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居人送独醒”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柳宗元一生最苦痛也最丰富的生活是在永州。“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旧唐书·柳宗元传》),他的文学成就在此抵达了巅峰。自称“罪人”的柳宗元在永州十年牢狱般的生活,虽不能说像当年的阮籍“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咏怀》其三十二)那样数着手指头苦捱日子,却也对前途充满了忧虑,对生活充满了幽怨:“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种白蘘荷》)、“以罪大摈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缠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据而不能肆”(《与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英雄失路、有志难伸、去国怀乡、身在贬谪、孤苦寂寞等种种感情,一时间都淤积在了柳宗元本来就易感的心头,将这位少年得志、渴望大有作为的志士压得快要窒息。在这样特殊的处境下,游览山水与饮酒,就成了他度过困境的两大重要支撑。关于游览山水,柳宗元自己说:“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亭》)近人郑德坤说:“古来善为写景文者,莫如柳宗元。宗元迁谪永柳,得山水以荡其精神,探幽发奇。”(《水经注引得序》)永州的山水让柳宗元一见倾心、如逢知己,柳宗元把它们写得千娇百媚、姿态横生,就是要以此映衬朝政的恶浊、权贵的无耻,显示自己高洁的人格和不甘沉沦的灵魂。

对于柳宗元而言,游览山水与饮酒是紧密关联的,他往往通过饮酒来传递山水审美的特殊感受。元和三年(808)春,柳宗元游览永州法华寺,写下了《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

余既谪永州,以法华浮图之西临陂池丘陵,大江连山,其高可以上,其远可以望,遂伐木为亭,以临风雨,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

柳宗元初到永州,先住在龙兴寺。元和四年(809)在法华寺构西亭以居。法华寺地势高峻、自然环境优越,是观赏风景的绝佳之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说,“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剪伐清理丛莽杂芜之后,“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而增广之者”。面对如此美景,自然应该开怀畅饮,于是就有了《法华寺西亭夜饮》诗描绘的情景:

祇树夕阳亭,共倾三昧酒。

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

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此诗作于元和三年(808),一说作于元和五年(810)。祇树,本指佛寺,这里指法华寺。三昧,梵语,指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永州多谪吏”(《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遭遇相似、志趣相投的八位失意者,在雾暗月明、流水淙淙、鲜花盛放的春夜,不管不顾,敢于樽前拼一醉,以表明自己的顽强和不屈。诗表达了对贬谪不满,也表达了对前途的信心。此时的柳宗元年三十四岁,正值壮年,故云“未白首”。“三昧酒”,在诗中别有意味,作者藉此希望自己能够内心归于宁静和安详。

对于柳宗元而言,法华寺的西亭始终是他在永州观赏风景的中心和制高点。由此辐射,他欣赏到了众多的美景。元和四年(809),还是在法华寺的西亭上,远望中的柳宗元发现西山景色殊异,于是即刻前往探寻,登上西山之后,种种至真至美的景象尽收眼底,千古不朽的“永州八记”的前四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由此而成,同时开启了中国山水审美的新境界。其中,《始得西山宴游记》最能见出柳宗元在欣赏山水时与酒的密切关系: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

这里呈现的就是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物我融通之后,内心光明莹洁、虚静清朗,从而进入一种精神绝对自由的至美之境。沉浸在此境界中,审美主体只觉得与浩气相融,与天地共游,与对象已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从而产生出一种忘怀一切的自由感,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酒在推动审美主体与山水妙合无间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山水审美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种不受任何主客观因素干扰、专心致志的精神状态,与酒特别是醉带给人的心理特征很相近。在这样的时候,人既不受名利杂念的干扰,也没有荣辱得失之考虑,完全沉浸在那个独属于自我的美和快乐的境界中了。非痛饮酒,不足以表达此时此刻的感受,于是就有了“引觞满酌,颓然就醉”的浪漫情致和美好景象。柳宗元意适神畅,泯忘物我,与大自然已浑然为一了,山水审美境界与酒境界完全打通。“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无物无我,不障不碍”,既是山水审美境界,也是酒境界。山水审美境界提升了酒境界,酒境界又深化浓化了山水审美境界,二者互融互通,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更何况,游览山水本身离不开美酒的相伴。

《新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既窜逐,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在这样的处境下,酒就成了柳宗元排遣内心的孤独悲苦乃至愤怒的重要手段。如作于元和二年(807)的《饮酒》诗:

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

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

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暄。

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

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

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

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

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向晚心境不佳,只得借酒消愁。几杯酒下肚之后,觉得心情不一样了,天地也逐渐变得温暖起来。远山迷蒙,绿水温婉,树木繁盛,清阴可庇,一晚上入耳的都是朋友们的温慰之言。在柳宗元看来,这样的环境是值得一醉的,何况醉后还有芳草地可以偃卧其上。别人有别人的富贵,却不一定有我这样的饮酒之乐。元和元年(806),唐宪宗大赦天下,然而“八司马”不在赦免之列:“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这就击碎了柳宗元渴望早日复用的幻想,所以他说的“少愉乐”是与此事紧密相关的。由于记叙的是饮者由悲到喜的转变过程,诗的语言朴素自然,深得陶诗的境界,所以南宋曾几《笔墨闲录》说“《饮酒》诗,绝似渊明”。

柳宗元是一个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人,作于元和七年(812)的《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诗,表达的是他对朝廷权贵扼杀人才的强烈不满:

理世固轻士,弃捐湘之湄。

阳光竟四溟,敲石安所施?

铩羽集枯干,低昂互鸣悲。

朔云吐风寒,寂历穷秋时。

君子尚容与,小人守兢危。

惨凄日相视,离忧坐自滋。

樽酒聊可酌,放歌谅徒为。

惜无协律者,窈眇弦吾诗。

诗中提到的李深源、元克己、吴武陵是柳宗元的朋友,都被贬至湘江边上。吴武陵,后任韶州刺史,《新唐书》卷二○三有传,遇赦北归后,一直为柳宗元打抱不平。虽为太平时代,他们却待罪南荒,有才难施,如同断羽之鸟,在深秋的北风里在枯树上相对悲鸣。“樽酒聊可酌,放歌谅徒为”两句感情深沉,满含悲愤。身在贬谪中的柳宗元孤独寂寥,心怀忧惧,只能饮酒赋诗,聊以自慰,一任时光流逝。

在朝廷上下一片昏乱的中唐,远在潇湘的柳宗元一直苦捱着、坚持着,直到元和十年(815)正月,才获准北上长安。临行前,永州的亲友为他饯行,行至驿站后,柳宗元思潮如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作《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以答送别者:

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

荆州不遇高阳侣,一夜春寒满下厅。

诗题中的“离觞不醉”,是说饮离别之酒,别人皆醉,惟柳宗元自己“独醒”。杜甫说的“独醒时所嫉,群小谤能深”(《赠裴南部》),正是柳宗元的遭遇。《楚辞·渔父》:“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从以屈原自比中可以看出,柳宗元是不许可因酒而迷失自我的。自称“独醒”之人,不能沉醉也不愿意沉醉,从中可见其人格追求和清明的内心世界。已经被贬了整整十年的柳宗元,因为要奉诏入京,所以他对自己的政治前程还抱有相当的信心。高阳,指高阳酒徒。《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笔者注)人,沛公领兵过陈留,郦食其到军门求见。沛公见说其人状类大儒,使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郦食其后来得到了沛公刘邦的重用。柳宗元引用此典故,感慨自己被贬后的孤独无援,缺少知遇。

这之后,柳宗元与刘禹锡一同应诏赴京。刘禹锡由连州(今湖南常德)北上,途径襄阳,作《题淳于髡墓》诗,淳于髡有墓于此。诗中有“寓言本多兴,放意能合权。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之句,表达了自己长期被贬的愤懑之情,柳宗元和以《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

水上鹄已去,亭中鸟又鸣。

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

荒垄遽千古,羽觞难再倾。

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

柳诗以刘伶比刘禹锡,也有自况的意味,感慨不能像“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史记·滑稽列传》)的战国时齐人淳于髡那样有功于国,徒遭弃逐。“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与刘禹锡一同被贬远州、遭遇了深重的苦难,他俩与刘伶虽处于异代,但也声气相通,志趣相投。“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最著名的作品是《酒德颂》,盛赞酒的无量功德,寄托了刘伶自己一生的志趣。虽然不能像刘伶那样纵情狂饮,但柳宗元对于刘伶是心存赞许的。无论是刘禹锡的原诗还是柳宗元的和作,有才难用、生不逢时的怨愤都溢于言表。

南楚酒风兴盛,“湖南人重社饮酒”(《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社饮,即在社日里聚众饮酒。柳宗元多年生活在其间,自然会受当地风俗的影响。通过饮酒、写酒,柳宗元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他说:“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柳宗元打算久居永州,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种黍可以酒”,从容度日。但由于处境的险恶、身体的病弱,还在壮年的柳宗元已经感觉到了衰老的来临,其《觉衰》诗云:

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

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

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酙。

是时春向暮,桃李生繁阴。

日照天正绿,杳杳归鸿吟。

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

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

作者告诉自己对生活要报有积极的态度,即使是古代的圣人彭祖、老聃、周公、孔子也不能长生。还不如趁着大好的春光,与朋友高歌畅饮,让天地都充满动听的金石之声。前人认为此诗表达了“老不足伤”的豁达态度,“‘但愿’二语意超”(《唐诗选脉会通》引)。为了适时调节心理状态,不让自己时时处在抑郁之中,柳宗元读陶渊明、学陶渊明,从为人到写诗。南宋曾季狸《艇斋诗话》说:“柳子厚《觉衰》《读书》一诗,萧散简远。浓纤合度,置于渊明集中,不复可辨。”正是学陶的结果。即使身在南荒,柳宗元对生活也没有彻底失望过,《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诗说:

寓居湘岸四无邻,世网难婴每自珍。

莳药闲庭延国老,开樽虚室值贤人。

泉回浅石依高柳,迳转垂藤间绿筠。

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

贤人,指浊酒,典出《三国志·魏书·徐邈传》:“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这里一语双关,既指酒,也指崔中丞。全诗描绘了一幅宁静祥和、生活富足、景色优美的美好图景。因为有酒的加入,实在的物质生活中又融入了几分浪漫。鸥鸟相亲,说明去除机心之后人与自然的平等与和谐。事实上,饮酒既可以暂时与世俗隔绝,也是去除机心的有效途径之一。

柳宗元初到永州,正值三十二岁的壮年,精神健旺,充满朝气。由于环境险恶、心情抑郁,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仅三四年的时间,便已“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寄许京兆孟容书》),“居南中(指永州——笔者注)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因为处在贬窜中,柳宗元时常怀着忧惧、精神压力沉重:“自遭责逐,继以大故(指遭母丧——笔者注),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下,柳宗元组织了一次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饮酒活动,类似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流觞曲水”,这在《序饮》一文中有生动细致的记述:

买小丘,一日锄理,二日洗涤,遂置酒溪石上。向之为记所谓牛马之饮者,离坐其背。实觞而流之,接取以饮。乃置监史而令曰:当饮者举筹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坘,不沉于底者,过不饮。而洄而止而沉者,饮如筹之数。既或投之,则旋眩滑汩。若舞若跃,速者迟者,去者住者,众皆据石注视,欢抃以助其势。突然而逝,乃得无事。于是或一饮,或再饮。客有娄生图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独三饮,众乃大笑欢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损益其令,以穷日夜而不知归。

吾闻昔之饮酒者,有揖让酬酢百拜以为礼者,有叫号屡舞如沸如羹以为极者,有裸裎袒裼以为达者,有资丝竹金石之乐以为和者,有以促数纠逖而为密者,今则举异是焉。故舍百拜而礼,无叫号而极,不袒裼而达,非金石而和,去逖而密。简而同,肆而恭,衎衎而从容,于以合山水之乐,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饮》以贻后之人。

元和五年(810),柳宗元在潇水西的一条支流上买了一块土地,疏泉凿池,筑屋建亭,改溪名为愚溪,称小丘为愚丘。“向之为记所谓牛马之饮者”,指作者在元和四年(809)所写《钴潭西小丘记》中的描述:“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之后,柳宗元招呼朋友在愚溪边上聚饮,欢快异常。酒置放溪边的石头,按照规则有一人行酒令:饮者要拿三根十寸长的酒筹逆流投掷。酒筹不卷入漩涡、不停在渚边、不沉于水下的,不用饮酒,否则就按照酒筹的或“洄”或“止”或“沉”的数目饮酒。有运气不佳者,竟连饮三杯。在饶有趣味的饮酒游戏中,即使是不善酒的作者,此时也喝醉了。从“余病痞,不能食酒”的自述看,柳宗元是带着病体组织并参加此次活动的。通过对历史上各种状态、各种情境下饮酒场面的描摹分析,柳宗元要证明愚溪“流觞曲水”的曼妙和不可替代,也说明他不仅深谙酒的历史,而且沉浸在饮酒的欢乐中了。

关于醉酒的缘由,除去盎然的兴致和不胜酒力外,作者在《愚溪诗序》中也透露出端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既然“不合于俗”,难为世用,那么愚溪的主人也就自然可以寻找属于自己的欢乐。作者以“愚”自称,以“愚”称溪,在自嘲中抒发被打压排挤、抱负不能施展的愤激之情。全文内蕴丰富、记叙生动、借景抒怀,反映了柳宗元在永州生活的一个侧面。差不多作于同一时期的《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也说:“前四五日,与邑中可与游者游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欢。”对于一生抑郁的柳宗元来说,这样欢乐的活动并不多见。

总之,柳宗元的酒绝无李白的高歌痛饮、纵横飞扬、淋漓畅快,也没有韩愈“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遣兴》)的沉溺与懊丧。柳宗元不是酒徒,对酒没有特殊的喜好。作为不能忘情的“独醒”之人,柳宗元的酒如其笔下的山水一样,清静、自省、内敛,自成格调,自有情志和趣味,可咀嚼可回味,与作者自己的性情、人生际遇甚至是健康情况(如“百病所集”“余病痞,不能食酒”)紧密关联,从中可以看出中唐的时代风气及其带来的影响。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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