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辞赋与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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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朝辞赋嬗变时期

我国辞赋文学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在南北朝时代,由辞赋滋育与衍生的另一种文体——骈文,应运而生,曾经一度取代了辞赋作为主流文学的地位。此后,两体则分道扬镳,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一直影响着唐宋及后世文学的发展。延至清代,文坛上虽然出现了“中兴”现象,但其统治之尊位,自从汉大赋由小赋取代之后,一直为诗歌或其他文学样式(如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所占踞,即使在清代文坛“全面繁荣,百花齐放”中,也未能复位。

以下着重记述魏晋(即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辞赋文学的发展状况。

①魏晋辞赋之初变

三国两晋时期的辞赋还在发展,其状况比较繁盛。但文坛的统治样式却已让位于诗歌。这时的辞赋作家,往往由诗人兼任,留下了不少优秀篇章。其形式,不再是大赋,而是抒情小赋;赋中语言,也常呈骈骊。

建安与正始时期。这是我国五言诗荣盛时代,但也不乏辞赋的创作。今存建安辞赋作品一百五十多篇,超过现存汉赋的总和。创作最多的是曹植,约有五十多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据有关研究者剖析,建安辞赋文学,具有四大特色:第一,视野拓宽、题材扩大,尽量摄取普通人、普遍事、一般物人赋,冲谈汉赋那种贵族气。第二,加大反映社会现实的力度,摆脱赋体“极声貌以穷文”(刘勰语)的桎梏,让自己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第三,抒情性成为这一时期辞赋作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王粲的《登楼赋》和曹植的《洛神赋》,都很好地呈现了这个特色。第四,建安赋作的篇幅,一般短小精悍。以曹植为例,他现存辞赋作品四十三篇,其中除了《洛神赋》和《九愁赋》为长篇,以及十二个残篇之外,其余均为短制,不少是一二百字,最短的如《静思赋》,只有七十多个字。

建安时期辞赋的主要作家和作品,按事类归纳,分述如下——

一是,富有现实性与政治内容者。有阮瑀的《纪征赋》、陈琳《武军赋》、徐干《西征赋》、曹丕《临涡赋》和王粲《浮淮赋》等,曹植的长赋《九愁赋》,也属此类。

二是,托物言志,借由抒怀者。有祢衡的《鹦鹉赋》、王粲《登楼赋》和刘桢的《遂志》等。

三是,渊源于上古神话或古礼而演绎故事者。有曹植的《洛神赋》等。

四是,描写苑馆、都城之赋。有刘桢的《鲁都赋》等。

此外,还有善赋的其他人士。如应玚的《西狩赋》,惜未见其原作。

曹魏正始时期,赋坛上还有重要作家何晏、阮籍、嵇康和向秀等人,所作之赋仍以小赋为主。如阮籍的《猕猴赋》、《鸠赋》均为带有讽谕性的小赋;嵇康的《琴赋》,虽与汉人同名赋相近,但其抒情性大大加强。何晏的《景福殿赋》,用的是汉大赋宫殿题材,然而不以“品物毕图”见长,而是以描述精到动人;至于“七贤之一”的向秀,所作的哀吊嵇康的赋和吕安的《思旧赋》,均情辞痛切,更为引人。

两晋时期的辞赋仍相当繁盛,作家、作品层出不穷。据史料所载,这时期传世作品数量,超过东汉建安时期。这时辞赋的形式,大赋与小赋并存,而以小赋为主。傅玄今存赋五十多篇,其篇幅均比较短小。不过,在太康时,曾经出现了一篇轰动当世的著名大赋,即左思《三都赋》。他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篇力作,对三国的三个都城——蜀都、吴都和魏都进行详尽描绘。据传,左思为了弥补汉大赋描写物产、建置方面存在的虚妄与不实之处,故而在写《三都赋》时,特依据地图、方志和各地风习加以考定。《三都赋》问世后,传抄甚众,弄得“洛阳纸贵”。的确,此赋是比较真切地反映了三都的景况。不过,“在艺术上较之前人无多大突破,只是更能体现‘品物毕图’的原则罢了”(徐公持语)。

太康赋坛出现了若干重要作家,如:潘岳、陆机、张华、成公绥和傅玄等人。潘岳作赋较多,收入萧统《文选》的就有:《籍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和《怀旧赋》、《寡妇赋》以及《星赋》等八篇,其中《西征赋》、《秋兴赋》最为著名。陆机以赋哀故友,诗意充溢的《叹逝赋》和“备言甘苦,具陈文心”的《文赋》,也很有名。此外,还有张华的《鹪鹩赋》、成公绥的《啸赋》等,也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它们的共同缺点是:铺采摛文过了头,文辞藻饰太浓盛,艺术魅力反而被削弱了;有的仿作较多,如傅玄五十多篇中,约一半左右赋题多袭前人,缺乏应有的创意。

东晋赋坛,总体上大逊于西晋。在南渡初期,还呈现过“暂见消歇”的状态。后来,出现了木华的《海赋》和郭璞的《江赋》,描写了前人未曾涉及的题材与景色。特别是木华的《海赋》,细描了大海变化的种种情状,名满当世。再后来就见到了玄言诗代表兼赋家孙绰,主要作品有《遂初赋》和《游天台山赋》等,还有袁宏的《东征赋》。直至晋宋之交,赋坛上更出现了一位大诗人兼赋家的陶潜的作品,最著名的赋就是《闲情赋》和《感士不遇赋》等作品。

他们这些辞赋作品,在文风上比西晋有了较大改变,少雕琢、多自然,风格比较明快清新。如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是一篇为《文选》列入“浏览”栏的纪游辞赋,僻字奇词已经少见,文辞本色自然,气韵也较畅达。陶潜的《闲》、《感》两赋,更具有一般辞赋所无的自然平易的特殊风貌,为辞赋作品开出了新境。两晋思想界与文坛上玄学兴盛,辞赋不能不受到影响。嵇康的《琴赋》,就已藏有若干玄理,从西晋到东晋,这个影响逐步加强,以至妨碍辞赋的更好抒情。

魏晋辞赋,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受着玄学的浸漫而发生某些变异,且在艺术表达上,也增加了骈骊对仗的色彩,出现了单句对、隔句对和长句对等若干对偶方式。在潘、陆、木、郭等人的辞赋中,甚至通篇俳偶,力求句式整饬,使自己作品朝着骈化方向发展。

②南北朝辞赋之异化

我国辞赋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异化现象。这是因为这个时期是一个崇尚骈骊的时代,不论诗文或辞赋,都朝着骈化发展,甚至一些日常应用文,也采用骈体形式,文坛上骈体极盛,原来带有骈骊倾向的辞赋,也自然而然地被异化了。因此,人们对这个时期的辞赋,就叫“俳赋”(即“骈赋”)。这就是排比声律,骈四骊六之作。其实,它与一般骈文,已无多大区别。后世若干六朝骈文选本,如清人李兆洛《骈体文钞》和清人陈元龙等编的《历代赋汇》,都争着把著名的《芜城赋》和《别赋》收录了进去,已经难于辨清其“赋”与“骈”了。

这个时期的辞赋作家、作品从略,而将南北朝的骈文,另辟专题着重予以绍介。

(四)唐宋辞赋再变时期



中国辞赋文体,自战国肇始至两宋,经过不断地演变,足足走过了一千六百余年的路程,各个时期的辞赋,都呈现着自己的特色。因此,又有古赋、骈赋、律赋和文赋的不同称谓与区别(见徐师曾《文体明辨》)。所谓古赋即汉代及汉前的原始赋、汉大赋与小赋;骈赋,即六朝赋,又称“俳赋”;律赋,是唐赋,主要用于科举应试,它比骈赋更加追求对仗工整、平仄和谐,对押韵(限于官韵)则有更严格的限制,规范愈严其道益窄。宋代科举沿用唐制,也考律赋。至于文赋,在宋代达到高峰,故又称“宋赋”。其实,这种文赋之体,由于它摆脱了传统格局,以散代骈,句式参差,押韵自由,行文灵活多变,且富有诗意。在唐代,它就已受到古文家的青睐,及至宋代,又经过古文家们的努力实践,为文赋的发展拓阔了前程,也为整个辞赋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文赋一脉的延续,直至元、明、清及近代。

①唐代的律赋

唐代占踞文坛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是诗歌,一般散文次之(中唐以前骈文为主流文体),而辞赋作为一种文体,虽未消失,却已经“靠边站”了。因为唐代辞赋文学,是以“律赋”形式存在的。这种律赋,除了科举应试者依律写作之外,其他士人问津者甚寡。宋元明清四代均行科举,赋之用甚宏,但是由于作者热情不足,又不能自由发挥,优秀作品极少,传世者更是稀见。在唐代诗文集中,还会见到若干题为“赋”的文章,但大都缺乏闪耀的光辉。比如“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也写过这种赋,李白有《明堂赋》,杜甫有《三大礼赋》,其价值就不如他们的诗歌辉煌。清人章炳麟认为,唐律赋出现后,“自是赋遂泯绝”(见《国故论衡·诗辨》)。这同以后的宋元明清“制举文”的命运相仿,无甚价值可言。我认为章氏所说的“泯绝”,主要是指辞赋之内在精神而非躯壳。

在唐代文坛上,除诗歌之外,在古文运动之前,六朝遗风劲吹,时时处处所见者,几乎均为骈化文章,骈文,(时称“今文”或“今体”)声势犹盛。虽然如此,传统辞赋(对比于律赋而言)作家尚不乏人,而且留下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与炽盛,骈骊影响缩小,特别是在中唐以后,骚体辞赋又开始畅行。其中佼佼者,首先是韩愈的古今称颂之《进学解》,还有柳宗元的五个“楚声骚体”名篇,即:《解崇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和《囚山赋》。林纾称柳赋“为唐文巨擘”,“当与宋玉争席”。还有晚唐的杜牧“冲破旧规,洒发生气”的《阿房宫赋》和陆龟蒙的《蚕赋》之类的托物喻志的抒情小赋,焕发着光彩。

②两宋的文赋

在两宋时代,科举取士之用的律赋,大为有识之文士所不满,平日著作绝少问津。北宋时,复古氛围十分浓烈,唐代古文运动至晚唐时衰落之后,宋人却力争让古文运动中兴,辞赋这类“非古之桎梏”,尽被打破,于是,赋体文学获得了一次大解放。源于晚唐时肇始的“文赋”,即应运而盛。当时,文艺界虽有新生文体——宋杂剧和话本小说的勃勃兴起,但也不曾排斥辞赋的“中兴”。不仅如此,尚使“文赋”一脉,成为一个足传千秋的优良文统。

宋代的作家,一般都具有一个足智多能的显著特点,往往一人诗文两兼,或者散文与辞赋“双挑”。比如北宋散文大家欧阳修,既是宋式散文的奠基者,又是宋赋的优秀作家。他的著名《秋声赋》,是宋代辞赋之典范,是文赋走向成熟的标志,后世颂赞不绝。有评者说得好:“秋声本无可写,却借其声、其容、其气、其意唤出,并秋声颇不寂寞,亦觉形色可睹,议论大奇”(录商侯语)。由他推荐或培植的曾巩、王安石和“三苏”等散文家,也时有写作辞赋的习尚。如诗文革新派王安石,就写过《思归赋》和《历山赋》作品。至于苏轼,更是“文艺多面手”,诗、词、文、赋诸体,均列大家之首。他的两篇《赤壁赋》,古今并赞,传诵不衰。他的寓言式咏物小赋《黠鼠赋》,更是富有风趣,诱人深思的妙赋。

在南宋,其情况也是如此。当时的若干诗文家,都兼写辞赋,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产作家“南宋四大家”之首陆游,在创作九千三百多首诗、一百三十多首词(指存世的作品)的同时,也写了《禹庙赋》、《焚香赋》、《红杞子华赋》和楚声短赋《自闵赋》等若干辞赋作品,耐人阅读。为官清正、民望极高的南宋政坛“一代伟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兼诗文家王十朋,在撰作二千余首诗词、五百来篇文章的同时,也写了山水《双瀑赋》、斋馆《至乐斋赋》和抒情《归去来赋》等多篇辞赋作品。这些,都为宋代辞赋文学的发展壮了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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