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经典名作鉴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定风波①

三月七日②,沙湖道中遇雨③,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④。
竹杖芒鞋轻胜马⑤,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⑥,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⑦,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注释】

①定风波: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调。又名定风流、定风波令、卷春空、醉琼枝。双调。此词六十二字,前段五句三平韵二仄韵,后段六句二平韵四仄韵。

②三月七日:指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七日。

③沙湖:地名,在黄州城东南三十里,又称螺师店。

④吟啸:吟诗长啸。

⑤芒鞋:草鞋。

⑥料峭春风:带着寒意的春风。

⑦萧瑟处:指方才遇雨之处。萧瑟指雨声。

【评析】

这首《定风波》作于元丰五年的三月七日,这是苏轼贬谪黄州的第三个年头。在这个时期里,诗人的心灵倾向于逐渐获得解脱,但生活的负担却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为了生活下去,他先是托老友马正卿在郡中请得城东的营防废地数十亩,垦辟躬耕,是为“东坡”。后来他又在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买了一些土地,并亲往相看。本词题中所说的“沙湖道中遇雨”,即指诗人前往沙湖相田,途中遇雨的事情。

这本来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行在外,难免途中遇雨。携带雨具的仆人先走了,同行的人都被淋得狼狈不堪,可是唯独苏轼从容不迫,毫不介意,似乎身边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坚定地向前走去。词中通过这一极为平常的生活细节的描写,表现出作者对于生活的乐观坚定的态度,和豁达坦荡的胸怀。

“莫听穿林打叶声”,过去有些人解释这一句,说是写“大自然的突然变化铺天卷地而来”,“真有点席卷天地的气势”,这其实是理解上的偏差。作者在词题中说得很清楚,“余独不觉”——他认为这点风雨是微不足道的,不过“穿林打叶”而已,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所以依然故我,“何妨吟啸且徐行”,一副闲适从容的样子,似乎毫不经意。这样,诗人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表现就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了。如果把“穿林打叶”解释成“辅天盖地”,说成“天外黑风吹海立”似的暴雨,那么,在下一句词中,作者的形象倒是“高大”了,可是感情却显得有些做作了,不是吗?

接下来的三句,是对前面两句的内容的一种补充、一种深化。“竹杖芒鞋轻胜马”承第二句,是对诗人形象的进一步描绘:他手拄着竹杖,脚踏着草鞋,步履轻松得如用骑着马儿一样,但他却并不急于赶路,去寻找避雨之所,而是吟诗长啸、缓缓而行,这就更生动地刻画出诗人不为风雨所动的从容意态。“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呼应第一句,更深入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原来,诗人一的一生就是在无尽的“风雨”中度过的,他早已抛却了忧惧之心,不再害怕什么,他豪迈地宣布,自己早已做好了准备,着一袭蓑衣,听任一切“风雨”的来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句所包涵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到这里,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履险如夷、从容坚定,不为任何苦难所动摇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但是,过片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不畏风雨”并不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最主要的思想,他对人生的理解、他赋与此词的主题,都比这要深刻得多!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三句,是写风雨停息之后的情景。雨霁云收,山间料峭的寒风吹来,使得全身淋湿的诗人酒意全消,微觉寒冷,这时候,前路山头,夕阳斜照,迎接诗人的,已是风雨过后的一片光明。词写到这里,读者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接下来的三句,一定是写战胜风雨的豪迈或雨过天晴的欣喜,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结尾的三句,作者的感情却相当的冷隽:“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他回首方才的遇雨之处,准备归去的时候,他的心胸已经十分冲淡,以至雨也罢、晴也罢,都完全无萦于怀了。

这种人生姿态,比起前面的“不畏风雨”的姿态来,具有更深刻的哲理内涵。刘永济在《词论》中说:“予最爱东坡《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词,能于不经意中见其性情学养……诵之数过,而祸福不足摇之之精神自然流露,其冲虚之襟抱,至今犹能仿佛见之。”其中“祸福不足摇之”一句,极其准确地抓住了作品的精神实质。在日常生活中,遇雨无所畏惧,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遇晴则喜,那就说明在风雨面前的从容镇定,仍然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只有遇雨无所怨尤,遇晴也无意外之喜,对风雨阴晴的变化安之若素、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坚定者。把这个道理引申开去,在政治斗争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荣和辱、得与失之间,遇后者不以为悲,遇前者也不以为喜;祸不足以摇之,福也同样不足以摇之!永远把握住自己,永远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和稳定,所谓“坦荡之怀,任天而动”(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这就是诗人在人生的风雨之途上所追求的一种坚定的生活姿态,它比起仅仅做到“不畏风雨”来,要困难得多,也要深刻得多。

苏轼的这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生活态度,显然是受了老庄的齐得丧、等荣辱的思想的影响,具有消极的一面,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苏轼当时正在贬谪之中,他把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不悲戚、不沉沦,始终以超脱恬淡的胸怀来迎接着生活中的一切,这里面的积极的因素,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郑文焯说他“坦荡之怀,任天而动”,刘永济说他“祸福不足摇之”,都对此词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首词的表现手法也很有特色。它的上下两片的前半都是写景、叙事,但作者却能独具慧眼,从极为平常的自然景物中,提炼出深刻的哲理和浓郁的诗情,使后半的抒情、说理与前半的写景、叙事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从生活小事中自然地引申出深邃的思想。郑文焯所谓“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就是指的这一点。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手法问题,刘永济在《词论》中,就曾把此词“高处”,归结为诗人的“襟抱、胸次”。他说:“襟抱、胸次,纯在学养,但使性情不丧,再加以书卷之陶冶酝酿,自然超尘。但道出之时,非止不可强作,且以无形流露为贵……予最爱东坡《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词,能于不经意中见其性情学养……诵之数过,而祸福不足摇之之精神自然流露。其冲虚之襟抱,至今犹能仿佛见之……故文家之作,虽纯状景物,而一己之性情学问即在其中。盖无此心即无此目,无此目即不能出诸口而形诸文……”把此词的善状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归结为作者的襟抱胸次,认为“无此心即无此目,无此目即不能出诸口而形诸文”,这应当说是道出了一切文学创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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