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远别离》：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云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言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此诗言辞闪烁，语意恍惚，以至于明人朱谏在《李诗辨疑》中斥为“鬼辈假托之辞”。多数论者认为此诗寓意深刻，“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但是此诗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则歧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众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初见于元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此篇前辈咸以为上元间李辅国、张皇后矫制迁上皇于西内时，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此诗大意谓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失其权则虽圣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其祸有必至之势。诗之作，其在天宝之末乎。按唐史……自是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兵权卒归于禄山、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英皇之事，特借之以隐喻耳。曰“日”、曰“皇穹”，比其君也。曰“云”，比其臣也。“日惨惨兮云冥冥”，喻君昏于上，而权臣障蔽于下也。“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极小人之形容而政乱之甚也。“尧舜当之亦禅禹”而下，乃太白所欲言之事，权归臣下，祸必致此。诗意切直著明，流出胸臆，非识时忧世之士，存怀君忠国之心者，其孰能兴于此哉！
明人胡震亨《李诗通》认为此诗“著人君失权之戒”，清人《唐宋诗醇》云：“此忧天宝之将乱，欲抒其忠诚而不可得也。日者君象，云盛则蔽其明。‘啼烟、啸雨’，阴晦之象甚矣。小人之势至于如此，政事尚可问乎？白以见疏之人，欲言何补，而忠诚不懈如此，此立言之本指。”皆承萧说。
第二种见清人陈沆《诗比兴笺》：
此篇或以为肃宗时李辅国矫制迁上皇于西内而作，或以为明皇内任林甫、外宠禄山而作，皆未详绎篇首英皇二女之兴，篇末帝子湘竹之泪托兴何指也。本此以绎全诗，其西京初陷、马嵬赐死时作乎！“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言天上人间永诀也。“我纵”以下，乃追痛祸乱之原，方其伏而未发，忠臣义士，结舌吞声，人人知之而不敢言。一旦祸起不测，天地易位，“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失权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之谓也。“或云”以下乃仓皇西幸，传闻不一之辞，故有“幽囚”、“野死”之议。“帝子”以下，乃又反复流连以哀痛之。始以一女子而擅天下之权，其卒以万乘而不能庇其所爱，霓裳鼙鼓之惊，斜谷淋铃之曲，徒为万世炯戒焉。痛何如哉！“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天长地久终有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故《长恨歌》千言，不及《远别离》一曲。
第三种初见于明人王世懋《艺圃撷馀》：
细绎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肃宗即位灵武，玄宗不得已称上皇，迎归大内，又为李辅国劫而幽之。太白忧愤而作此诗。因今度古，将谓尧、舜事亦有可疑。曰“尧舜禅禹”，罪肃宗也。曰“龙鱼”、“鼠虎”，诛辅国也。故隐其词，托兴英、皇，而以《远别离》名篇。风人之体善刺，欲言之无罪耳。然“幽囚、野死”，则已露本相矣。
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唐诗别裁集》，翁方纲《石洲诗话》皆取此说。
三种观点都认为此诗乃借古代的传说来讥刺当代时事，而且都与唐玄宗相关，但针对的具体对象则不同。第一种认定是唐玄宗天宝末年权归臣下、朝政昏乱；第二种认定是马嵬事变时玄宗赐死杨妃；第三种则认定是玄宗晚年受到李辅国等人的迫害。到底孰是孰非？《远别离》一诗运用了许多古代传说，有的见于史籍，比如“尧幽囚，舜野死”，《史记》张守节《正义》转引《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国语·鲁语上》：“舜勤民事而野死。”韦昭注曰：“野死，谓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有的见于神话，比如“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水经注·湘水》：“大舜之涉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些远古传说之事，莫不茫昧荒忽，难于征信。况且李诗中故意用“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啸雨”之类句子渲染出凄迷恍惚的神鬼世界，以此掩饰其真实意旨，诚如翁方纲所评：“《远别离》一篇极尽迷离，不独以玄、肃父子事难显言，盖诗家变幻至此，若一说煞，反无归处也。惟其极尽迷离，乃即其归著处。”所以我们无法从诗歌本身得出确切的解说。如仅从本文来看，则第二种稍嫌勉强，其余二种解说皆有一定的道理，尤以第三种最为可信。因为“龙为鱼”、“尧幽囚”等句，与唐玄宗晚年的悲惨遭遇相当吻合。玄宗虽名居太上皇之尊，实际上深受肃宗及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的迫害，从南内（兴庆宫）迁往西内（太极宫），其亲信高力士等均遭驱逐，已与幽囚毫无二致。况且全诗中反复渲染的悲惨情调，若是解释成诗人闻知玄宗晚年凄凉境遇后的心情，也十分妥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又是何故？
今人詹锳先生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卷三中指出：“天宝间，玄宗倦于朝政，‘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见《新唐书·高力士传》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太白深忧国之将乱，虽欲抒其忠诚而不可得，故借古题以讽时弊，意在著明人君失权之戒。本篇见于《河岳英灵集》，当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这真是截断众流、一言九鼎的论断！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选诗的起讫年代是“起甲寅，终癸巳”，也即从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载（753），现存各本《河岳英灵集》的殷璠叙及《文镜秘府论》南卷《定位》所引者皆作如此。既然《河岳英灵集》卷上李白诗中已有《远别离》一首，则此诗定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此时安史之乱尚未爆发，李白不可能对马嵬事变与玄宗受迫害等事未卜先知。也就是说，惟一符合此诗作年的解说就是萧士赟提出的第一种。由此可见，考订古诗的作年对于解说诗意是何等重要！
从《远别离》及其准确阐释可以看出，李白在天宝年间就对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趋势洞若观火，他对历史演变的惊人预见与杜甫不相上下。李白在天宝初年入朝任翰林供奉，曾亲睹李林甫专横弄权、安禄山入朝受宠等政治丑态。其后他虽在江湖，但对朝中政治仍然十分关心。对于“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兵权卒归于禄山、哥舒”等时事，李白皆了然于胸。就是在这种情境中，李白愤然挥笔写下了《远别离》，对唐玄宗及整个大唐王朝提出了当头棒喝，用即将降临的惨重灾难对他们提出警诫。“尧幽囚，舜野死”，这简直是对唐玄宗悲惨下场的准确预言。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此诗即为明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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