说。同年4月，他在《斗争》杂志上撰文揭露考茨基和库诺夫之流的理论家：“他们30年来或40年来背熟了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个逗点，……到了他们可以和应当象马克思那样行动的历史时刻，却只知道象尖声鸣叫的风信鸽那样旋转。”1918年12月，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星期，尽管身患重病，他仍然参加了建立德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他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中央领导人员。梅林这个时期的革命活动达到了他的生平事业的顶点。
梅林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反对德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包括德国在内)武装侵略中国，镇压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德帝国主义者竟然把这种强盗战争称作“教化和人道的战争”。梅林在《新时代》上撰文揭露说：“欧洲列强袭击中国不是为了文化或文明或诸如此类的美好事情，而只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瓜分后者这个地球上最大的销售市场。”他要求德国工人阶级拒绝这种侵略政策。
梅林支持俄国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时，他主持下的《莱比锡人民报》表达了德国工人对俄国这场革命的同情，并且要求德国工人阶级在必要时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可能发生的德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梅林是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批德国人中的一个。他在《莱比锡人民报》和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人》周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赞扬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6月13日，他根据斯巴达克派的许多同志的愿望，在苏维埃俄国的《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布尔什维克的《公开信》，声明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先锋队团结一致。
梅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哲学方面，梅林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反对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的口号是“回到康德去!”，企图以改善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为名，来歪曲马克思主义。梅林也尖锐地批驳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首先是
尼采的弱肉强食的思想，并且指出了尼采的哲学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他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为通俗化讲述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贡献。这篇著作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即：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扎根于社会生产之中，而阶级斗争是一切分裂为阶级的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任务是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他们的社会解放的唯一道路;国家、法律和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和艺术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他还深刻地批驳了特莱奇克的“伟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在文学评论方面，梅林在《莱辛传奇》以及席勒和海涅传记中，叙述和分析了德国的古典文学，从根本上区别了德国十八世纪古典文学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所谓“开明专制”，指出十八世纪的古典文学是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反映，而“开明专制”本质上仍然是封建容克的专制统治，从而打碎了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德国十八世纪古典文学的“助产士”的神话。他的文艺思想的根本点是：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重要领域，是有阶级性的。对于文学作品及其作者，只有从他们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他揭露所谓“纯艺术”的幻想，证明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某种方式带有倾向性。他反对种种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而主要分析和批判了当时影响很大的自然主义，指出它是企图挽救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映，它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但不是为了消灭这个社会，而是为了保存这个社会。由于它面对种种社会问题而无能为力，因而只能奴隶般地模仿自然。他在同自然主义流派的论争中，为文学艺术的真实性，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真实而深刻地描绘时代的重大题材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他认为：艺术家只有生活在人民之中，为人民而思索和创作，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特别是在史学方面，梅林创作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他创造性地应用唯物史观，论述了普鲁士的历史，第一个把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为全面研究的对象。他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
梅林的《莱辛传奇》不仅是全面和深刻地评论德国一位伟大作家的文学作品，而且是从各个方面论述普鲁士的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读物。恩格斯称赞它是恰当地应用唯物史观的“出色的作品”①。他的《耶拿和提尔西特》、《从提尔西特到泰洛根》、《从卡利斯到卡尔斯巴德》等作品可以看作是《莱辛传奇》的续篇。梅林在这些著作中揭示了普鲁士国家的本质是以封建农奴制为基础的容克地主的统治工具，证明了“在一打霍亨索伦选侯中，没有一个是照顾农民而反对容克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比他的前任使农民更深地屈服于容克的桎梏之下”，从而拆穿了所谓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会限制容克权力和保护农民不受容克粗暴蹂躏的谎言。这些著作驳斥了所谓弗里德里希大帝发动七年战争是为了保护莱茵河左岸不落入法国人手中的“爱国主义”的谎言和这场战争唤醒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神话，指出历史事实是：“弗里德里希在7年战争中宁可把他占有的莱茵地区交给法国人，把他占有的东普鲁士地区转交给俄国人，如果他由此而得到萨克森的话。”并且证明这是一场为了纯粹王朝利益而由雇佣兵进行的战争，它在德国人民中丝毫没有激起热情，相反唤起了厌恶的感情。梅林还指明了普鲁士国家的基本政策是夺取德意志的霸权，把普鲁士容克阶级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德意志，为此它不断地背叛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从而批驳了所谓普鲁士是“德意志统一的自古以来的先驱”的谎言。梅林的这些著作打碎了根深蒂固的关于普鲁士历史的神话，为德国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反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封建容克的有力武器。
梅林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德国工人运动史的内容丰富和设计完整的著作和文章：四卷本《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传记《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遗著的引言和注释以及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有关研究马克思和工人运动的许多重要论文。梅林在他的著作中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发扬革命传统，积极投身现实的革命斗争。
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卡尔·马克思》传中叙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诞生和发展。他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不仅把工人政党同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斗争结合起来，而且顾及到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根本特点，因此这部书展现了德国工人运动史的生动而真实的图景。列宁称它是论述德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著作”①。他的《卡尔·马克思》传生动地再现了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和第一国际中的巨大斗争和活动。这部传记尽管在叙述拉萨尔和巴枯宁以及他们同马克思的关系方面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正如克拉拉·蔡特金所赞美的，这部传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令人感激和深深尊敬的永恒纪念碑”。 它对于教育社会主义的年轻一代是不可缺少的。
梅林为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写的引言和注释，包含着许多十分有价值的有关德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资料。他在《新时代》和《实话》周刊上发表的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使德国无产阶级加深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开辟道路的作用，并激发他们对英雄的三月革命斗争的自豪感。
此外，梅林的《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史》是用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编写的、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广为传布的历史书。
梅林在研究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这个领域里他也犯了一系列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错误地评价拉萨尔和拉萨尔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历史作用。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著作中把机会主义者拉萨尔说成是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工人运动理论家，是“坚决的共产主义者”，往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面前为拉萨尔的错误进行辩护。他还低估了爱森纳赫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肯定了拉萨尔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原则和策略，从而掩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之间、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这样，他对德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时期做了不正确的叙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关于拉萨尔的神话。
梅林的这些错误同他的不朽功绩相比，是次要的。不论考茨基在梅林生前诬蔑他“敌视马克思”，还是格·卢卡西在梅林死后诽谤他是“拉萨尔分子”，都是抓住一点、无限夸大的恶劣手法。列宁指出：“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①列宁的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