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原姓勃朗施坦(Вронщтейн)，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首领，国际范围具有很大影响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
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俄历)生于南俄草原扬诺夫卡一个富农家庭，祖籍是犹太人。童年是在闭塞的乡间度过的。扬诺夫卡离邮局、铁路线都很远，离世界重大事件的策源地更远，惟有世界市场上谷物价格的涨落影响着他家的经济收入。乡间没有中学，1888年，他进敖德萨圣保罗实科学校读书。1896年转学尼古拉耶夫，读完七年制中学课程。据托洛茨基自称，1895年以前，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中学生，恩格斯逝世时，他连恩格斯的名字也未听说过。
1896年是托洛茨基政治生涯的开端。他在尼古拉耶夫读书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南俄工人同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1898年，由于“南俄工人同盟”案发，被沙皇政府逮捕，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东部4年。1900年，他在流放地开始为伊尔库茨克《东方评论》撰稿。1902年秋，从西伯利亚脱逃，护照上用的名字为托洛茨基，此后一直沿用这个名字。逃出流放地后，他在萨马拉参加了《火星报》组织，笔名“比罗”(意为“笔尖”)。后经苏黎世、维也纳、巴黎，于1902年底到伦敦，并在这里同流亡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列宁、普列汉诺夫、查苏里奇、马尔托夫等首次会面。1903年起，他列席《火星报》编辑部会议，无表决权。他曾经是一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一度被人称为“列宁的棍子”。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的身份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章时，托洛茨基属于孟什维克，他以列宁的党章第一条不足以防止机会主义，反而会使工人和知识分子“处在不平等的条件之下”为由，反对列宁的条文，赞同马尔托夫的条文。会后，他加入孟什维克的“少数派委员会”。1904年，他退出孟什维克。此后，他长期游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在各派之间任意飞来飞去”①。这是托洛茨基政治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于2月回国，在彼得堡活动。 5月迁居芬兰。10月全俄政治总罢工的高潮中，他重返彼得堡，与帕尔乌斯合编《俄罗斯报》，与孟什维克合办《开端报》，并参与彼得堡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的编辑和撰稿。这些活动使他获得较大的名声。12月，彼得堡原任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失被捕，托洛茨基被一度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失败后，反动势力加强，他再度被捕，判处终身流放。
在1905年革命期间，托洛茨基开始形成他独特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这些观点集中地体现在1906年他狱中所写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后来他对这些观点不断有所补充和论证，成为托洛茨基一生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托洛茨基后来把“不断革命论”，归结为“三个互相联系的思想”，即：第一，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第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第三，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托洛茨基指出当时俄国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解决土地问题，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在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唯一能领导革命的是无产阶级。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政权以后，一方面去完成历史赋予的民主革命的全部任务，另一方面又不能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限制，必须及时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他宣扬帕尔乌斯提出的“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的口号。根据托洛茨基的解释，所谓“工人政府”，是指革命胜利后不能同资产阶级瓜分政权，不是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分配给工人几个席位，而应由无产阶级在政权中执掌领导权。他进一步解释说，“人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政府说成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专政，甚至说成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但是问题仍然在于：谁在政府中掌握领导权，并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说到工人政府的时候，这个政府的领导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民主革命阶段的论述虽有一定的正确成分，但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则充满了极左的机会主义色彩。他完全否认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侵犯大私有制，而且要侵犯小私有制，因此，无产阶级必然会遇到来自农民的抵抗，同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遇到的这个矛盾是克服不了的。他进而认为，社会主义是在一国开始的，但不能在一国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内外矛盾必然随之增加，最后必然会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他认为，一国的革命不是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1907年2月，在押解赴流放地的途中，托洛茨基从别列佐沃又一次脱逃。此后，他在国外度过10年的流亡生活。最初侨居在芬兰，曾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分出席4月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统一)代表大会，并出席8月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同年10月，定居维也纳。从1908年10月至1912年5月，在维也纳创办俄文《真理报》，这份报纸持中派立场，企图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搞调和折中。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利用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领导人的赏识和支持，在他们的报刊《新时代》、《前进报》上不断发表文章，歪曲俄国党内斗争的真相，混淆国际工人的视听。为此，列宁严正声明：“如果托洛茨基向德国同志们说，他代表了‘整个党的倾向’，那我就要声明，托洛茨基只代表自己那一派，充其量也只不过享有召回派和取消派的某些信任。”①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②开除出党，此后，布尔什维克便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同年8月，托洛茨基纠集托派分子、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③和崩得④分子在维也纳举行代表会议，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八月联盟”。这个联盟的纲领不提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不提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和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实质上是一个隐蔽的取消主义的纲领。“八月联盟”是一个无原则的集团，其主要宗旨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1912年1月布拉格代表会议。它是一个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松散的政治团体。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这个联盟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八月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因而不久他本人也退出了该组织。1912年9月，应《基辅思想报》的约请，托洛茨基前往巴尔干担任军事记者。
在布拉格代表会议前后，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执。托洛茨基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篡夺者”，带来了“仇恨和分裂的祸种”。列宁严肃地予以驳斥，并指出，“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口头上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这就是派别活动”，托洛茨基就是“最坏的派别活动的残余”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以中派主义面貌出现，口头上承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但又认为战争是世界经济和民族国家的矛盾的产物，是民族国家的小框框容纳不下高速度发展的世界经济的结果。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战争本身，争取和平。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离开维也纳去瑞士，不久到达法国，在巴黎主办《我们的言论报》，这是一份带中派主义倾向的俄文报纸。
1915年9月，托洛茨基和列宁、考茨基等一起出席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并为会议起草反映中派观点的妥协性的总宣言。1916年9月，《我们的言论报》被法国政府查封，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途经西班牙前往美国。1916年底抵纽约，参加《新世界报》工作。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托洛茨基和其它流亡国外的革命者一样，感到十分欣喜。3月，携妻儿返国，途中被英国警方在加拿大战俘营扣留1个月，至5月才回到彼得格勒。
回国后，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加入区联派①。1917年夏天，区联派成员进一步向左转，声明同护国派分子断绝关系，主张“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赞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关于托洛茨基当时的政治态度，据托洛茨基自己声称：“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全是我的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方面是我不对，而且是根本不对。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高了。”七月事变中，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逮捕入狱。7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与区联派联合，托洛茨基被选为党中央委员。9月初，他获释出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0月，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负责十月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在指挥起义中作出了贡献。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担任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12月间，他作为苏俄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进行签订和约的谈判。1918年2月10日，德方提出最后通牒，托洛茨基不顾苏维埃政权的安危和列宁的正确主张，擅自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声明退出战争，全面复员军队。谈判宣告破裂，致使2月18日德军重新发动全线进攻，苏维埃政权面临极其危急的局面。俄共(布)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终于通过了列宁关于立即接受对德和约建议的决定。托洛茨基投弃权票。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托洛茨基既不同意列宁的正确主张，也不同于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和谈、鼓吹革命战争空谈的意见，坚持自己“不战不和”的主张。由于托洛茨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德军重新发动进攻，使得苏维埃俄国在损失更为惨重的条件下签订和约，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列宁的主张后，托洛茨基向列宁提出辞职。他说：“我的辞职对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政策上的急剧转变，从而使他们深信我们这次真要签订和遵守和约的决心”。列宁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理由”，同意他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他为军事人民委员，即陆海军人民委员，具体负责建设红军，指挥平定内外敌人的叛乱和武装干涉。
从1918年夏至1920年底的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陆海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经常乘坐一辆军用列车，到达前线，先后在东线、南线、西线指挥作战，并在短时期内负责交通运输的整顿和恢复。托洛茨基并没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在指挥中也有过不少失误，但在那个年代里，他同全党全国人民一起，对国内战争的胜利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0年11—12月间，托洛茨基挑起了一场关于工会问题的党内争论。他提出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和“劳动军事化”等错误主张，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工会的性质和任务，分散了党对当前迫切的经济恢复工作的注意力，助长了党内的派别活动。列宁严肃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由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对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赞成的，然而他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政权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他惶惶不安地宣称：“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了一个大地雷。”他把实行新经济政策后逐渐活跃起来的市场经济比喻为魔鬼，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货币，价值规律等一概视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求人们高度警惕和严加限制。显然，所有这些看法都带有“左”的错误倾向，是同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设想迥然不同的。
1922年起，列宁开始患病。1923年3月，列宁卧病不起，不能视事。同年秋天，托洛茨基挑起了一场新的党内争论。10月8日，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了反对所谓党政机关内的官僚主义问题，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斯大林。接着，10月15日，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46名负责干部上书中央政治局。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中，包含着许多武断的错误的说法。10月底，党中央召开会议，认为在目前党面临困难的时刻，应当避免全党的大辩论。会议号召全面发扬党内民主，批评了托洛茨基某些错误言行。会议决定不发表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也不公布党中央的决议。但托洛茨基没有罢休，从12月8日起，他以《新方针》为题先后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所谓“老近卫军蜕化”问题，影射老布尔什维克的蜕化，吹捧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托洛茨基《新方针》的发表，党中央被迫宣布开展“全党大辩论”。辩论结果，绝大多数党员谴责托洛茨基反对派，拥护党中央的路线。1924年1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作了争论的总结，指出托洛茨基“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这年秋天，党内又掀起一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大辩论。这场争论是由托洛茨基写的《论列宁》、《十月的教训》两本小册子引起的。在这些小册子中，托洛茨基在赞颂列宁的同时，吹嘘和标榜自己，贬低党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并且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期间的叛卖性行径作了揭露，还不指名地批评了其他一些党的领导人。此时，正当列宁逝世不久，谁来充当党的主要领袖人物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托洛茨基的两本小册子是一种信号，说明他怀有篡夺领导权的野心，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据此，围绕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问题，报纸上接连不断发表文章，声讨托洛茨基主义，保卫列宁主义。他本人则申辩否认，声称根本不存在什么“托洛茨基主义”。他说：“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在政治上早已消除了。”1925年1月，俄共(布)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托洛茨基的反党言行问题，全会决定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托洛茨基被解职以后，曾短期出任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工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管理委员会主席。
1925年底，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多数派围绕“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发生分歧。“新反对派”在较量失败以后，遂于1926年4、5月间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托季联盟的出现，预示着党内将有一场新的严重的斗争。
托季联盟提出了一条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相对立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其理论基础，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出发，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原先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无法克服广大农民即小私有者的反抗，无产阶级必然会同广大农民产生“敌对的冲突”、单靠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可见，在此期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已成为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思想武器，涣散、动摇着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成为一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错误理论。斯大林称这种理论是一种“‘不断’绝望的思想”，“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①
托洛茨基还从世界经济联系的角度“分析”说：“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么，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据此，他诬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观点。与此相适应，他主张首先取得胜利的国家根据国内外经济条件确定一个“最好的速度”，以便“准备未来的国际社会主义的民族因素”，并主张用“超工业化”等方法积累资金，即用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积聚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斯大林批判了托季联盟的一系列荒谬论调，从理论上区分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最终胜利”的界限，论证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托季联盟在理论上带有明显的极左性质，在组织上搞派别活动，分裂党的队伍。托季反对派不断挑起争论，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不但从理论上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多次警告反对派首领放弃派别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等人时而气势汹汹，时而偃旗息鼓，斗争时起时伏。1926年10月16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6人发表声明，承认他们“多次采取了违犯党纪，超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范围而走上派别活动道路的步骤”。
1927年5月以后，托季联盟又接连提出《八十四人宣言》、《十五人政纲》、《反对派政纲》以及准备提交党的十五大的反对派提纲，从而使党内斗争再度紧张起来。鉴于托季联盟提出一系列不同政见，联共(布)中央决定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两个月开展全党大辩论。辩论结果是，全党99%的党员赞成党中央的路线，支持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在这种形势下，托季联盟竟将党内争论诉诸街头。192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托季联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组织反党的街头示威，企图用街头示威来挽回党内争论中的败局。这就使斗争越出了党内斗争的范围。1927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
1928年1月，托洛茨基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押送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流放期间，托洛茨基继续从事反党政治活动。 6月，他撰写《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提交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受到大会的驳斥和拒绝。在此期间，托洛茨基同国内外托派分子维持着广泛的书信联系。
1929年1月，苏联政府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国。2月，抵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侨居在马尔马拉海的普林吉坡岛。1929年7月，主编出版《反对派通报》。1932年2月，托洛茨基被剥夺苏联公民权，开除苏联国籍。1929年至1932年间，他写完《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等书。1933年7月，移居法国，《反对派通报》改在巴黎出版，并开始酝酿建立“第四国际”。1935年6月，移居挪威。
1937年1月托洛茨基定居墨西哥城郊科亚坎。1938年9月，“第四国际”(全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巴黎正式宣告成立，大会通过了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的《过渡纲领》(全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是一个国际托派组织，它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号，妄图分裂各国共产党，进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该组织成员极其复杂，内部派系之间矛盾重重。1939年6月，托洛茨基撰文纪念《反对派通报》创刊十周年。1940年2月，托洛茨基因患高血压立下遗嘱。5月，“第四国际”召开紧急大会，通过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科亚坎住所被一个名叫莫尔纳尔的人行刺，8月21日因伤重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