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孔孟荀)·民国时期的“先秦儒学”研究

先秦儒学(孔孟荀)·民国时期的“先秦儒学”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再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两个重要的时期。前者是在封建统治已经动摇、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的形势下，封建范围内的变法立宪归于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崛起成为时代的主角，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推翻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伟大成功。在意识形态领域，民主革命派较之维新派，在思想宣传和舆论准备方面均进了一大步。维新派的激进宣传家莫过于谭嗣同了，谭“冲决罗网”的勇气诚如梁启超所说，“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然而谭嗣同却把孔子与封建礼教分开，反对礼教而尊信孔子，把封建礼教的罪恶全推到荀子身上。民主革命派在这方面就超过了维新派，但他们中有许多人不仅不觉得封建意识形态应当批判，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很可爱的、不能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还没有真正批判封建主义，就有一股国粹主义思潮兴起，他们强调国粹、整理国故。辛亥革命后，本来在革命气氛中稍稍收敛了一点的儒学不久又活跃起来。袁世凯于1914年2月通令全国恢复“祭孔”，公布“崇圣典例”，社会上出现了 “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等组织，提倡以 “孔教”为“国教”，鼓吹纲常名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所造成的局势的失望情绪，肆意攻击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观念。如果说辛亥革命从政治制度上标志着儒学统治地位的开始终结，但真正宣告儒学统治地位终结的还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结束了儒学在整个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结束了它的历史悠久的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立国之本”的地位。从“五四”开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三大思潮并存的局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是主张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胡适为代表)，一是文化保守主义即现代新儒学思潮(以梁漱溟、梁启超、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为代表)。

在“五四”的反孔高潮中，梁漱溟首先挺身而出，反对“打倒孔家店”，公开维护儒家学说，标榜“新孔学”。梁氏的思想兼宗儒佛，所著《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被认为是“新儒学”的开山之作。接着是1923年科学与玄学(人生观)的论战，玄学家张君劢提倡“新宋学”，以发展心性之学为宗旨。三十年代初期，熊十力出版了 《新唯识论》，这本书为“新儒学”构造了一个直接继承传统儒学的哲学体系，目标是重建“中国儒学本体论”即“心本体论”：“吾心与万物本体，无二无别。”到了抗战期间，又有冯友兰的“接着程朱理学讲的”“新理学”，还有贺麟的站在新黑格尔主义立场来承接、发挥陆王心学的“新心学”。新儒学重在哲学创造，疏于对孔、孟、荀的客观性研究。但这一时期对孔、孟、荀的研究却是历代所无可比拟的。据 《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1900—1949》的著录，专论孔子的论文多达500篇左右，专论孟子的有200篇，专论荀子的也有150篇之多。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哲学、宗教、逻辑、心理学、史学、道德等各方面的思想，可谓先秦儒学研究“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一时期研究《论语》和《孟子》的名著则有：钱穆《论语要略》、杨树达《论语疏证》、程树德《论语集释》、赵纪彬《论语新探》、杨大膺《孟子学说研究》、王治心《孟子研究》等。研究荀子的则有杨大膺《荀子学说研究》。

《论语要略》是钱穆概要介绍《论语》的专著，共分六章，又名《孔子研究》。第一章序说，介绍《论语》及后代注释和相关著作，本书体例及参考资料;特别说明读书方法。第二章孔子之事迹，附以年表。第三章孔子之日常生活。第四章孔子人格之概观。第五章介绍孔子的学说。第六章介绍孔子的弟子。本书所取材料，以朱熹 《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为主，兼及崔述《洙泗考信录》、日本蟹江义丸《孔子研究》。本书体例为“先详事实，次陈义理，并尚简要，不贵博辩”。

《论语疏证》是杨树达于1942年在其所写讲义《论语古义》基础上扩充而成。此书汇集三国以前古籍中与《论语》有关的资料，排比于《论语》原文章句之下，间下己意以为按语。疏证方法，“首取《论语》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无证者阙之”，(《论语疏证凡例》)。主旨是以事例为证，疏解《论语》古义，考订是非，解释疑滞，发明孔子学说。引书约70种。疏证别具一格，陈寅恪称：“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 (《论语疏证陈序》)

《论语集释》是程树德集古今《论语》注之大成的一部名作。共40卷，120余万言。程氏广引经史子集四部群籍及类书碑志达680种，取舍谨严，博而不滥。集释内容分为十项。一曰考异，考释经文异同;二曰音读，注字音，正句读;三曰考证，考释名物制度;四曰集解，释何晏集解，邢疏有可采者亦附入;五曰唐以前古注，所采者凡38家，以皇侃义疏为主;六曰集注，备载宋以来诸家注，以朱熹集注为主;七曰别解，采录集注以外的新说以广异闻;八曰余论，录载清儒阐发的义理之说，宋以后诸家可补集注而不宜入考证中者亦附入;九曰发明，主要采录陆、王一派的义理之说;十曰按语，程氏于各项下所发之己见或折衷之语。程氏此作，最为博洽，且体例周备，疏解详明，便于披阅。

《论语新探》是赵纪彬探讨春秋社会性质及孔门哲学的专著。1948年曾以《古代儒家哲学批判》书名出版，1958年改为本名。全书由上部 (历史证件)与下部(儒学究元)合成。他认为《论语》撰定非一人，成书非一时，而是经过集体努力、长期积累的一部古典著作，更具体地说：仲弓、子游、子夏以及曾子、有子之门人，可能先后均参与其事。《论语》是古代前期儒家的直接文献。春秋为奴隶制社会的矛盾激化时代。《论语》中的“人”与“民”是当时社会两大主要对立阶级，亦即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人”代表奴隶主阶级，“民”代表奴隶阶级。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前期墨家则为“人”中的“小人”学派。孔门以“君子”为培养目标，墨子以“君子”为批判对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论语》中的 “教”与“诲”不同，“诲”字以 “人”为对象，“教”字以 “民”为对象。“爱人”与 “使民”不同，“诲人”与“教民”有别。从春秋时代起，“君子”与“小人”才开始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重要派别，“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成为孔门求学做人的理想境界与臧否人物的标准。孔门的自然知识，不但完全是直观的原始知识，而且亦有一部分尚未脱离神学的宗教观念。孔门与西周一样，道德论不是独立的学问，而是政治论中的组成部分，或其必需的方法。孔门的政治逻辑是“学以成德，德以从政”。

《孟子学说研究》，杨大膺撰，1935年成书。本书借用现代哲学的原理，阐明孟子的学说。分十二章，首为绪论，然后述孟子的思想渊源、人生学说、伦理学说、性说、命说、修养说、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社会学说、教育学说，末为结论。杨氏认为，孟子的“道”，就是他所倡的仁义礼智的天赋的人生学说，以爱为基础的伦理学说、性善说、天命说、存心养性的修养说，养民、教民、保民的民本主义政治学说，制产轻税的经济学说，互助和分工合作的社会学说，以及明人论发善性的教育学说。本书条理清楚，通俗易懂，是研究孟子的入门之书。杨氏还撰有《孔子哲学研究》和《荀子学说研究》二书。在前一书中，杨氏认为孔子思想有两大特色：一是将全部学说，建筑在人类心理活动上，看人类心理活动状况如何来确定他的各种学说;一是切于实际生活，不像一班玄学家的预言神话，无济于人生，他的“微言”、训条，是超出时空给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以生活指示。孔子的哲学完全建立在“纯性可塑论”上面，认为人性没有善恶的分别，如纯白纸一般，可以塑染;孔子的政治哲学，提倡感化，主张不拿刑和政去裁制人民，只拿礼和德去感化人民;孔子的人生哲学是重在人生行为的修养，其人生观是求“仁”的实现;孔子的教育哲学是主张用教育去创造天才，即创造人格完满的“仁人”;孔子是中国逻辑学的始祖，他的方法论主要是正名主义，注意经验和经验的推理。后一书认为荀子的学说建筑在“性恶可塑论”上，注重修人事，轻天重人。其教育思想以心理学为基础，注重改造的作用，改恶为善。主张人格修养的工夫，要诚养心，修意志，厚德行，明知虑。荀子以儒学政治的感化主义立场，论兵以“仁义”为本，主张非战。此书各篇名均以《荀子》原名为准，不失其真面目，乃将荀子所有学说一一阐述，使读者略知其全貌，是研究荀子思想的入门之书。

《孟子研究》，王治心撰。作者重读《孟子》，旁及《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孟子字义疏证》及其他有关《孟子》之书，分类研究，以成此书。分为总论、孟子的政治思想、形而上学、人生哲学、教育哲学、余论六章。王氏认为孟子“私淑孔子，但是都比孔子来得彻底”(《自序》)。指出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即保民之道。消极的保民，为“取民有制，不嗜杀人，非仁无为，矜恤穷民”;积极的则为“与民同乐，以仁存心，推恩爱人，以仁导民”。要求得政治清明，必先要实行“德化教育”，目的是“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此书条理清楚，可以略知孟子及其学说的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