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8月，艾哈迈德出生在苏丹栋古拉省拉巴卜岛。他的父亲阿卜杜拉，是一个贫苦的造船工。他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造船工家庭的生活是不安定的。哪里林木茂盛，哪里需要造船，艾哈迈德一家就往哪里搬迁。如此年复一年，他们全家的足迹遍及尼罗河中游两岸。艾哈迈德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种不断搬迁，飘泊不定的生涯中度过的。这使他从小尝到劳苦大众的苦难艰辛，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
艾哈迈德在青年时期就胸怀大志。他的三个兄弟先后继承父业，以造船为生。唯独他有志于神学的研究，立志要复兴“纯洁”的原始伊斯兰教义，革除种种宗教恶习和社会弊病。据说他在伊斯兰教学校就读时，不吃教长供给的饭食。他认为教长领取的政府津贴，是从穷苦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他严格遵循古兰经的教义，洁身苦修，敢于藐视和反对宗教权贵对古兰经妄加解释。他拜苏菲教派著名教长穆罕默德·沙里夫为师以后，并不因沙里夫在宗教界德高望重，而对他失之检点的奢侈铺张生活保持缄默。相反，他公开表示异议，当面进行规劝。结果触怒了师长，被革出苏菲派的教门。但他这一举止受到了许多同辈人的赞赏。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艾哈迈德修完了神学课业，取得了教士身份，被派往全国各地从事传教活动。他得以深入民间，广泛接触下层劳苦群众。当时，苏丹处在土耳其一埃及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下，苏丹人民和埃及人民一样，苦于封建官吏、地主贵族和宗教僧侣的剥削压迫。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英国等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埃及逐渐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变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埃及的赫迪夫实际上成了英国的傀儡。受埃及管辖的苏丹，也被视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
艾哈迈德在传教活动中，耳闻目睹广大农牧民和手工业者因官府和教会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被搜刮得一无所有，不少人家落荒逃难、卖儿鬻女;而在喀土穆等城镇里的欧洲人和本地富商，以及一小撮封建官吏和宗教权贵，却过着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这种鲜明的对照激起艾哈迈德的忿愤不平，坚定了他改革这个充满劣政恶习的世道，铲除人间不公平现象的决心。1877和1878年，达尔富尔省和加扎勒河省的农牧民自发举行武装暴动，艾哈迈德感受到在广大劳苦群众中蕴藏着的力量。
从此，他在宣讲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时，有意识地赋予现实内容，把他所见所闻的外国剥削者、富豪和权贵贪婪残暴、欺压百姓的恶行一一加以揭露。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他大力宣传原始伊斯兰教义的平等原则， 主张“把古兰经和先知的圣训作为社会的指导原则”。这个主张的提出显然是针对任意解释古兰经，来为自己的反动统治辩护的统治阶级。
在完全伊斯兰化的苏丹，政治、法律和教育等同神学融为一体，神学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司掌神学的教会自然成为封建统治的支柱。要对封建世俗社会的弊病实行哪怕是微小的改革都必然地要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①在苏丹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艾哈迈德，也举起宗教的旗帜，以复兴早期伊斯兰教的教义为号召。后来，他还借用在穆斯林中流传的关于“马赫迪”(救世主)降世以推行公正和平等的传说，宣称他自己就是“众所期待的马赫迪”，从而鼓舞和组织劳苦群众起来反对压迫他们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邪恶势力。
1881年6月间，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准备，艾哈迈德在阿巴岛公开竖起起义的大旗。在起义宣言中，他谴责赫底威专制政府对百姓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号召广大农牧民和手工业者抗捐抗税，号召各个社会阶层参加起义，杀掉那些“异教徒”(外国殖民者)和“叛教者”(反动官吏)，推翻“叛教”的专制政府。宣言中宣布，要在世上建立“普遍平等、处处公正的美好社会”。艾哈迈德还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宁拼千条命，不缴一文税”。
苏丹反动当局得知马赫迪在阿巴岛发动起义的消息，急忙派出200多名讨伐队前往镇压。沉着机智的马赫迪当即指挥一支由农民、渔民和小手工业者300多人组成的队伍，对讨伐队出其不意给予迎头痛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丢下100多具尸体狼狈逃去。阿巴岛一仗揭开了全国武装起义的序幕。
马赫迪富有军事才能。他从发动起义的那天起，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领导武装斗争方面。阿巴岛首战告捷后，为了避免在起义力量不足时，过早地与反动当局的强大武装交锋，马赫迪果断地率领起义队伍向西部的卡迪尔山区转移，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卡迪尔山区位于科尔多凡省境内，地势险要，群众基础也好。因为这个地区有相当多的居民是从东部或尼罗河三角地带逃荒来的农民。马赫迪姻亲所属的强大的巴卡拉部族就居住在科尔多凡省。据有关材料记载，在发动起义之前，马赫迪曾两次到过这一带，考察地形民情。事后证明，起义军在这里，既可以深入发动该省及其毗邻地区的部族群众，壮大起义队伍，又能凭据险要地势，成功地抵御政府讨伐军接二连三的围剿。起义军壮大后，从卡迪尔根据地出击，攻城克池，把武装斗争推向全国。
从建立卡迪尔根据地到1882年年底这一段时间内，起义军人数发展到几万人，但武器装备和战斗力还很差。马赫迪在军事上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对前来围剿的政府讨伐军，避实就虚，依靠广大山区人民和充分利用山区崎岖的地形，四处骚扰、袭击敌军，使敌人疲于奔命，乘机击溃之。他还加强军事训练，不断提高起义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并广泛开展宣传工作，派密使到全国各地发动群众，争取一些中上层人士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斗争。
1882年末，在起义军完成了进攻的准备以后，马赫迪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向西南地区的重镇，科尔多凡省会乌拜伊德发动攻击。乌拜伊德是苏丹第二大城市，也是科尔多凡省政治、经济的中心。攻占这个城市，意味着在实际上控制全省，会对苏丹其他地区发生重大影响。1883年初，起义军攻占乌拜伊德。该城守军，除少数罪恶昭著者外，都受到了宽大待遇。其中3千多士兵被编入了起义军队伍。攻克乌拜伊德，以及马赫迪对敌军官兵采取宽大政策，加速了敌军的分化瓦解，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武装斗争的发展。
英国殖民当局和赫迪夫政府，为了重新夺回乌拜伊德，剿灭起义军，调集了一支装备精良，包括步、骑兵和炮兵在内共1万2千人的远征军，由英国军官希克斯上校统率，向科尔多凡省进发。马赫迪和他的将领们分析了敌情，决定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对运动之敌施以突然袭击，来消灭这支远征军。1883年11月5日，在马赫迪的指挥下，起义军把希克斯远征军诱至乌拜伊德以南的希甘，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一举歼灭了这支敌军。希克斯被当场打死。希甘战役的胜利，使起义军在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方面超过了敌军，促进了社会各个阶层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赫迪夫专制政府的联合阵线的形成。
1884年初，全国出现了武装斗争的高潮。马赫迪为了早日夺取全国的胜利，开始考虑攻占首都喀土穆的计划。喀土穆城池坚固，防守严密，城周围鹿砦遍布，壕沟纵横。马赫迪和将领们经过周密研讨后，制定了一个长期围困，最后攻城的方案。1884年5月，他们先出兵占领喀土穆以北的战略要地柏伯尔，切断了由柏伯尔通往红海港口萨瓦金的交通干线，使英埃联军不能从海路通过这条干线前来救援喀土穆等城镇的敌军。接着又陆续调动部队集结在喀土穆城南和东南一带，完成了对喀土穆的包围，为攻克首都准备了条件。
面对马赫迪武装起义迅猛发展的形势，英国政府深知使用武力镇压已经无济于事。它不甘心失去苏丹这个重要的势力范围，决定改变策略，拟定了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公开宣布要从苏丹撤走全部英埃驻防军，企图以此平息苏丹人民的不满;二是暗中进行分而治之的活动，即把苏丹南部并入英占东非殖民地， 在北部和中部建立英国政府“保护下的独立政府”。英国政府还决定委派“苏丹通”戈登前去执行这个事关英国利益的重大使命。
戈登参与过镇压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74年曾任苏丹赤道省省长。1884年初他踌躇满志重返苏丹，一方面施展种种阴谋手段，拉拢地主分子、氏族贵族和教长，成立“地方自治政府”，借以瓦解和破坏苏丹各阶层已经形成的联合阵线。一方面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马赫迪和他的将领们。这一年的2月中旬，戈登给马赫迪写了一封信，允诺委任他为科尔多凡省的苏丹，表示要与马赫迪化干戈为玉帛，共谋苏丹的和平与安定。随信还送了一份官方委任状和一套华贵的长袍。戈登此举所包藏的祸心，马赫迪洞若观火。他在亲笔复信中，严词痛斥戈登的伪善言词和卑鄙行径，要求戈登交出喀土穆，向起义军投降。马赫迪还派人给戈登捎去一件“苦修僧”的长袍，要他弃恶从善，改宗穆斯林。尽管戈登诡计多端，但在马赫迪的斗争下，他的种种阴谋一一宣告破产。同年年底，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和苏丹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苏丹人民革命铁拳的打击下，终于变成了齑粉。
1885年1月26日，在马赫迪亲自部署和指挥下，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攻占喀土穆城。至此，除赤道省和萨瓦金等少数地区外，苏丹摆脱了英埃的控制，成为独立的马赫迪国家。
马赫迪在领导武装斗争的4年里，表现了治国理财方面的才干。早在卡迪尔时期，马赫迪就制定了财政、税收、生产和外贸等各项政策，支持武装斗争。其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设立了“比特马勒”即中央金库，来管理起义军民的全部经济生活。“比特马勒”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战利品，其次是没收官吏、贵族地主和犯罪者的房屋、土地等财产;提取贩卖象牙、奴隶等国家专卖事业的利润，以及居民按伊斯兰教“圣律”规定交纳的少量税额。马赫迪根据原始伊斯兰教义关于公正与平等的原则，多次下达命令并阐明，中央金库的财富归整个社会所公有，起义队伍上自最高将领，下至普通战士，都是平均分配。他宣布，任何个人不得盗用公有财富，违者严加惩罚。马赫迪还鼓励农牧民，努力发展粮食作物，发展棉花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以满足起义队伍的需要。
马赫迪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措施，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这正是马赫迪及其领导的武装起义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①
马赫迪攻占喀土穆之后，继续推进武装斗争，以期完成全苏丹的独立和统一大业，开始着手建设新生的马赫迪国家。就在这个重要时刻，马赫迪竟于1885年6月在恩图曼不幸病逝。遵照他留下的遗嘱，他的未竟事业，由他最亲密的助手阿卜杜拉希继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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