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复古与革新

古文学·复古与革新

这个题目主要讨论古文理论中关于古文发展的道路方向问题。散文史上历次古文运动的高潮，都以复古为旗帜。由于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古文家的革新主要是向前人学习，也就是复古。复古是为了革新，复古是手段(以“道”而言，同时也是目的)，革新与发展是目的。既然魏晋南北朝道衰文弊，要起衰救弊，最方便也最有号召力的办法，就是向魏晋以前取经。唐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先秦两汉之古;宋代的复古运动，自然就是复唐代韩柳之古。韩愈论古文，能将复古与革新紧密地结合起来。(一)《答李翊书》自述学古作文的经历和体会时说：“始者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这是说精读先秦两汉之书，沉浸玩味，完全融会贯通。“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汩汩然来矣。”一旦有了深切的体会，发而为文，就能得心应手了。下文又说：“如此者亦有年”，直到“其皆醇也，然后肆焉”。所谓醇，包括立意的精纯不杂和行文的纯熟自如。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读书的共同经验，又是韩愈学古为文的具体经验，后人谈学习，大抵不离于此。(二)“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这与生搬硬套，活剥古人者大不相同，既要学习古人的语言，又要自铸伟词。韩愈在吸收遗产的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力求形成和完善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语言，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杰出的语言大师。(三)“(文)无难易，惟其是尔。”(《答刘正夫书》)在《进学解》中，作者介绍自己如何广泛地吸收古人作品的优长，可视为师其是的注解： “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诗》正而葩; 下逮《庄》《骚》，太史所录;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四)气盛言宜。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曹丕强调“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韩愈通过形象的比喻对此作了更具体的发挥：“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气盛宜言，是突破骈俪声律的藩篱而自由挥洒的重要手段，经过韩愈的强调，成为古文家的共识和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柳宗元的古文方法论与韩愈的精神相通。他曾一再给后学详细介绍自己借鉴古人的经验与途径，同样体现以复古求革新的原则。《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在阐述如何“羽翼夫道”之后，进而谈到如何取资于古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 《谷梁氏》 以厉其气，参之 《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 以博其趣，参之 《离骚》 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又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 《论语》、孟轲书，皆经言; 《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馀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宋代文章复古，增加了韩柳这两位老师。柳开以名肩愈、字绍元来表示自己对韩柳的崇敬，并以继承其事业为己任。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明确提出“远师六经，近师吏部”的复古途径(《答张扶书》)。经过欧阳修、穆修、尹洙等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韩柳尤其是韩愈的古文初祖地位最后确立。欧阳修复韩愈之古，扬弃了韩文怪怪奇奇的一面，发扬了文从字顺的一面，影响文风极为巨大，宋文又形成了自己的平易流畅的总体风格，这是欧阳修通过复古求革新的贡献。于是，韩愈与欧阳修同为宋以后复古革新的宗师。

以复古求革新，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和成功经验。不过，复古的手段并不总是带来革新的果实。明代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都对明初平熟萎靡的台阁体文风深表不满，而以复秦汉之古为号召。由于理论的失误，创作也是不成功的。“(明代)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瘅，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又李攀龙“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明史》卷二八七)前后七子散文复古主张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漠视历史的发展和生活的现实，而尺尺寸寸、一步一趋地模仿先秦两汉的语言，与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文无难易惟其是尔的宗旨背道而驰。早在韩愈之前，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就已经指出生硬勉强地模仿古人语言的错误：“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史通·言语》)这个道理极为浅显易晓。《论语》一书，语言不同于《书》、《易》;司马迁记先秦事，已在改写古籍文句。明朝人要跨越唐宋而学语于先秦两汉，不其惑乎!

复古的主张未能取得革新的实效，古文家的创作未能跨越前人而有长足进步，这是复古主义容易受到怀疑和抨击的原因之一。明代中叶前后七子的复古，即为李贽与公安一派所攻驳。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集序》)“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而尽其趣，才显得可贵(《叙小修诗》)。因而反对以时代定优劣，“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孺》)李贽甚至怀疑六经，持论更为激烈。他说，六经、《语》《孟》不一定都是圣人之言，或者是“史官”、“臣子”的褒崇赞美之辞，或者是“弟子”、“门徒”残缺不全的笔记;即使是圣人之言，要亦有为而发，对症下药，不可“以为万世之至论”。因此，“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大凡根源于“童心”的，就是“天下之至文”，“更说甚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童心说》)这，不仅针对复先秦两汉之古的七子派，而且实际上也批驳了唐宋派，因为归根到底，唐宋派也是复古派，尤其是唐宋派有其一脉相承的文以明道观念。清之桐城派，并不高唱复古，但他们追踪程朱与明之唐宋派的旗帜十分鲜明，因而受到鄙薄宋学的经学家的攻驳，甚至属于桐城支派阳湖派的恽敬，也对桐城三祖一一表示不满，并进而对王慎中、归有光等人提出批评。总之，古文发展到清代中叶，以复古求革新之路似乎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