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儒学·“实学”考辨·当代学人对于“实学”概念的若干误解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实学”考辨·当代学人对于“实学”概念的若干误解

当前有关“实学”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对“实学”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界定，这些论著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于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没有弄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则是由于对“实学”概念的来龙去脉缺乏整体的、贯通的把握，因而就难免出现对“实学”概念的误解。

关于“实学”研究，目前中国大陆最有代表性的论著是葛荣晋教授的《明清实学简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和《中国实学导论》(载《中日实学史研究》)以及三卷本的《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就其中的一些资料理解与处理提出商榷，下面我们再就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讨论。

(1)“实学”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吗?

葛荣晋教授在其新著《中国实学导论》中说：“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和主导的社会思潮，发生在中国明朝中期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300年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明清实学思潮的产生，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它来自于宋明理学又对立于宋明理学，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里并不是毫无疑问的，而是疑问丛生的。首先，“学派”是历史上形成的，不是今人封赠的。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历史上有过独立的“实学”学派。“实学”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那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所列的诸如宋濂、方孝孺、姚广孝、于谦、王守仁、何瑭、王廷相、张居正、戚继光、董其昌、徐光启等数百名公巨卿岂不都变成一个学派了? 我们在上面论述康熙君臣以及陈确、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都讲“实学”，岂不也变成一个学派了?“实学”不仅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个学科或学术形态(如佛学、经学、理学等)，只能算是一种学术取向。此外，实学并非来自宋明理学，早于宋代理学三百年的唐代杨绾即已提出，并且“实学”的框架中也能涵盖理学，从本质上说并非是对立的，而且把它限定在“三百年间”也并无历史的根据，如此等等。

(2)“实学”涵盖“本体论”吗?

从上面三节我们所分析的有关“实学”的资料中，我们没看到一条资料与本体论有关。葛荣晋教授将“实学”分出“实体实学”一类，并指出“实体”亦即“本体”，程朱理学把“理”说成“实体”，陆王心学把“心”说成“实体”，王廷相、罗钦顺把“气”说成“实体”。本体论哲学乃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应该算“虚学”，而不是“实学”。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这是一个不能一劳永逸一次性彻底解决的问题，人类将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长期讨论下去，理学关于理、气、心、性的讨论即属此类。“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是“实学”的精神，一个真正讲“实学”的人是排斥这种“空谈”的，例如颜李学派的主张就是如此(当然这里也有其局限)。其实，“实学”是一个中性词，理本论者可以讲实学，心本论者可以讲实学，气本论者也可以讲实学。“实学”与本体论如何并无关系。所谓“实体实学”，是人为地将“实体”与“实学”捏合在一起的概念(这是因为作者要把罗钦顺、王廷相等气本论者拉入“实学”队伍的缘故)，如果“实体”即本体之义，那所谓“实体实学”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3)“实学”有“启蒙”之义吗?

从上面我们所分析的有关“实学”的资料中，我们看不到“实学”有“启蒙”之义。葛荣晋教授又从“实学”分出“启蒙实学”一类，也是值得商榷的。侯外庐先生认为明清之际存在“早期启蒙思想”，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用“实学”来涵盖“启蒙”思想却不妥当。我们通过对有关“实学”的历史文献分析，看到“实学”的内涵只有通经、修德、用世三项，并且从许多文献中我们也看到，唐代宗、宋宁宗、元世祖、明太祖、清顺治、康熙、乾隆、同治、光绪诸帝都支持或提倡“实学”，“实学”属于正统儒学的范围，封建王朝往往通过倡导实学来引导士人的学术取向。它并没有更多的思想史方面的意义，更没有“启蒙思想”的含义。不仅如此，封建王朝甚至以“崇虚无而蔑礼法”为罪名，镇压像何心隐、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近代王仁俊创办《实学报》公然反对民主，反对变法。正因为“实学”一词本身并没有“启蒙”等许多意义，因此用“实学”来概括明清思潮也就未必合适。

(4)为何从“实学”中挖掉“修德”内容?

“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中有重要一项，就是“修德”，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习惯于把它剔除出来，甚至把它看作“经世致用”的对立物，以至于有的论文只讲“利用”、“厚生”，而回避“正德”。古人强调“实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即理论联系实际(“通经致用”)、内外一致之意。任何一个社会，尽管关于“修德”的具体内容可以不相同，但“修德”的原则却不能没有。之所以将“修德”的内容从“实学”中挑除掉，往往是由于论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一是认为“修德”内容是封建的“三纲五常”，应该加以摒弃;一是认为只有“兵农钱谷”之类才是“实”的，这又是由于我们近三百年来的积弊积弱所产生的潜在心理意识，其实一旦这个层面的问题解决了，就会感到“修德”以充实精神的必要了。古人把“修德”作为“实学”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今人倒是应该深思反省的。

(5)“实学”的范围应该如何确立?

最后，就是“实学”的范围问题，论者立意要将“实学”框定在明中叶至鸦片战争的三百年间，由于没有把握住“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因此对“实学”范围的确定也就失去了衡准，经常与所要框定的时限发生矛盾。如以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思想为“实体实学”，那么主张气本论的张载，主张元气论的王充、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学说算不算“实体实学”? 如将张居正等人列为“经世实学”，那么唐代杨炎、北宋王安石等人要不要列入“经世实学”? 上而推之，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算不算“经世实学”? 如以李时珍列为“科学实学”，那古代的《神农本草经》算不算“科学实学”? 其他著名医家如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以及金元四大家等人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算不算“科学实学”? 如以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为“科学实学”，那郦道元的《水经注》算不算“科学实学”?如此等等，可以类推。正因为《明清实学思潮史》著作中包含着这些矛盾，就不可能将“实学”框定在一个时限之中。其实，只要了解“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实学的历史内涵是通经、修德、用世三项，它排斥佛、老百家之学，排斥诗赋、词章、功利之学，就此内涵而言，我们可以把它上溯于孔子，此时虽无“实学”之名，却有“实学”之实，晚清朱次琦即称“孔子之道”为“古之实学”。“实学”之名的正式提出，始于唐代，这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勃兴造成了士林习尚与社会政治的反差，提倡“实学”是为了引导士人的学术取向。尽管各时代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士林习尚与社会政治的反差终封建之世一直存在，“实学”始终扮演着两者之间的调节者，而这完全是由封建社会制度的自身矛盾造成的。

《明清实学思潮史》由于有许多明清学术史专家参与，就其分撰各章而言，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由于主编对“实学”概念有上述种种误解，因而这部书的整体框架，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应该认识到关于“实学”史的研究，这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并且应该承认，这一阶段对于“实学”的看法乃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实学”作为一个历史视角，是可以对之进行研究的，但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理论框架，使之符合“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