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岭南宗教文化·岭南文化与佛教的中国化

岭南文化·岭南宗教文化·岭南文化与佛教的中国化

(1) 佛教在岭南传播的历史

佛教是最早传入岭南，影响深远而又被改造得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外来宗教。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主要由两条路线传入我国。一条是陆路，经由中亚细亚、新疆然后深入内地。另一条是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佛教最早传入广州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灵帝末年(170—171)。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年代是三国时期，约公元2世纪60年代，即东吴末期孙皓执政时期。印度僧人真喜沙门(强梁娄至)从海上到达广州，翻译《十二游经》一卷。西晋武帝时，梵僧迦摩罗从西天竺到广州，在广州城内修建了岭南历史上最早的两所寺院，即三归寺和王仁寺。东晋安帝时，古罽宾国(今喀什米尔)85岁高僧法明(昙摩耶舍)，在广州白沙寺讲法，有门徒八十五人，并开始有了女尼。从两晋到南北朝，不断有印度或西域僧人来广州译经、传道、建寺，留下了不少神话传说、佛教故事和名胜古迹。如由昙摩耶舍主持，将原虞翻旧苑改建为王园寺(即今广州著名佛教古刹光孝寺)，并种植了一批苹婆诃子树，后成为著名的“诃林”。南朝宋文帝嘉元初(424—453)，天竺僧人求那跋摩从海路进入广东，取道始兴入京时，将始兴虎市山改为灵鹫山(天竺名山)。杯渡禅师在今香港青山隐居礼佛。传说他是乘大木杯渡海而来，于是青山便有了杯渡山的别名，流传着杯渡禅师的种种神话故事。梁武帝中期，著名的少林禅宗始祖达摩禅师(印度天竺国王子菩提达摩)，从海路到广州后，创建了西来庵;他踏上的广州的那片土地，也因此而命名为西来初地。

南北朝时期，全国佛教有较大的发展，外来僧人从海上到达岭南宣讲佛教教义，翻译佛经、建筑佛寺佛塔等活动，亦颇具规模。仅以兴建佛寺来说，据不完全统计，遍布岭南各地的大小佛寺就已近百所。

唐代初期，佛教已在岭南上层社会生活中产生显著的影响。佛教文化和印度文化，也开始渗入岭南整体文化之中，从而丰富了早期岭南文化的内容。

(2) 惠能开创的佛教禅宗顿教

惠能(慧能)生于公元638年，死于713年(唐太宗十二年至唐玄宗先天二年)，俗家姓卢。父卢行瑫，原籍河北范阳(今北京市西南)。公元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被贬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娶当地李氏女为妻，定居夏卢村。“惠能”是出生时由当地僧人所取的名字。惠能三岁丧父，靠母亲独立抚养，家境贫寒，没机会受教育，至十多岁，仍是文盲。只能靠打柴为生，母子相依为命。

惠能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据说他在二十四岁时，一天挑柴到市集卖，途经金台寺，偶然听到寺内僧人诵《金刚经》，心里顿然感悟，决心皈依佛门。经金台寺主持介绍，只身别母远赴湖北黄梅县东禅寺，投拜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宏忍因惠能出身寒微，又是文盲，便只收惠能为寺内杂工，到寺内碓房舂米。八个多月后，弘忍决定物色一人继承衣缽。他要众弟子僧徒每人作一佛偈，阐明禅宗法理，由弘忍根据各人佛偈法理的高低情况，选定后继者。惠能并未受戒，本无资格参与这一盛事。然而他不甘后人，请识字而热心的僧人，为他在墙上写下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竟然压倒了最孚众望的弘忍大弟子神秀所作的“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因惠能所作佛偈，比神秀所作更符合“空宗”的法理，既出乎弘忍意料之外，也使弘忍深庆后继有人。但又担心若公然将衣缽传给惠能，会引起神秀的嫉忌和仇恨，徒使惠能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不动声息，当晚三更时分，弘忍悄悄叫来惠能，将《金刚经》及由达摩始祖传下的木棉袈裟传授给他，并吩咐惠能连夜下山南归，且面授禅机：“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惠能当即领悟，迅速潜返岭南，在广东怀集、四会等地隐藏了十五年。后来，惠能到了广州，在性法寺(今光孝寺)正式授戒，开禅讲经。一年后，惠能北上曲江曹溪宝林寺(今广东韶关市曲江县南华寺)开禅讲经，为众说法，广收门徒。门徒听讲后，将惠能口述的佛法精义整理辑录成文字，命名为《坛经》。这便成了惠能创立的禅宗南宗顿教的唯一经典著作。

《坛经》的中心思想是主张性净，强调自悟;突出宣扬人本来就有心性(佛性)，如能自己彻见心性，就能成佛，即所谓佛性“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来不去”，“道由心悟”，“自心是佛”，“本心生万种法”。这就是惠能独创的顿悟法门，即顿觉说。按照这种全新的观点。信徒们可以摆脱佛教的诸般繁琐规则的思想束缚;也否定了由达摩创立的禅定成佛的权威理论。信徒们可以不坐禅参佛，可以不念诵经文，因而也不必用文字写定的佛经。因为一切时中行住坐卧，都可体会禅的境界。这种全新的佛教法理，吸引了广大下层人民，使惠能的信徒大增，影响日大，达一时之盛。

(3) 南宗顿教与佛教中国化

惠能自创的顿悟说，不仅与弘忍六祖大弟子所继承的禅宗北宗渐悟说明显对立，而且也和印度及当时我国以印度佛教为正宗的种种不同教派完全不同，而具有全新的佛教教义，可以说是世界及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革新。其深远意义是使佛教世俗化，并因吸纳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岭南地域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最终实现了外来佛教的中国化。

印度的佛教，其表象和实质都明显地属于贵族上层阶层的宗教。传入中国后，这种情况并无明显改观。由于将“成佛”的过程过分神秘化、神圣化、复杂化，加上佛经义理深奥难懂，仪轨又极之繁琐严谨;信徒为表诚心，还需花费大量金钱作为布施;信徒为求修成正果更要有充裕的时间、金钱，以支持诸如坐禅、诵经、朝参礼拜等活动;作为信徒，还得有较高的学识修养，才能念诵领悟深奥的各种佛教经典。一般下层劳动人民不具备这些条件，更加上我国民间历来俗信的是实用性极强的由原始宗教衍生发展的多神信仰，因此，早期佛教在中国，信奉者多是上层社会的教徒。而惠能本人出身贫寒，不识字，自幼以劳动所得维持生计，对贫苦人家信崇佛教的种种难处有切身的体会;并在有形无形中受到富于兼容、创新、不拘于传统的岭南文化的浸染薰陶，所以他所创立的顿教便能以最简单的道理，最直接的方法，把佛教从神圣化、贵族化，转向世俗化和平民化。惠能在宝林寺传教长达三十六年，培养了得法弟子四十三人。其中部分弟子北上大力宏扬南宗顿教的主张及其正宗地位，部分弟子在南方广大地区广泛深入民间传播《坛经》精义，广纳平民信徒，致使影响愈益深远，不但使南宗顿教在全国鼎盛一时，最终实现了外来佛教的中国化;而且声名远播海外，引得日本的玄和良介大师专程跨海到宝林寺，拜惠能为师。玄和回国后，开创了南宗顿教临济、曹洞两宗(惠能之后，南宗顿教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沩仰、临济、玄门、曹洞、法眼五宗)在日本的支派。

惠能本人是继湖北东禅寺禅宗五祖弘忍之后的六祖。这是达摩在嵩山少林寺开创佛教禅宗以来最后一个祖师级的佛门大师。惠能死后肉身不腐，门徒把惠能尸身制成“金身”，供奉于宝林寺。“金身”经历千多年的时光考验，遭遇无数劫难，却能奇迹般地保持完好。现在仍然供奉在广东韶关市曲江县南华寺(原宝林寺)内，成为岭南佛教的一大文化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