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开始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加上党争和宦官专权，政治黑暗混乱，国家风雨飘摇，日趋陵夷。唐穆宗长庆(821-824)以后，中兴希望破灭，士人自感前途无望，生活平庸，心态内敛，感情则日趋敏感、细腻。黄巢起义使唐王朝彻底崩溃，最终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主要有五个王朝前仆后继，南方则被分割成若干个小国。这些短期政权的建立者和继承者，十之八九都是武夫悍将，草菅人命，鲜廉寡耻，苟且偷安，缺乏政治抱负。欧阳修曾浩叹：“夫乱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自古治君少而乱君多，况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胜叹哉!”①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中，士大夫阶层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已失去实践和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建功立业的理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动荡分裂的政治格局颠覆、摧折了晚唐五代文人的既有信仰和精神支柱，恐慌、彷徨之下，他们只能如飘萍断梗随波逐流，苟全性命于乱世。依附于昏暴、苟且小政权的文士，仰人鼻息，战战兢兢，自然不可能志存高远，胸襟磊落，意志坚强;相反，惧世、厌世、混世、谀世，明哲保身，得过且过，及时行乐，醉生梦死，则必然成为他们生存和生活的法则。
事实上，身处乱世昏暴苟且政权之下，文士地位低下，命运悲惨，不仅被剥夺了理想和抱负，而且连生命也无法保障，往往朝不保夕，身首异处。晚唐五代是一个“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③的混乱时期。
唐宪宗以后，有七位皇帝都是宦官所立，宪宗、敬宗则直接死于宦官之手，其他数位帝王之死，亦与宦官有关。朝政的混乱黑暗可想而知。在唐文宗朝那场著名的“甘露事变”中，自宰相王涯以下朝官被杀者六七百人。宦官专权之外，还有朋党之争。一党执政，即对另一党打击报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至于寄食各藩镇幕府中的文人，其地位和命运更是等而下之。而自“懿、僖以来，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贤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奋。天子块然，所与者惟佞愎庸奴，乃欲鄣横流、支已颠，宁不殆哉!观綮、朴辈不次而用，捭豚臑拒䝙牙，趣亡而已。一韩偓不能容，况贤者乎?”④
朱温欲篡唐，更是大行杀戮。唐室大臣，惶惶不可终日。陶岳《五代史补》卷一“杨凝式佯狂”条云：
杨凝式父涉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当送传国玺。时凝式方冠，谏曰：“大人为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而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云何?其宜辞免之。”时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使人来，采访群议，缙绅之士及祸甚众。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骇曰：“汝灭吾族!”于是神色沮丧者数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时人谓之“杨风子”也。
宰相尚且如此，一般士人可想而知。到了天祐年间，篡权已如离弦之箭，所过处血光四溅。既“遣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行弑，昭宗崩”，复“遣蒋玄晖杀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杀司空裴贽等百余人”，又“遣人告枢密使蒋玄晖与何太后私通，杀玄晖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积善宫。又杀宰相柳璨，太常卿张延范车裂以殉”。①对于朱温嗜杀、滥杀的凶残行径，《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的记述更骇人听闻，文曰：
柳璨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会有星变，占者曰：“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
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
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
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
延及五代，“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②，情况进一步恶化，文人无用论一时极盛。后汉小吏出身的权臣杨邠即宣称：“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少游侠，无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马”的后汉另一权臣史弘肇亦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③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方面，文士虽然体力弱小，但拥有智谋，悍将武夫认为会对自己构成潜在的威胁，所以骨子里又特别嫉恨文士，必欲除之而心安。《五代史补》中就有两条这样的记载。卷二“秦王掇祸”条云：
秦王从荣，明宗之爱子，好为诗。判河南府，辟高辇为推官。辇尤能为诗，宾主相遇甚欢。自是出入门下者，当时名士。有若张杭、高文蔚、何仲举之徒，莫不分廷抗礼，更唱迭和。
时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于是，康知训等窃议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词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则我等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未几，及祸。高辇弃市。
卷五“高祖以谶杀赵子童”条记述了一位知书爱民、重义舍利、才略度量过人、为主子计深远的将军形象。可惜这样一位部下，却因为郭威的无端猜忌而见杀。文曰：
高祖之入京师也，三军纷扰，杀人争物者不可胜数。时有赵子童者，知书善射，至防御使。观其纷扰，窃愤之。乃大呼于众中曰：“枢密太尉志在除君侧以安国，所谓兵以义举，鼠辈敢尔，乃贼也，岂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据床坐，凡军人之来侵犯者，皆杀之。由是居人赖以保全者数千家，其间亦有致金帛于门下用为报答，至堆集如丘陵焉。子童见而笑曰：“吾岂求利者耶?”于是尽归其主。高祖闻而异之，阴谓世宗曰：“吾闻人间谶云赵氏合当为天子，观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与汝其可保乎?”使人诬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诛之。
群雄并起，城头变幻大王旗，文士往往无所适从，讨好一方，必然开罪另一方，一旦对方得势，厄运亦随之而来。《五代史补》卷二“徐寅摈弃”条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文曰：
徐寅登第，归闽中，途经大梁，因献太祖《游大梁赋》。时梁祖与太原武皇为仇敌。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词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胆落。”未几，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见而大怒。及庄宗之灭梁也，四方诸侯以为唐室复兴，奉琛为庆者相继。王审知在闽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问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隐，以无恙对。庄宗因惨然曰：“汝归语王审知，父母之仇，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闻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审知曰：“如此，则主上欲杀徐寅尔。今杀则未敢奉诏，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阍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终身止于秘书正字。
黄巢农民军中虽曾有“遇儒则肉，师必覆”①的歌谣，但对于拒降的文士，亦格杀勿论。转战至闽中时，便将隐居的长乐诗人周朴杀害，《唐才子传》卷九有云：“乾符中，为巢贼所得，以不屈，竟及于祸。远近闻之，莫不流涕。”入主长安期间，亦多杀戮士人。农民军对归附的士人自然欢迎，但对不肯相从甚至与农民军为敌者，则绝不放过。“黄巢在京，尚让为相，改乾符之号为金统元年，见在百司，并令仍旧。忽一日有人潜书七言四韵帖在都堂南门，讥讽颇深。伪相大怒，应堂门子及省院官并令剜眼倒悬，以令三省。又奏请宣下诸军大队内收得文官会吟诗者，宜令就营屏除。如只是识字者，宜令将内役使。是时，京城内外杀戮三千余人，百司惊惶，皆至逃窜。其七言四韵诗曰：‘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犂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②韦庄的《秦妇吟》诗亦述及农民军的烧杀行为：“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南方军阀不像北方军阀那样嗜杀，西蜀、南唐的君主甚至优宠文士，与北方相比，南方文人的生存环境尚称宽松，但文士同样不免灾祸，弃置不用的就更多了。南唐后主李煜杀害潘佑、李平，即一显例。前蜀王建父子，淫乱无度，至于侵夺臣下妻女。《蜀梼杌》卷上即载王建欲夺潘炕美妾赵解愁，王衍强夺王承纲之女。而同卷所载以下事实，更能说明文士的实际处境。文曰：
(乾德三年)十月，以韩昭为吏部侍郎，判三铨。昭受贿徇私，选人诣鼓院诉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导江青城，侍郎亲情。果阆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璧，侍郎不异。”衍召而问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国舅之亲，非臣之亲。”衍默然。……
四年二月，文明殿试制科。白衣浦禹卿对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陈者，非乃子乃孙之谋。暂偷目前之安，不为身后之虑。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狼虎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谓倒行!”执政皆切齿，欲诛之。……
(林)罕字仲默，温江人，博通经史，献《车驾还都赋》，除温江主簿，迁太子洗马。落托不羁，文多讥刺，执政恶之，故不大用而卒。
《五代史补》卷一记载了荆南节度使成汭杀害士人郑准的故事。文曰：
郑准不知何许人，性谅直，能为文，长于笺奏。成汭镇荆南，辟为推官。汭尝仇杀人，惧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为荆南节度使，命准为表，乞归本姓。准援笔而成。……其表甚为朝廷所重。
后因汭生辰，淮南杨行密遣使致礼币之外，仍贶《初学记》一部。准忿然，以为不可。谓汭曰：“夫《初学记》盖训童之书尔。今敌国交聘，以此书为贶，得非相轻之甚耶!宜致书责让。”汭不纳。准自叹曰：“若然，见轻敌国，足彰幕府之无人也。参佐无状，安可久处?”请解职。汭怒其去，潜使人于途中杀之。
卷三“马希范杀高郁”条记载了马希范中敌离间之计而诛杀谋臣的故事。文曰：
高郁为武穆王谋臣，庄宗素闻其名。及有天下，且欲离间之。会武穆王使其子希范入觐，庄宗以希范年少，易激发，因其敷奏敏速，乃抚其背曰：“国人皆言，马家社稷必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范居常嫉郁，忽闻庄宗言，深以为然。及归，告武穆，请诛之。武穆笑曰：“主上战争得天下，能用机数，以郁资吾霸业，故欲间之耳，若梁朝罢王彦章兵权也。盖遭此计，必至破灭。今汝诛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范以武穆不决，祸在朝夕。因使诬告郁谋反而族灭之。自是军中之政往往失序，识者痛之。
同卷“戴偃摈弃”条又记载了成为一国之主后的马希范迫害诗人戴偃的故事：
戴偃，金陵人，能为诗，尤好规讽。唐末罹乱，游湘中。值马氏有国，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构九龙、金华等殿。土木之工，斧斤之声，昼夜不绝。偃非之，自称玄黄子，著《渔父诗》百篇以献，欲讥讽之。故其句有：“总把咽喉吞世界，尽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须抛却便抛却，莫待风高更水深。”文昭览之，怒。一旦，谓宾佐曰：“戴偃何如人?”时宾佐不测，以偃为文昭所重。或对曰：“偃诗人，章句深为流辈所推许。方今在贫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参短簿之间足矣。”文昭曰：“数日前献吾诗，想其为人，大抵务以鱼钓自娱尔。宜赐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优贤之道也。”即日使迁居湖上，乃潜戒公私不得与之往还。自是，偃穷饿日至，无以为计。乃谓妻曰：“与汝结发，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挤于沟壑，亦恐首领不得完全。宜分儿遁去，庶几可免。不然，旦夕死矣。”于是，举骰子与妻子约曰：“彩多得儿，彩少得女。”既掷，偃彩少，乃携女相与恸哭而别。
卷四“梁震裨赞”条则记载了士人迫于军阀势力而不得不出仕、委曲求全的情形：“梁震，蜀郡人，有才略，登第后，寓江陵。高季兴素闻其名，欲任为判官。震耻之，然难于拒，恐祸及。因谓季兴曰：‘本山野鄙夫，非有意于爵禄。若公不以孤陋，令陪军中末议，但白衣从事可矣。’季兴奇而许之。自是震出入门下，称前进士而已。”卷五“江为临刑赋诗”条则记载了诗人江为被闽政权杀害的故事。临刑前江为索笔赋诗一首曰：“衙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闻者莫不伤之。可见南方并非乐土，而是同样弃满危机和凶险，只是北方多了几个特别嗜杀的军阀而已。
干戈扰攘，人命危浅，道义失堕，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挫之下，晚唐五代文士开始分化，形成多个具有不同人格的群体。或见风使舵，攀龙附凤;或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或投机取巧，浑水摸鱼;或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或缄默寡言，明哲保身;或藏形匿影，归隐林泉;至于持正守道、刚直不阿者，则鲜矣。概括起来，则不外乎三种情形，即放纵、隐逸和雅正。若从晚唐五代词体创作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考察，则所谓放纵，主要表现在沉迷酒色歌舞;所谓隐逸，主要表现在对江南秀丽山水风光的依恋以及遁归自然的欣喜;所谓雅正，则主要表现在能比较严肃认真地看待和思考社会、人生问题。更进一步，就晚唐五代词的题材内容而言，则表现为艳情、闺情、写景、咏物、风土、羁旅、隐逸、闲愁等类型成为词家热衷的对象。
①《新五代史》卷三十一《周臣传第十九》传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6页。
②《新五代史》陈师锡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新五代史》卷十六《唐家人传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页。
④(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三赞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390页。
①(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一《梁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0页。
②(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0页。
③(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卷一百零七《汉书第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黄巢传》。
②(后蜀)何光远撰《鉴戒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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