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勋初先生是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的文史学家。《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曾分为二十讲在我刊“名家治学”栏目连载三年有余，引起了全国各大高校文科专业师生的关注，受到广泛好评。是为周先生一生研治古代文学的经验回顾与总结，兼具人生历程与生命感悟，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为一炉，极具个人特色。本书出版后，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即组织门下诸生（包括其本人）研读学习，就书中各篇章联系实际、交流体会，此文便由讨论记录而成。
去年九月，凤凰出版社将周勋初先生连载于《古典文学知识》上的有关治学经验的文字结集出版，对于学术后辈，尤其是年轻学子是一个重要的福音。三十年前，在我随千帆师、勋初师读书的时候，很留意从老师的著作中体会其治学特色，并随时反省自身。记得我第一部书《禅与诗学》出版后，复旦大学的陈允吉先生曾有夸奖之辞，其中之一是认为书中流露出来的研究路数颇有勋初师的特色。虽然我很感谢陈先生的这番褒勉，实际上是愧不敢当的。勋初师治学的基本特色是“文史结合”，所以规模宏大，见解通达，常常能够从一般人意想不到处着眼，而结论却餍服人心。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学术境界。学术研究忌讳平庸，所以有人往往追求出奇制胜，而一味“好奇务新”的结果，却又难免钻牛角尖，只成好行小慧的暖姝小夫。没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就难以做到见解通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通达见解，往往不求异人而自异于人。本书文字樸实，皆深造有得之言，既传承了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又有时代特色。随便挑一篇来说，如《综合研究锐意开拓》，结合《九歌》和李白研究谈其治学经验。三十年前我做博士生的时候，曾听勋初师谈起他的“得意之作”，著作就是《九歌新考》，论文则有《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和《文赋写作年代新探》。《九歌新考》的写作，当然离不开胡小石先生的指导，勋初师归纳为三点：一是开阔视野；二是理论启发；三是材料甄别。我以为这是互有关联的非常重要的“金针”。开阔视野就会广泛阅读，除了专业文献外，也会包括现代的各种理论和海外学人的论著。理论著作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给人启示，也能够锻炼自己的思维。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这必然会涉及很多方面的材料，而材料的价值是有“等级”的。无视或忽视这一点，一些看起来有理论、有材料的论著，就未必能“餍服人心”。在一些海外汉学家的著作中，这一弊端尤为突出。年轻学者喜读海外新书，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如何在吸取其长处的同时保持批判的距离，勋初师体会到的中国学术研究的三根“金针”，就很值得大家回味。去年早些时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勋初师的一部自选集《锺山愚公拾金行踪》，略分四辑，即先秦两汉文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唐代文史研究、宋代至当代文史研究，大致可以窥见其治学规模。就个人而言，这样的治学规模虽然很难超越甚至很难企及，但从他的治学经验中，总能够使后学就其性之所近，效仿从游，逐步攀登，在学术上取得各自的成就。所以，我就聚集门下生共读此书，以下就是其中几位的若干学习体会。
周游（博士生三年级）：周先生这本谈治学经验的书内容翔实，对我们这些尚在学术道路上探索门径的年轻人来说颇具启发性。加之文风质朴畅达，阅读它让我感到轻松而愉快。在阅读过程中我有一个关于“泛读”问题的想法，表之如下。
周先生在《长期积累一朝奏功——我为什么能看上〈文选集注〉〈册府元龟〉这两本冷门书》一文的结尾处说：“一个人在读书时，也不能太急功好利，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云云，流毒甚深。吾等平时还是应该多多泛读，犹如蜘蛛结网，网张得越大，猎获食物的可能性就越多；若有个别些小生物闯入，也可粘住。我平时一直喜欢泛读，有些知识，一时看来用不上，但到机会来临，也就发挥了作用。”（第137页）
泛读确实在我们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要，但结合到我们具体的情况，在读博期间每个人都要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一篇博士论文，时间还是很紧迫的。当面对这样的具体任务时，我们必须得集中精力去阅读与论文有关的书，这时虽无法像周先生那样“长期积累”，但我认为泛读仍然是必须的。因为当我们选择与论文有关的书时目的性很明确，所以选择的书往往是有直接联系的。我们很容易忽略很多有间接联系或者从表面上看不出联系的材料。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过去我研究钱大昕的诗歌，会从钱大昕的诗文集出发，将其中与他有联系的人找出来，分别去考察，这样可以做出一个以钱大昕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网络。但是也同时会遗漏很多钱大昕自己没有提到的人。事实上每个人收入自己文集中的文字都是有所考虑的，钱大昕的一些教导后辈的论学文字未必是他觉得需要留在自己集中传世的，但对于我们研究他的思想却非常重要。这时候我们只有采取扩大范围的泛读才能更好地搜集资料。
又如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钱谦益的苏轼文章观的论文，因为我过去看过吉川幸次郎谈钱谦益文学观的文字，便打算看看他有没有其他关于钱谦益的研究，于是通过目录锁定了带有“钱谦益”字样的文章。但我又留意到其中还有一篇谈苏轼与佛教的文章，这篇看上去与钱谦益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还是留心去看了，结果发现整篇文章都是在探讨钱谦益的《读苏长公文》，与我自己论文的主题非常贴切。但这样的文章如果我只在目录中寻找“钱谦益”就不会发现。
我说的这种泛读其实还是有目的的泛读，还不完全同于周先生那种放在更长时间段的积累，但对于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来说，适当地放宽阅读范围，寻找看似没有直接联系的资料，有时候会有神奇的发现。而且抛开直接联系的泛读也会培养我们改变固有的思维方式，因为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二者有直接联系，并非二者存在明显的客观联系，而是我们的惯性思维很容易让我们把二者联系起来了。
付佳奥（博士生二年级）：周勋初先生的治学经验谈一共二十篇，每一篇都凝聚着周先生的治学经验和人生智慧，启示后学，善莫大焉。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当属《滚动前进集束效应——怎样让读者不断加深印象》这一篇。
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形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境：“以往作战时，防守阵地上的设施，毕竟条件简陋，你只要投下一颗炸弹，就可轰出一个缺口；今日不然，阵地上满是犬牙交错极为牢固的障碍物，那你就得投出集束炸弹，才能轰开一个缺口，让你快步登上去。”
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名利场中先据要路津，而是“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发挥最大效益”，勇攀学术的高峰。
在前人坚固的防守阵地上，如何投出集束炸弹呢？周先生提出了“滚动前进”的方法。滚动前进，意味着不仅要温故知新、积累问题，还要沿着一个方向、一个缺口不断深入地开拓。在“文化大革命”中，周先生因缘际会参与《韩非子》的校注工作之中，在注释的同时也记下自己读书思考所得，再将脑海中的各种知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若干中心，充实为小论文，写成《韩非子札记》。这就使他对《韩非子》的研究更进一步，《札记》与《校注》相互辉映，再加上随后的小书《韩非》，一气呵成，不断深入也不断收获。与周先生当日的研究条件和政治氛围相比，我们现在已有了极大的改善，如果也能保持这种热情，沿着自己的方向滚动前进，及时总结，一定可以有所成就。但是，如果思想不集中、为各种牵绊而终止了此前的研究，也就不能攻坚破阵，无法在一个问题上有大的突破。
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如何做到“滚动前进”呢？周先生在另外的几篇文章中指出，不仅要靠深入发掘，还要触类旁通。这常常为我们所忽视，而又确乎属于现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学子的一种优势。与接受过系统、严格的经史、小学教育的晚清、民国学者不同，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学子要学习的内容更杂，小、初、高的教学也偏向应试，所以在传统学问的基础方面远远不如前人。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因为接触的知识面广，所以思维比较跳跃，反过来也是一种积极因素。周先生的李白研究就融入了自己对民俗学的了解，这种了解又与他研究《九歌》问题息息相关。程千帆先生解释韩愈“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惟见李”这句向称难解的诗，利用了光学上的知识，得到了坚实可信的结论，也是触类旁通的一种方式，如果目光局囿在固有的学科鸿沟中，就无法做到。
周先生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要做到滚动前进、集束效应，还需要长期积累，勤于思考，这样才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把握别人把握不住的机会。现在的阵地虽然牢固，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后学不能畏难，应集中精力，打出一片自己的阵地。
伏煦（博士生二年级）：我们学古代文史的研究生，除了基本典籍和学术著作之外，也不时会读前辈学者的回忆录或者治学经验。程千帆先生的《桑榆忆往》曾经赋予我沉重的使命感，字里行间充满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如果说读《桑榆忆往》是经历了一场庄严的宣誓，那么《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则给我带来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周先生朴实亲切的文字，把艰辛的学术生涯，叙写得如同日常生活一般。这组连载于《古典文学知识》的治学经验谈一共20篇，涉及面广泛且绝不凿空立论，故弄玄虚，以讲述人生经历的方式启发读者后辈。周先生出生于1929年，完全是在现代教育制度下接受的学术训练，与清代民国学者普遍拥有家学渊源或者从童蒙时代开始打下经史小学基础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经验更可能作为我們这代人在文史学术道路上发展的示范。
《乘势发展及时总结——漫谈机遇问题》一篇，名为“机遇问题”，实则是谈学术积累的过程。周先生闯入唐代文史研究领域，有着“文革”这一特殊时代背景，看似偶然。然而，进入一个领域，不断积累知识，做出成绩，却有其内在理路。周先生如何从《高适年谱》这一个案研究入手，后来在唐诗、唐人笔记小说的整理与研究上取得了辉煌成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以编写《高适年谱》为契机，周先生全面掌握了唐代文史研究的基本文献，包括《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代笔记小说、“唐人选唐诗”、后世的诗话，甚至典章制度、地理志与墓志等材料，也一一了解。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周先生称之为“无功利可言”的“地下工作”，仅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反观我们现在为学制期限和种种指标所催迫，勤奋读书当然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却往往没有那么高效。
正是因为周先生“凡事从根本做起”，这一阶段的积累为今后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傅璇琮先生从《高适年谱》中了解到周先生对唐代笔记小说的熟悉程度，才热情邀请周先生参与《唐语林》的整理。《唐语林》征引的文献众多，来源复杂，周先生在《唐语林校注》之后附《援据原书提要》供读者参考，后形成《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一书。在厘清文献本身的基础上，周先生不满足于零碎的考证，逐渐整理出许多个案研究，汇集成《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一书，其中不仅有细致入微的考证，亦有宏观的研究。体现了周先生在批评、理论和文史结合等多方面的造诣，同时也为《唐人轶事汇编》打下了基础。借着做《韩非子校注》去北京查书的机会，周先生查阅了几种明清刊本的高适别集与季振宜《唐诗》钞本等相关文献，深入研究《全唐诗》的成书过程，亦为整理《全唐五代诗》打下了基础。
纵观周先生唐代文史的研究历程，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长线积累，反思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也要从一个具体问题出发，尝试掌握多方面的基本典籍和文献，不能眼光局促，就事论事；另一方面就是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的学术规划，从推出精彩的个案研究开始，让学界认可自己的成绩，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知识的积累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我们年轻学子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读了很多书，为什么找不到问题，写不出论文？在《触类旁通深入发掘——如何做到读书得间》一篇中，周先生也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如果说“深入发掘”是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之内，凭仗的是功力，那么“触类旁通”的着力之点往往体现在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相互激发，凭仗的是颖悟。这跟周先生从大学时代养成的“泛读”习惯颇有关系，体现在他的楚辞研究和李白研究之中，就是民俗学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知识，使得研究具有了突破性，具有知识体系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的研究者无法企及的气象。这种多角度审视研究对象，能在常人意想不到之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是优秀的学者所具备的素质；一个学者的得意之笔，也常常是这些联想丰富、体现出个人才性与特色的论著。一个人是否有这方面的资质，或许天赋很重要，但周先生告诉我们，在扩展知识体系方面做出努力，也是必经之路。
现今的科研评价体制逼迫我们在短时间内拿出更多的成果，很多短平快的选题和研究方式应运而生，然而现在的政治环境与物质生活，毕竟与周先生所处的时代已有天壤之别，尤其是资料的获取、经费的来源和同行之间的交流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我常常会想，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吗？如周先生一样，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多方面取得杰出成绩的学者，会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出现吗？周先生六十余年的治学经验，在知识的积累、灵感的激发、研究的规划、资源的利用等多方面，为我们青年学子指点了成为一位优秀的文史研究者的路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来讲，环境是重要的因素但未必是决定性的，找到适合个人才性的发展方向，并且以正确的方法为之努力，也许才是成功的根本办法。
冯晓玉（博士生一年级）：自进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以来，我便陆续拜读了周先生的许多著作与文章。先生治学领域十分广阔，从先秦到当代，视界博大弘通，行文精审畅达，无一不使我心折。而我有幸在治学方法方面蒙受先生的教益，则源于2004年出版的《师门问学录》，周先生博学睿智、亲切儒雅的师长风范，和余历雄敏于思考、勤于发问的向学态度，使我反躬自省，获益甚多。2016年《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的出版，令我有机会更加全面地了解周先生研治古典文学的心路历程，并引发了我对目下古代文学专业学生学习与研究情况的思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与“思”二者不可偏废，只学不思，会迷茫无知，不得其解；“思”离开“学”，则眼高手低，流于空想。王船山曾把学思割裂的人称为“敏断之士”和“纯固之士”，前者自恃聪明，但根柢不深，后者埋头苦学，却不知变通。可见，只有学思并进，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当下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多“学”有余而“思”不足，读书很多，却疏于思考，缺乏新见。正如周先生在《触类旁通深入发掘——如何做到读书得间》一文中所说：“有的学生非常用功，读的书多，记的也多，这种学生也容易博得好评，只是学术水平的高下主要看创造力如何，这些学生往往是勤劳有余、天分不足，最后被人贬为‘书篓子’‘两脚书橱’，这是很可惜的。”联系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多平庸肤泛、因袭雷同，而少独辟蹊径、推陈出新的现象，不难看出，这与多数学生未能学思并进有关，因此只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缺少精辟的识断和独到的见地。
《治学经验谈》中提到，张锦池教授针对学生上课提不出问题，讨论时不发言的情况，曾向周先生寻求解决办法。周先生提倡通过阅读文章步步深入，发掘学生的悟性，培养其思辨能力。周先生的建议可谓切中肯綮，因为近人名家论著水平很高，后辈学者通过反复琢磨，由此及彼，体会前人的研究路数，并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相关研究成果，会提出与前人不同的新鲜观点。譬如陈寅恪从典章制度、民族宗教等角度分析魏晋南北朝史，翻开了学术史上的新篇章。田余庆则从流民集团着手，重新审视了郗氏、庾氏等家族，又得出许多新结论。周先生本人从事李白研究，亦受陈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影响颇大，而又能跳出陈氏的结论，寻求新的解释。因此周先生说：“学术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须对前人著述玩味有得，从中发现可以再作开拓的着力之点，也就可以取得新的成就。”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周先生就为研究生讲授“近代学术治学方法研究”课程，挑选王国维、陈寅恪的文章加以分析，说明这些文章是如何写成的，何以取得成功，在写法上又有何特点。周先生令学生参照陈寅恪《读〈秦妇吟〉》做一篇《柳珵〈刘幽求传〉笺证》的读书报告，发现他们做得很好，说明在对文章进行条分缕析之后，能够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从而作出包含个人学术心得的高水平论文。
以具体的学术研究为例，周先生在《寻根究底务求真实——〈文心雕龙〉的研究感言》一文中，指出不少“龙学”研究大家因不通史学，而对刘勰《文心雕龙·熔裁》篇中“谢艾王济，西河文士”的“西河”二字造成误解，周先生称：“近代的专家专攻文学，遇到复杂一些的文史问题，就得靠查各种辞书来解决了。对一件事、一个典故，不能了解其前因后果，说不清楚其产生的背景，必然会产生混乱。”因此，只有出入文史，文史结合，才能触类旁通，尽量避免错讹。这一治学方法可以从陈寅恪先生的论著中找到影子。如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一文中，陈先生对“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句中的“朔方健儿”提出异议，认为沈德潜、钱谦益、浦起龙、仇兆鳌诸人把“朔方健儿”释为哥舒翰率领镇守潼关的军队是错误的，并引新旧《唐书》等历史文献考证得出“朔方健儿”实指“同罗部落”。“朔方健儿”这一问题是陈寅恪先生在家中教女儿读书时发现的，陈寅恪先生是治史大家，能够在平常的诵读中即有所发现，而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本身就对史料的掌握有限，对于清代包括近代一些知名学者的论述往往“尽信”之，而少有质疑。但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只有在阅读中从不同的角度积极思考，才能有所创辟，有所斩获。
古人云：“学思并进而有功。”周先生黾勉刻苦、勤耕不辍的治学态度，和博采众长、不拘格套的学术追求，正是学思相资而遂至其奥的典范。因此周先生的论著不仅卓然树立于学界，亦足以嘉惠后学。我想，不管是直接师从，还是间接受教过周先生的学生，都会感受到他的勤苦与洞达，并依照这样的路继续走下去。
徐亦然（硕士生三年级）：老师刚才提到周先生言及《九歌新考》时，特别地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最近我也在读这本书，想谈一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九歌新考》中，周先生所说的重视理论，主要体现在对宗教学和民俗学视角的运用。比如探讨《九歌》中祭祀的性质，周先生即从原始宗教的地方性入手，指出某地神祇往往只能由当地巫祝祭祀。司命神为各地普遍信仰，因而汉初保留了晋、楚两地巫祝的祭祀；刘邦鄉土意识极重，楚地代表性神祇多被纳入国家祭祀，但《史记·封禅书》中东君、云中、河伯皆不由楚巫祭祀，正说明它们都不是楚地神祇。较之以往研究简单地比对《封禅书》与《九歌》神祇，便得出《九歌》为汉人所作的结论，周先生的探讨无疑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九歌新考》毕竟出版很久了，读完之后我想知道这一领域又有哪些新成果，特别是利用出土文献的研究，因为这是周先生当时尚无法参考的材料。然而让我惊讶的是，此后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超出《九歌新考》的框架，反而为其结论提供了更多例证。周先生在《治学经验谈》里也提及了这一情形。
我想这种解释力实际上来自于周先生对制度性因素的发现和构拟，除了刚才提到的秦汉国家祭祀制度，周先生还从“祭不越望”原则指出楚人祭祀制度不应包括河伯、用神话学视角揭示“湘君”“湘夫人”的二女神传说如何层累为舜与二妃故事，这些探讨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深层结构，因而不仅能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同时具有延伸性。制度史研究一般被视作历史学科的专长，但在我看来，制度、礼仪乃至文学性、文体都有相似性，都是一种形式、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逻辑与运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反而是“非历史”的，这倒与强调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接近。周先生特别提及理论问题，背后可能有这样一个理路在，《九歌新考》是具体研究，但也有理论建构的意义。
我们在院资料室看书时都喜欢翻一下书后的借阅记录卡，我就发现一些讲希腊神话的书，周先生都曾借阅过。现在想来，《九歌新考》不时借西方神话生成的机制解释中国的本土神话，好似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读周先生《文史探微》中的文章，我也常常叹服其提问的巧妙、运用材料的娴熟，除了周先生自己提到的读书得间，大概也有一种独特的想象力在吧。
刘智禹（硕士生二年级）：最早读到周先生的书，是本科时候读到的《九歌新考》，最直观的感受：周先生的学问“森罗万象”。从《九歌》中开始发掘，研究的视野从诗歌到民俗，从天上星辰分野到地上各国的外交关系和战争形势。《综合研究锐意开拓——〈九歌〉、李白研究中的青春意气》中提到，所以能够写出这样所涉极广的著作，得益于早年间广泛读书，与文学、历史、民俗、神话都有涉猎。如此在研究《九歌》和李白时，思路受到的局限就很少，不会限于纯文学一途。对刚入门的研究者来说，周先生所强调“触类旁通”“综合研究”，道理很简单，却是知易行难。一则人极易给自己设置壁垒，研究一方向，就只关注这一方向的著作。二则时间有限，如今的学术环境总是要求学者在短时间内拿出何等成果。“触类旁通”“综合研究”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积累沉淀。说到此，便觉得做学生很幸福，没有过多的要求，看书学习就是主要任务，想来没有比这更愉悦的事情了。
《深入发掘触类旁通——如何做到读书得间》中周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深入发掘是对学术问题内部的深入研究，而触类旁通就要靠不同学科、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碰撞融合了。其实所谓“触类旁通”应是一项治学的基本素质。前些日，师门中讨论记诵之学的问题，古今学术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记诵之学也不像以前那样为人重视。但其作为基本的素质不可忽视。这不是高要求，而是个基础条件。说句有些唐突的话，学术研究是要为前人所不能为之事。没有足够的积累，对于问题的判断和解读都会出现问题。所想到的问题，很可能前人已有充分论述；对于问题的探讨方向和方法，也会有偏差的可能。
周先生在《扫除迷障培育根本——我为什么要写一组治学经验》中写道：“一批批崭露头角的新人，似乎缺乏基本训练，成品不符规范，内涵未见深刻。有些新秀看来似乎很有希望，但因没有明确的方向，最后达到怎样的水平，很难预料。”就我自身的学习感受而言，经常会为没有明确的方向感到困扰。读书学习没有计划性和针对性，漫无目的。然而也时常告诫自己，所谓“方向”，不可成为阅读学习以及研究的壁垒和障碍。其实才疏学浅，至今我对所谓“方向”，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私以为，“方向”是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一个问题、一个切入口，其决定开始的位置，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指引，但不能完全决定过程和结果。作为刚入门的学生，更不应过分执念于此。不敢妄称能如周先生年轻时一般如此广泛涉猎，然唯有广博学习，储存知识，才能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能在两者中取到平衡点，自然是最理想的境界，然而此问题恐非已有深刻体悟的学者不可解答，不敢妄议。就个人的浅见，如学习新的理论，运用新的材料，能为我所用便可。例如“文本发生学”理论，其探究文本变化背后的文化学、社会学、哲学意义，反对将探求作者的创作活动作为研究目的。如果将其运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似乎不必过分执着于这个限制。中国不像西方崇尚玄学的思辨，而对所谓“变化的文本”有重视的必要，以这种变化探求作者创作活动及其文化意涵，似乎是可行的。方向应当是引导、启发和切入，而不是限制。一方面要有自身的学术规划，如周先生所言要乘势发展、及时总结，“凡事从根本做起，步步深入”，把握住机遇；另一方面，阅读学习当“触类旁通”，研究也不能就事论事，眼光和胸怀不能局促。
说到最有感触的一点，其实是周先生所说“自出手眼”“言必己出”。《自出手眼理排干扰——由编选〈李白研究〉所想到的》中说到：“我在编选《李白研究》一书总结世纪的研究成果时，遇到好多难以处理的问题，也就想到应以方先生为榜样，做到自出手眼，独立不倚。”自然不只是编选书籍，学术研究也应当做到“言必己出”。只是重复前人的观点，对学术并没有推动作用。或解决一个问题，或给人以启发，私以为如此才是学术的推动力。然而这同样是“知易行难”，需要“触类旁通”，需要自身的天赋和努力。这是研究者的目标，同样也是要求吧。自身的学习中，也经常遇到此类情况。自以为有所体悟，实际上很多想法，前人都已有发挥和阐释。究其原因，大概一则天资不足；二则所学仍甚少，离“触类旁通”的境界还差很远，所学不超前人，所思也不超前人；三则未注意思考、研究的方法，以为学到看到便自然有体悟。当然确实是自然有体悟，但这只是很浅层次的思考。伯伟师曾教导：“要学思并进，思考也要顺势而为，如庖丁解牛。”思考和研究不能浅尝辄止，“浅尝”一般也无法有“言必己出”的境界。
从周先生的治学经验中学得理论和方法，也学到周先生的精神，“保持独立的品格，自出手眼”。不敢自夸能得如周先生一般的学问，然朱熹曾言“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尝百倍其功”。看了周先生的治学经验谈，更是不敢懈怠，当勤思勤学，不愧于己。
王潇阳（硕士生二年级）：读周勋初先生的治学经验谈，好像一位老者就在对面娓娓道来，言辞间自有经年的智慧。
談研究学术，我自然只是刚刚起步，甚至有时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入了门，但周先生从自身经历出发，谈到具体感悟时化繁为简，又时时能切中要害，这种质朴和真实只能从年岁阅历的积累中得来，让人钦羡。
读周先生的文字，能感觉到文字后面灵动的人性。诚如先生自道，他虽受过现代学术规范的训练，知道不能以一己好恶主导学术研究，却仍不能避免在具体操作中避开主观情感。很难说在做学术研究时到底要把自我剥离到何种程度最佳，但周先生似乎并不强求完全客观和中立。
我常常想，乐于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大概都是对人性有好奇心的人，而那些终有大成者则往往于现实的观照有自己独特而又深刻的洞见。纸面上的文字和真实的人世从来都不是割裂开的，我自认眼前只能在文献里打滚，不知是否终有一日能像周先生一般，自如地出入学术和现实，获得一点人性的感悟。
具体到周先生的治学经验，我最有感悟的莫过于“如何在读书过程中做到触类旁通深入发掘”。周先生云：“如果说，‘深入发掘’的着力之点大多放在原有的知识系统之内，如作者本人文字的前后互勘，相关文献的比较异同，历史记载的出入违舛等；‘触类旁通’的着力之点往往体现在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与相互激发。那是否可以进一步说，‘深入发掘’凭仗的主要是功力，‘触类旁通’时凭仗的主要是颖悟。比较起来，后者似乎更能予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然，这样的区分也只是相对而言，‘深入发掘’时也需要颖悟，‘触类旁通’时也要先培植功力。一位优秀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两方面的才能。”
作为一名还在摸索治学道路的新手，我目前最重要的积累仍是读书。“怎么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地阅读”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古典文学的知识海洋浩瀚无边，指望腹内记诵之文章数量超越古人是妄想，若一意追求阅读材料的“有用”又不免陷入功利化的陷阱——更何况，究竟什么是“有用”的材料，谁又说得清楚呢？周先生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则向内，深挖文本材料本身，在知识系统内捕捉有效信息；一则向外，模糊学科边界，凭借广泛的阅读体验激发灵感。前者是苦劳，后者讲究机变。二者取径不同，但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无论是基础的文献工作还是所谓“天才”的创见都必须建立在夯实的阅读根基之上。周先生在读书上主张深度和广度并进，在阅读之前不预设心理目标，也就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功利阅读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回溯学术大家的治学历程，莫不是触类旁通，有所借鉴。王国维先生引哲学入文学研究，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都是学科之间相互激荡后的杰出产物——说到底，在中国传统学问里，本不存在精细学科划分的概念，广泛阅读以汲取营养亦是理所应当之事。而在另一方面，具体到文本本身的阅读过程，周先生则强调要深挖苦读。如何在前人的阅读体会之余读出自己的创见实在是考验人的事，特别是在新材料发现寥寥无几的时代。这时必然需要过人的阅读能力和精细化阅读的过程。反复推敲是发现新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更源于思索的永不止步。对于未知原生的好奇和对于学术终极的热爱才是支撑“苦读”的根本原因。其实，有这样的天赋和热情，“苦读”哪里又称得上苦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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