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说纷纭与截断众流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李白《远别离》: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云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言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此诗言辞闪烁,语意恍惚,以至于明人朱谏在《李诗辨疑》中斥为“鬼辈假托之辞”。多数论者认为此诗寓意深刻,“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但是此诗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则歧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众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初见于元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此篇前辈咸以为上元间李辅国、张皇后矫制迁上皇于西内时,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此诗大意谓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失其权则虽圣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其祸有必至之势。诗之作,其在天宝之末乎。按唐史……自是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兵权卒归于禄山、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英皇之事,特借之以隐喻耳。曰“日”、曰“皇穹”,比其君也。曰“云”,比其臣也。“日惨惨兮云冥冥”,喻君昏于上,而权臣障蔽于下也。“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极小人之形容而政乱之甚也。“尧舜当之亦禅禹”而下,乃太白所欲言之事,权归臣下,祸必致此。诗意切直著明,流出胸臆,非识时忧世之士,存怀君忠国之心者,其孰能兴于此哉!

明人胡震亨《李诗通》认为此诗“著人君失权之戒”,清人《唐宋诗醇》云:“此忧天宝之将乱,欲抒其忠诚而不可得也。日者君象,云盛则蔽其明。‘啼烟、啸雨’,阴晦之象甚矣。小人之势至于如此,政事尚可问乎?白以见疏之人,欲言何补,而忠诚不懈如此,此立言之本指。”皆承萧说。

第二种见清人陈沆《诗比兴笺》:

此篇或以为肃宗时李辅国矫制迁上皇于西内而作,或以为明皇内任林甫、外宠禄山而作,皆未详绎篇首英皇二女之兴,篇末帝子湘竹之泪托兴何指也。本此以绎全诗,其西京初陷、马嵬赐死时作乎!“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言天上人间永诀也。“我纵”以下,乃追痛祸乱之原,方其伏而未发,忠臣义士,结舌吞声,人人知之而不敢言。一旦祸起不测,天地易位,“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失权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之谓也。“或云”以下乃仓皇西幸,传闻不一之辞,故有“幽囚”、“野死”之议。“帝子”以下,乃又反复流连以哀痛之。始以一女子而擅天下之权,其卒以万乘而不能庇其所爱,霓裳鼙鼓之惊,斜谷淋铃之曲,徒为万世炯戒焉。痛何如哉!“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天长地久终有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故《长恨歌》千言,不及《远别离》一曲。

第三种初见于明人王世懋《艺圃撷馀》:

细绎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肃宗即位灵武,玄宗不得已称上皇,迎归大内,又为李辅国劫而幽之。太白忧愤而作此诗。因今度古,将谓尧、舜事亦有可疑。曰“尧舜禅禹”,罪肃宗也。曰“龙鱼”、“鼠虎”,诛辅国也。故隐其词,托兴英、皇,而以《远别离》名篇。风人之体善刺,欲言之无罪耳。然“幽囚、野死”,则已露本相矣。

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唐诗别裁集》,翁方纲《石洲诗话》皆取此说。

三种观点都认为此诗乃借古代的传说来讥刺当代时事,而且都与唐玄宗相关,但针对的具体对象则不同。第一种认定是唐玄宗天宝末年权归臣下、朝政昏乱;第二种认定是马嵬事变时玄宗赐死杨妃;第三种则认定是玄宗晚年受到李辅国等人的迫害。到底孰是孰非?《远别离》一诗运用了许多古代传说,有的见于史籍,比如“尧幽囚,舜野死”,《史记》张守节《正义》转引《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国语·鲁语上》:“舜勤民事而野死。”韦昭注曰:“野死,谓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有的见于神话,比如“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水经注·湘水》:“大舜之涉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些远古传说之事,莫不茫昧荒忽,难于征信。况且李诗中故意用“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啸雨”之类句子渲染出凄迷恍惚的神鬼世界,以此掩饰其真实意旨,诚如翁方纲所评:“《远别离》一篇极尽迷离,不独以玄、肃父子事难显言,盖诗家变幻至此,若一说煞,反无归处也。惟其极尽迷离,乃即其归著处。”所以我们无法从诗歌本身得出确切的解说。如仅从本文来看,则第二种稍嫌勉强,其余二种解说皆有一定的道理,尤以第三种最为可信。因为“龙为鱼”、“尧幽囚”等句,与唐玄宗晚年的悲惨遭遇相当吻合。玄宗虽名居太上皇之尊,实际上深受肃宗及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的迫害,从南内(兴庆宫)迁往西内(太极宫),其亲信高力士等均遭驱逐,已与幽囚毫无二致。况且全诗中反复渲染的悲惨情调,若是解释成诗人闻知玄宗晚年凄凉境遇后的心情,也十分妥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又是何故?

今人詹锳先生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卷三中指出:“天宝间,玄宗倦于朝政,‘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见《新唐书·高力士传》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太白深忧国之将乱,虽欲抒其忠诚而不可得,故借古题以讽时弊,意在著明人君失权之戒。本篇见于《河岳英灵集》,当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这真是截断众流、一言九鼎的论断!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选诗的起讫年代是“起甲寅,终癸巳”,也即从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载(753),现存各本《河岳英灵集》的殷璠叙及《文镜秘府论》南卷《定位》所引者皆作如此。既然《河岳英灵集》卷上李白诗中已有《远别离》一首,则此诗定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此时安史之乱尚未爆发,李白不可能对马嵬事变与玄宗受迫害等事未卜先知。也就是说,惟一符合此诗作年的解说就是萧士赟提出的第一种。由此可见,考订古诗的作年对于解说诗意是何等重要!

从《远别离》及其准确阐释可以看出,李白在天宝年间就对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趋势洞若观火,他对历史演变的惊人预见与杜甫不相上下。李白在天宝初年入朝任翰林供奉,曾亲睹李林甫专横弄权、安禄山入朝受宠等政治丑态。其后他虽在江湖,但对朝中政治仍然十分关心。对于“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兵权卒归于禄山、哥舒”等时事,李白皆了然于胸。就是在这种情境中,李白愤然挥笔写下了《远别离》,对唐玄宗及整个大唐王朝提出了当头棒喝,用即将降临的惨重灾难对他们提出警诫。“尧幽囚,舜野死”,这简直是对唐玄宗悲惨下场的准确预言。优秀的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此诗即为明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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