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

典志体史书

典志体史书也叫“政书”，是我国古代史书的体裁之一，主要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用分类汇纂的方法记述史事。其发端与发展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可见，这一体裁源自于《史记》、《汉书》中的“书”、“志”以及东汉以后出现的典章制度专史。唐代杜佑的《通典》则完成了这一体裁的创立。该体裁虽然脱胎于纪传体的“志”，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能够会通各个朝代，并且所载内容非常详备，在保存典章制度的资料方面，具有其他体裁的史书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通》

一、《通典》

《通典》系唐杜佑编撰。

杜佑（734—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朝大臣，着名史学家。出身仕宦，以荫入仕，曾外任节度使，历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元和初封歧国公，后以年老致仕。

《通典》全书共200卷，分为9门：《食货》（12卷）、《选举》（6卷）、《职官》（22卷）、《礼》（100卷）、《乐》（7卷）、《兵》（15卷）、《刑》（8卷）、《州郡》（14卷）、《边防》（16卷），每门又分若干子目，综合各代，记载了上起唐虞、下至唐代天宝末年以及肃宗、代宗时的历代制度。其宗旨正如他在《进书表》中所言：

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着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畅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言寻。

杜佑历经三十余年，博览古今典籍，考溯典章制度，以刘秩（刘知几之子）所作《政典》35卷为基础，增补删削，并参照《开元礼》和汉魏六朝文集奏疏等，而成此书。《边防》之前有总叙，后有评语，叙述历代制度与有关奏议、文章。自古讲“民以食为天”，“食货”是政治的根本，所以，在门目的先后次序上，把《食货》排在首位，这在前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据杜佑自序所说：

既富而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隳则用刑罚，故次兵刑；设州领郡，故次州郡；而终以边防。

《通典》的着重点在于记述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重要事项，开辟了政治、经济、文化专史着述的新途径，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志体。这种体例的优点在于组织完善，条理分明，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是一种崭新的创例，正如《四库提要》所称赞的：“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在《通典》的影响下，《通志》、《文献通考》等着作相继问世，为研究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另外，《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许多亡佚的文献赖此得以部分保存下来，这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

至于《通典》的缺失遗漏，《四库提要》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食货门之赋税，载周官贡赋，而太宰所掌九贡之法失载……钱币不载陈永定元年制四柱钱法……选举门不载齐明帝时制士人品帝有九品之科，小人之官复有五等法……职官门如周礼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掌宫中之政，乃云中书舍人魏置……似此之类，未免间有挂漏。兵门所列诸子目，如分“引退取之”、“引退佯败取之”为二门……未免稍涉繁冗。而火兽、火鸟之类，尤近于戏剧。州郡门分九州以叙沿革，而信都郡冀州，当属兖而误属冀……边防门所载多数万里外重译乃通之国，亦有仅得其名不通朝贡者，既不临边，亦无事于防，题曰“边防”，名实亦舛。然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至其各门征引《尚书》、《周官》诸条，多存旧诂，如食货门引《尚书》“下吐坟垆”，注谓“垆，疏也”，与孔疏所引《说文》“黑刚土也”互异……似此之类，尤颇有补于经训。宋郑樵作《通志》，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悉以是书为蓝本，然郑多泛杂无归，马或详略失当，均不及是书之精核也。（《四库提要》卷八十一）

尽管《通典》存在一定的漏误，但对于研究历史，特别是对研究古代文物制度，其资料的完整性是其他史籍所无法取代的。

二、《通志》

《通志》系宋郑樵编撰。原名《通史》，改为《通志》，是因为自古记事的史书都谓之志书，所以依照旧称。

郑樵（1103—1161），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人称夹漈先生，出身仕宦。年轻时在夹漈山下苦学三十余年，自诩才学不下刘向、扬雄。一生着述勤奋，有《尔雅注》、《夹漈遗稿》等30余种。晚年撰成《通志》，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赴临安，将《通志》献给朝廷，被授予枢密院纂修。

《通志》属于通史，综合记述了历代史料，体现了郑樵旨在“会通古今”的修史主张。它包括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列传125卷，年谱（即“表”）4卷，略（即“志”）51卷（其中世家3卷、载记15卷），全书共200卷，记述了上至三皇下止隋唐的史事。内容基本上是大量删削连缀旧史，依各史抄录，将唐、宋之前的历史进行整理。《通志》中较有价值的是“略”，分为20个类别：《氏族》、《六书》、《七音》、《礼》、《乐》、《天文》、《地理》、《金石》、《都邑》、《谥》、《器服》、《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灾祥》、《昆虫草木》。这些简称“二十略”，其中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以前的旧史中没有，属郑樵首创。“二十略”大多属历代的文物制度，内容丰富，也是《通志》的精华部分。郑樵在自序中说：“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

《通志》的优点在于从学术史、文化史的观点出发，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尤其是在广博、会通方面，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缺陷也很明显，因为是抄录、连缀成书，所以很多内容没有价值，《四库提要》评论说：

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四库提要》卷五十）

这对于《通志》的得失评论非常中肯，可作为定评。正因为《通志》贯通各史书志，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三、《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系元马端临编撰。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人。其父是南宋末年的宰相马廷鸾。马端临自幼笃志好学，30岁开始编撰《文献通考》，历20余年完成。

《文献通考》是记述上古至宋宁宗时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全书共计348卷，上起唐虞，下至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记述了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沿革。共分24门，每门另有小序，详细记载了着述的成规以及考订的意义。门类都是仿照《通典》的体例，在《通典》8门的基础上，划分为19门类：田赋、钱币、户口、职役、衙陲、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另外，还增补了5门：经籍、辞系、封建、象纬、物异。本书的材料大多来源于《通典》，所以，有些人认为是《通典》的扩大与续作。事实也正是如此，马端临在其序言中说：

文，典籍也；献，贤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所以，马端临是在《通典》的基础上，根据记载的材料和当时士大夫、名流的议论，进行了补充、完备，才成此《文献通考》。“通考”的命名则体现了马端临的“会通因仍之道”的思想。他说：

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其载诸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着己意，附其后焉。

《文献通考》的优点在于汲取了《通典》的精华，详细地记载了宋代的典章制度，资料的详备甚至多于《宋史》的诸志，成书的时间也早于《宋史》，并且宋代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都是由马端临独自续成。所以，此书也便成为了研究宋代以前历代典章制度不可或缺的着作。另外，作者对探讨历代典章制度所提倡的“变通张弛知故”，强调的“古今异宜”、“随时制变”、“时不唐虞，君不尧舜”的观点，都值得赞扬。《四库提要》评价说：

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瞻实为过之。（《四库提要》卷八十一）

由于此书取材广博、卷帙门类繁多，不免顾此失彼，考订制度“稍逊《通典》之简严”。尽管如此，但瑕不掩瑜，《文献通考》仍不失为政书体中的重要史籍，是稽古考证的好史书。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部着作习称“三通”。后来，清乾隆年间奉敕所撰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称为“续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