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文学璀璨夺目的艺术宝库中，有一类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呈现着耀眼的光彩。这一类作品，就是词。
词与诗
词是我国隋唐之际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按照用韵与否的标准划分，它属于有韵的诗歌一类。但它与诗歌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区别大致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诗歌不须与音乐配合，词作本来是配合隋唐之际的音乐而产生，与音乐结合是其义务，与音乐结合也决定了其音律与节律上的某些特点。这种与音乐的天然结合，今天仍然能够从讽诵的效果中感受得出来。
二、诗歌的句式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句式大致整齐。由于配合音乐的缘故，词有词牌，不同的词牌形式各不相同，据清人编成的《词谱》统计，共收有826调，2306体。这些千差万别的词牌格式，以及一首之内长短不齐的句式，为曲折婉转地表情达意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清康熙年间内府刊朱墨套印
本《词谱》书影
三、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加上长期形成的人们主体意识的因素，词与诗在美学体质上形成了明显的、也是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人间词话》)就是说，词与诗相较，可容纳的题材比诗歌要狭窄，所体现的韵味却比诗歌要悠长。
关于最后一点，从对诗词同题材或同辞句作品的比较中最能看得分明。
宋初词人晏幾道《鹧鸪天》“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二句，写久不见面，一旦相逢既喜且疑的情景，显与杜甫《羌村》三首之二“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如出一辙。但后者笔触凝重，情绪沉郁，前者“剩把”与“犹恐”呼应，则惊喜俨然，变厚重而为婉转空灵。这就是诗味与词味的区别。中唐诗人刘禹锡《秋日书怀寄白宾客》：“筋力上楼知。”辛弃疾《鹧鸠天》词：“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诗语简而概括，衍展为长短句，顿觉摇曳多姿，这就是诗法与词法的差异。
传统观点认为词的题材不如诗歌宽广，是由于为了使词更具有上述那种婉转空灵、摇曳多姿的词味，对题材的选择自然比诗歌局限一些，有些题材便不太适宜用词这种文体来表现。但是，从词史本身的发展来看，词所表现的题材仍然是很丰富的。从最初歌筵酒席间的歌辞，到后来一怀心绪的抒发，再到社会现实生活的纳入，同样是走的越来越扩展的历程。至于词的风采，在保持“言长”这一词体特质的基础上，更是绚烂多彩，美不胜收。
雅与俗
从起源来看，宋词上承唐五代词，与俗乐有密切关系。沈括在《梦溪笔谈·乐律》中提出“雅乐”“清乐”“宴乐”的区分。贞观年间，唐太宗命协律郎造燕(宴)乐，与西凉乐、龟兹乐等等总合为唐十部乐，而这十部乐又可以统名曰燕乐，它是当时混合了多民族音乐元素的俗乐的总称。唐玄宗爱好俗乐，他为了不受太常寺礼乐制度的限制，于原来的教坊之外，另设内外教坊，与太常并行。太常雅乐主郊庙，教坊俗乐主宴享。教坊之乐既有前代流传下来的旧曲，又有当代创造的新声;既有边域胡夷之曲，又有民间里巷之声。教坊乃当时音乐的集散地和大型作坊。作为宫廷设立的机构，它有足够的凝聚力使多样的音乐汇集其中，通过教坊弟子的传唱和其他各种途径的传播，教坊之声传入民间，成为一时的流行歌曲。词产生的直接动因是为曲配词演唱的需要，由民众和文人共同创造的唐五代词，词调大量来源于教坊曲，可以说词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宫廷、文士和平民的互动。
明正德年间吴郡陆元大覆宋
刊本《花间集》书影
文人性与市井气的双向扩张始终伴随着宋词的发展。就像道学思想和商品理性的共同上升塑造了宋代社会的品性，精英文化的扩张和市民大众文化的上移造就了宋词的繁荣。从“俗”的方面看，被视为“诗馀”，也就是诗的余泽、诗的支流的词，其源头、内容、功用都与民间和个人的俗情、俗事密不可分。源头如前所述，主要是前代俗乐，当代新声，内容以充满香软情调的艳情为主，一部《花间集》早早地就将词定性为“艳科”。至于词的功用，吟咏情性，娱宾遣兴之外，词也是唱词艺人、青楼歌伎的演唱文本，教坊乐工、书会才人的营生手段。在经济繁荣的宋代，词更顺理成章地成为为店铺和艺人做“广告”(品题)的理想文体。从“雅”的方面看，较之其他俗文学体裁，词很早就开始接受文人的改造，有宋一代的大文人几乎无不涉足词的创作。词虽写艳情，但词境幽深，个人抒情细致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能力由此向纵深处迈进了一大步。词的文藻既鲜妍又含蓄，乱花渐欲迷人眼，柳絮池塘淡淡风，中国文学的明媚与清雅都在词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北宋中前期词坛的代表人物两晏一欧和柳永都是雅俗相争又相依的实例。晏殊“未尝一日不燕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宴饮席上必有歌乐相佐，其词有出于自然的富贵气象。他看不起柳永词“彩线慵拈伴伊坐”的低格调，以“雅”的台阁词风排斥“俗”的市井习气。然而，他本人的词正是承接《花间集》婉美、软媚的余绪而来。欧阳修词“沉着在和平中见”(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词固然有雍容文雅之态，但亦有相当俗艳的部分和民歌风味。
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乐章集》书影
柳永是一个游走于市井和文人群体之间的人物，这样的背景正合乎词体发展的需要。他充分汲取民间的养料，在词作的内容和声情方面不惮俚俗。与此同时，把这些市井的元素作文学性的整合，借此对文学作表达形式上的创造，是他作为文人的贡献。他把传统艳情题材的“俗词”拉长、放大，极尽铺叙之能事，挑战词体描写、抒情、叙述的详细程度的极限。在词史上，他乃慢词创作之祖。慢词大大扩展了词的容量，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它孕育于“弦管新声沸腾”(柳永《长寿乐》)的俗乐蓬勃发展的背景中，由流连市井的文人创造出来，与篇幅短小的小令一起将宋词一步步推向高峰。“低俗”的背景并没有影响文人对慢词的兴趣，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发掘慢词体制的表现力。慢词长调也成为后来崇雅的词人们探索词学理论、进行形式实验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实践领域。晏幾道虽专意创作小令，有南朝金陵王谢子弟的秀雅，但长调之气格已然转移到了他的小令中，所谓“收拾光芒入小词”(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词到南宋，对“雅”的追求与词的本色意识共同高涨，而伴随它们的是对词的特征的概括和词法的研究。南渡后出现了众多以“雅”为名的词集，总集如曾慥《乐府雅词》，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别集如张孝祥《紫微雅词》、程垓《书舟雅词》、赵彦端《宝文雅词》等等。南宋词论中频频以“雅”为作词的标准，如张炎《词源》主张“词欲雅而正”，认为姜夔词达到了“骚雅”也就是词的理想境界，沈义父《乐府指迷》指出“只当以古雅为主”。南宋人的“复雅”意识一方面类似于在礼崩乐坏之际人们对先王礼乐的怀念和复古的追求，旧时之乐的恢复象征着社会秩序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宋词的“复雅”是要复北宋之正统。另一方面，随着词这种文体的不断自觉和高度发展，它要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正统文学的地位，就必须迎合“雅”的文学标准以及文人风雅清脱的文化追求。于是，源于世俗的词急需为自己寻找雅正的源头，树立醇雅的楷模，并渐渐发展出一系列创作雅词的理论。
豪与婉
豪放、婉约的二分法塑造了我们对词史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在众多的词人间梳理出脉络，但就词人本身而言，婉约或豪放并非他们在创作时自觉关注的。婉与豪、雅与俗两组概念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在词人的创作实践中，婉约派与豪放派有着不少共通的地方。下面就词史上的四位重要人物——
苏轼、周邦彦、
辛弃疾、姜夔对此略作剖析。
元延祐年间刊本《东坡乐府》书影
清影宋刻本
《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书影
苏轼为豪放派的开山式人物。他以天风海雨般的气度，神仙出世般的放旷进行了解放词体的实践，在内容和形式上突破传统规约。他“以诗为词”，内容上将诗歌可以表现的宏大主题、广泛题材引入专主言情的词中，形式上将雅正清脱的诗歌语言移植到词当中，本质上是对传统艳词、俗词进行文人化的改造。他并不回避艳词的创作，但其文雅的诗化词笔、不受羁束的超尘意绪往往会在暗中把艳情的主题偷换掉或改变艳词的格调，不知不觉间已提升了传统艳词的格调，矫正了市井俚词的俗艳。在苏轼的词作中，豪放派推动了词的雅化。
周邦彦是北宋词坛婉约派集大成式的人物，可以说是北宋最讲法度的词人，对南宋词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承前启后，前收苏轼、秦观之终，后开姜夔、史达祖之始。他使词体严整化的努力使之成为南宋雅词的源头。对音律、章法、语言这几个作词的形式要素，周邦彦有相当的研究，并曾提举宫廷音乐机构大晟府，负责制谱作曲，供奉朝廷。妙解音律、“最为知音”的他直接推动了词的格律的发展。他讲求章法，对柳永的铺叙、开合进行了加工，使慢词张弛有度，富于变化，充满顿挫之妙。其典丽的语言风格则主要得力于对前人诗句的化用。与苏轼一样，他也进行了“以诗为词”的实践，多用典故、成句，熔铸古今。至此，“以诗为词”的创作风格已渗透到婉约词中。
“以诗为词”推动了词的典雅化，而豪放派的“以诗为词”又被视为偏离词的正轨的非本色的特征，与雅正的追求乖违。作为豪放派的领军人物，辛弃疾所作的词大气包举，纵横烂漫。他才高、气盛、情深，因而其词有不可一世之概。作为继苏轼之后对词体进行文人化改造的又一重要人物，他在“以诗为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达到了“以文为词”的境地。其“以文为词”的内涵主要是熔铸经史百家语，将散文笔法引入词中，以及以议论为词。不论题材还是形式，他都能脱落故常而又无往而不适。尽管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词仍被视为词中的变调，偏离“醇雅”的要求。在南宋，雅词基本是婉约派的专利。稼轩词能于豪迈中见精致，于雄奇中见秀雅，而流于粗厉叫嚣的辛派末流着实令豪放一脉成为了雅词的对立面。
明嘉靖年间历城王诏
开封刊本《稼轩长短句》书影
姜夔词基本与清真词处于同一发展脉络中，它被张炎奉为“清空”“骚雅”的雅正典范。这种骚雅的追求既排斥粗豪，又反对软媚，可以说它是承续婉约、豪放的共同努力而来的。姜夔的婉约之作柔中带刚。其作品的硬度来自于章法、用字和词作的感情色彩等多方面，他把江西诗派的炼字、炼句之法用到词的创作中，生新瘦硬，章法上则善于跳转、提空，避免平铺直叙。整体格调趋于幽冷，已大不同于早先的婉约词。
四部丛刊本《白石道人歌曲》书影
这四位大词人既可以比较简单地划归到两大阵营中，又有助于我们从发展的角度勾勒词史的脉络。而更值得玩味的是在他们之间雅与俗、婉与豪的互相对立、影响、渗透：后世之雅得益于前世之俗的浸润，大文豪以豪放的气度对词进行文雅化的改造却被排斥在词的本色之外，后世婉约的标准中糅合了刚性的因素，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传统观念将词分作“豪放”“婉约”两派，其实词体的风格类型岂是这四个字所能概括。清人郭麐的《灵芬馆词话》对词体之美作过颇富文学色彩的描摹与形容。他说，词或者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或者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或者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或者气势凌厉，格调雄健，如英才豪杰，昂首天外……老实说来，这些形容与比喻，仍不能尽达词这种文体独具之美。当我们亲身诵读、欣赏那一首首情辞各异的佳作时，我们的感受定会更加丰富。
正与变
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文人的所有努力都可以概括为：极其变，求其正。他们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越来越深越来越细地发掘词的表现能力，甚至寻求改造、突破原先词体规约的可能性。不管他们的创作实践表现为婉约还是豪放，俚俗还是文雅，他们自身所追求的都是词体之“正”。
宋代文士身上具有很强的外向和内向、上行和下达的张力。他们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发达的“公民意识”，注重外在的社会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汲汲于义理，在艺术创作和审美上转向内在，喜欢低徊体玩，抒情方式趋于深细。一方面对正统性具有强烈要求，热衷于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规划社会，又受到市井社会很深的熏染，流连于俗文化当中。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这些特性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正统意识、自我意识的高涨，进而发展为强烈的文体意识和对俗文学的雅正化改造。
从文、道层面看，正统意识排斥雕饰性的“文”，而独立性日强的“文”追求自身正统性的要求也渐强。独立性与正统性的双重要求导致对文体本色的规定和雅正的追求。崇雅的风尚如前所述，兹不重复。本色意识萌发甚早，但较为明确的理论概括到两宋之交时方出现。李清照创立词“别是一家”之说，提出词须协律，须典重，有铺叙，有情致，有故实等要求，为诗、词之别立下界石，指出偏于一隅的词与词之正体的差距，可谓内外兼攻地确立词的本色。
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士人以“文”为依托获得自我认同并彰显个人品格。这个“文”可以宽泛地指文化修养、文学水平、艺术才能等。他们需要认同与彰显的首先是一般性品格，然后是特殊性品格。“文”的一般性品格要求他们的文化源头纯正、久远，因而他们都不忘强调古、雅、正。“文”的特殊性品格的彰显表现为创作中不断创新出奇，使用新、怪的文词、典故、章法、格律等，形成个人风格，自成一家。这两种要求与前面所讲的本色意识促进了词的形式的变革和词法的研究。正如北宋理学以“道”为中心，致力于重建儒家人文信仰，南宋理学以“学”为中心，在精密的知识体系中确立信仰的知识基础，北宋文学生机勃发，词源广大，自然而工，发展到南宋，词源不可避免地有枯竭之势，这时学术性的形式探求就开始繁荣起来。形具而神生，研究出一套法度、规矩能弥补真情稍衰的困窘。南宋词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对词法的探讨。姜夔始论词法，杨缵有《作词五要》，吴文英的四条词法被收录在沈义父《乐府指迷》中。影响最大的是张炎的《词源》，其下卷论及音谱、句法、字面、用事、意趣、咏物、赋情、令曲等形式和内容的诸多方面。
清嘉庆年间阮元进呈影钞元刊本《词源》书影
正统意识导致对正体的追求，而对文体的探索和别立一家、别传一宗的自我意识又激发了变体的产生。从柳永、苏轼、周邦彦到辛弃疾、姜夔，由变转正、由正趋变的运动不曾停歇。得词体之正者，前有秦观、周邦彦，后有姜夔。秦观融合婉约词长短的妙处，情韵兼胜，恰到好处，符合人们对词的审美期待。但如若没有此前苏轼词“出人意表”的开拓，秦观词也就不会那么容易为人接受。周邦彦承前启后，使柳永开创的婉约慢词趋于严整，讲求音律之精严，章法之变化、语言之典丽，被南宋雅词派奉为楷模。姜夔汲取清真词之雅正，江西派之瘦硬，方成刚柔并济之清空，而其形式的创造与稼轩词又有诸多时代的共通。张先曾与柳永并称，名气和创格之功不及柳永，但其词颇得词体之正，推崇他的论者认为苏轼得其大，贺铸取其精，秦观极其秀，邦彦集其成。南宋吴文英几乎将婉约雅词的情致、技巧推向了极致，而变从中出，他的密丽、幽邃已然超出了人们的审美期待。或许正如吴文英所说，“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句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方得词体之正。
词体的正、变乃相对的概念，而变化的运动始终伴随着宋词的发展，这也使得宋词成为宋代最有生命力的文体。
本辞典收录两宋词人276位(无名氏算作一人)的词作875首，虽然这仅是留存至今的两万余首宋词中很小的一部分，却是经过精心择别的情辞俱胜的优秀宋词的聚珍，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图文并茂的宋词选本。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作者使得本书所选入的宋词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北宋词真力弥满，似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南宋词极尽其工;宋末词体始极其变。人们习惯笼统地说北宋词大，南宋词精，或者说此为婉约派，彼乃豪放派，再或者撇开这些理论，流连于纯粹的词境中，享受自然富贵的
晏殊，沉着平和的
欧阳修，铺张缠绵的柳永，俊逸精妙的张先，秀气胜韵的晏幾道，大气放旷的苏轼，情韵兼胜的秦观，幽艳雄奇的贺铸，典丽顿挫的周邦彦，自然疏俊的
李清照，郁勃纵横的辛弃疾，清空醇雅的
姜夔，绵丽幽邃的
吴文英……以及在这些耀眼的大家周围燦若群星的更多词家的不同个性与风采。
为便利读者，词作均加注释，并作鉴赏。注释以简明准确、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为旨要。鉴赏文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作泛泛之论，不求面面俱到，力求行文活泼，角度多样，而以发掘原作的创作匠心或艺术特色，并尽量融进对词体、词家和词史的一些思考为要。每篇作品所附的前人评语，乃众评之中最有见地、最有眼光、最有滋味者。知识点的链接，不仅有助于对词作的理解，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本书的内涵，将读者引领到更广阔的知识世界和审美境界。期望读者能从我们的这些努力中有所收益。
最后简单交代一下宋词部分的编纂情况。
本部分的编纂工作在刘石指导下完成。参加本书编纂的人员主要是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本部分选目为刘石所拟。在编纂过程中，张伟特承担了很多组织、协调和技术工作。
刘石 刘珺珺
庚寅十月于清华园
澄泥凤镜砚 【宋】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