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中后期，一些清谈名士借“任自然”来作掩护，且美其名曰“通达”、“体道”。这种情况严重地腐蚀了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危及封建名教规范，以至直接影响到门阀士族的政治统治。当时的一些有见识的玄学家，便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
当时的大学者郭象不赞成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的理论，认为名教完全合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挥也一定符合名教。在此之后，郭象进一步从理论上重新把名教与自然调和统一了起来。
其实郭象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展现出很高的才华，十几岁的时候，不但已经读完《老子》、《庄子》等古书，而且还能一口气背诵出来。由于他知识非常丰富，而且他喜欢把知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里，在跟别人谈论的时候，他提出的见解不但比别人深刻，而且还能够将各种道理说得很清楚，因此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一些清谈名士都很推崇他。
后来，随着郭象的名声愈来愈大，朝廷便派人请他做官。郭象推辞不掉只好答应，当上了黄门侍郎。随后郭象又被东海王司马越所招揽，任命为太傅主簿，深得司马越赏识和重用。
对于当时清谈名士“任自然”的主张，西晋著名哲学家裴
在他所著的《崇有论》，揭露放任自然、崇尚虚无给社会政治、经济和风俗带来的严重危害，并从理论上用以有为本批判以无为本，提倡有为，否定无为，推崇名教，排斥自然。
针对哲学家裴
以名教为本的观点，郭象提出了一套“济有者皆有”的“崇有论”体系。
郭象认为，仁义等道德规范就在人的本性之中，而且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人们如果“各安其天性”，则名教的秩序就自然安定了。他提出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的主张，构成了一套即本即末，本末一体的“独化论”体系。
郭象“独化论”的中心理论是，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源或共同的根据，万物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资助或转化关系。所以他说：
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
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
郭象反对王弼等把“无”说成是统摄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共同本体的理论，声称“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不能生物”。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自生”、“自得”、“自尔”等等。独化论充分肯定“物皆自然”，反对造物主，否定“有生于无”等观念。
郭象是融合儒道的玄学家，其哲学有两个重要独特的名词，一个是“独化”，一个是“玄冥”。
“冥内而游外”就是儒道融合的结合，其主要特征是，在个体学说中容纳了群体精神，在个人精神境界中包含了道德内容。这在理论上似乎矛盾，因为“玄冥之境”是一种超是非超善恶的精神境界，而伦理道德是有是非善恶的。
为了使其学说能够适应伦理社会的需要，郭象作出了很大妥协，他修订了老庄的自然无为说，他把体现社会伦理关系的仁义之性看成是存在的重要方式。这样一来，“玄冥之境”实际上包含了道德境界的内容，虽然从其“冥合玄同”的绝对意义上说，亦可说是超道德的。
庄子注》，实际上这不是《庄子》这部书的注解，而是一部哲学著作，它是代表玄学发展第三阶段的最后体系。经典著作《老子》上载存郭象著《论语体略》2卷；又著录郭象撰《论语隐》1卷，现已亡失。在梁代儒家学者皇侃编著的《论语义疏》中引有郭象注九则，清代著名学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观其文义，与《庄子注》互相发明，对研究郭象思想很有价值。
知识点滴
郭象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尤其是他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都能够留心观察，然后再冷静地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知识十分渊博。后来郭象到朝中做了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
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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