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欧阳修·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1】， 自古有之， 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2】。大凡君子与君子， 以同道为朋 【3】;小人与小人， 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 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 利禄也; 所贪者， 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 暂相党引以为朋者 【4】， 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 或利尽而交疏【5】， 则反相贼害 【6】， 虽其兄弟亲戚， 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 其暂为朋者， 伪也。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 【7】， 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节 【8】。以之修身 【9】， 则同道而相益 【10】;以之事国 【11】， 则同心而共济【12】， 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 但当退小人之伪朋【13】， 用君子之真朋， 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 【14】， 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 【15】， 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16】。舜佐尧， 退四凶小人之朋， 而进元、恺君子之朋， 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 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 【17】， 并列于朝， 更相称美， 更相推让， 凡二十二人为一朋， 而舜皆用之， 天下亦大治。《书》曰 【18】：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 周有臣三千， 惟一心。”【19】纣之时， 亿万人各异心， 可谓不为朋矣， 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 三千人为一大朋， 而周用以兴【20】。后汉献帝时【21】， 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 目为党人【22】。及黄巾贼起【23】， 汉室大乱， 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24】，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25】”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26】，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 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 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 治乱兴亡之迹【27】， 为人君者， 可以鉴矣【28】!
【注释】
【1】朋党：同类的人为一定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
【2】幸：希望。
【3】同道：共同的理想、道德规范。
【4】党引：结为宗派，互相援引。
【5】交疏：交情疏远。
【6】贼害：伤害。
【7】守：信奉。道义：道德和义理。
【8】名节：名誉气节。
【9】修身：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10】相益：相互得到好处。
【11】事国：为国效力。
【12】共济：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
【13】退：黜退，排斥。
【14】尧：传说中我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
【15】共工、驩兜等四人：指共工、驩兜、鲧(gun)、三苗等四位部落首领，合称“四凶”。
【16】八元、八恺：上古高辛氏的八个儿子合称“八元”，上古高阳氏的八个儿子合称“八恺”。元： 善良。恺： 和乐， 忠诚。
【17】 皋(gao)、夔(kui)、稷(ji)、契(xie)： 舜时的四位贤臣， 分别掌管刑法、音乐、农事和教育。
【18】 《书》： 《尚书》， 一部上古时代历史文献的汇编。
【19】 纣： 商朝亡国的国君， 名帝辛。
【20】 用： 因为。
【21】 后汉献帝： 东汉的最后一个皇帝刘协。
【22】 目： 看、视。
【23】 黄巾： 东汉末年， 钜鹿人张角发动的农民起义， 因以黄巾为标志， 称黄巾军。贼是历代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的污蔑。
【24】 朋党之论： 指唐穆宗长庆初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与以李德裕为首的两个官僚集团的斗争， 史称“牛李党争”。
【25】 清流： 清澈的流水， 亦指品格高尚， 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子。浊流： 浑浊的流水， 也指品格卑污的人。此处均为双关语。
【26】 诮(qiao)： 责备， 讥嘲。
【27】 迹： 事迹。
【28】 鉴： 鉴戒， 引往事为教训。
【赏析】
《朋党论》选自 《欧阳文忠集》。作于庆历三年 (1043)， 是一篇很有名的政论文。
景佑初年， 宰相吕夷简因老病不思振治， 政事积弊甚多， 引起当时一些有志改革的士大夫的不满。景佑三年， 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上《百官图》， 提出近臣进退不宜全出之宰相， 因些触怒了吕夷简。吕攻击范“越职言事， 离间君臣，引用朋党”， 这便是著名的“庆历党议”。范仲淹由此遭贬饶州知州。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为范辩解， 亦被贬为夷陵令。庆历三年三月， 以范仲淹、韩琦为代表的革新派执政， 欧阳修亦由滑州召还京城， 任太常丞知谏院， 积极支持范仲淹推行的以“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事为内容的“庆历新政”。范仲淹等的改革措施， 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 他们继续诬蔑范仲淹等为“朋党”， 攻击他们结成宗派， 排斥异己。欧阳修作这篇《朋党论》正是为了支持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 驳斥以吕夷简， 夏竦为首的保守派的无耻谰言。
朋党之说， 早在《韩非子》、《史记》、《国策》等书中便有记载和议论， 因此，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朋党之说， 自古有之”。在封建社会里， 朋党历来是奸邪的同义语， 而欧阳修却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朋党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之分， 希望君主能辨别哪些是君子结成的朋党， 哪些是小人结成的朋党。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见解。如何区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呢?作者认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也就是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结朋的目的，因志同道合而结合在一起的是君子之朋，为各自的私利结合在一起的是小人之朋。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观点。为什么呢?他认为：小人贪图财物、利禄，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便结合在一起，暂时结为朋党，一旦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便互相残害，不可能长久。因此这种结朋是不能长久的。君子之朋则不然。他们坚守道义，奉行忠信，珍惜名节，这些君子结合在一起，才能始终如一，而且于国家，于个人都有好处。作者再次提醒君王，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才能治理好国家。接着，作者进一步引用史实，证明君主进用君子之党，国家就兴盛，坑害君子之党，重用小人之党，国家就乱、就败亡。接着作者引征了六具古例加以说明。唐尧时共工、驩兜、鲧、三苗四个小人结成一伙，称为四凶，另有才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组成一伙，虞舜辅佐唐尧黜退“四凶”，进用“八元”、“八恺”，天下大治。舜作天子时，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位贤臣并列于朝廷，都得到舜的重用，天下治理得很好。商纣之时，统治亿万人，人心各异，可谓没有朋党，但是纣却因此亡国。周武王手下臣民仅三千人，但这三千人同心协力，“为一大朋”，周王朝却因此而兴盛。东汉献帝、灵帝等大兴党狱，诛杀、囚禁“党人”无数，待到黄巾起义兴起，汉室大乱，才将禁锢的党人全都释放，但已经晚了。东汉王朝遂灭亡。到了唐末，又兴起“牛、李党争”。到唐昭宗时，杀尽朝中名士，唐朝因此灭亡。这六件史实紧扣题旨，叙述手法错综变化，进一步说明了“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道理。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又对上述古例进行了分析论证呼应前文。在以前的君王中，防止结为朋党作的最成功的要算纣了，他可以使他的臣民亿万“惟亿万心”;能禁止君子结为朋党的要数汉献帝，他能“尽天下之名士囚禁之”;能大开杀戒，屠杀君子之朋，以致江水都由清变浊的，要算唐昭宗了。然而这三个最有效地杜绝朋党的君王最终都导致了亡国。与此相反，舜大胆使用手下二十二位大臣结成的朋党，周武王能使手下三千人结成一条心，都使国家兴旺发达。上述这些兴亡治乱的史实，雄辩地说明了辨别君子、小人朋党以及黜退小人之朋，进用君子之朋的重要性。最后，文章点明作者著此篇的目的，是为了让君王从这治乱兴亡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作为一篇政论文，最重要的是立论。本文的观点十分鲜明，文章主要阐述两个论点：一是朋党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二是君王要黜退小人之朋，进用君子之朋，这样才能国家兴盛，天下大治。欧阳修在保守势力大肆制造党论，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之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并不否认改革派结为朋党， 而是直接从朋党的概念本身加以剖析， 大胆地提出了朋党历来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以及君王要进君子之朋， 退小人之朋的观点。这些论点是针对当时重大的现实问题， 在正确地总结了北宋以前各个朝代君王在用人方面正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立意高超， 切中时弊， 这些论点本身便是对那些保守派的有力回击。为了使文章的论点具有说明力， 作者在开宗明义地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之后， 又从纷繁的史料中选取了六件最富有典型性的史实加以论证。文章引用尧、舜、周武王三位君王善用君子之朋党， 致使国兴邦治的史例以及商纣、后汉献帝以及唐昭宗禁绝朋党、迫害君子之朋， 最终导致国破身亡下场的史事论述朋党与国家兴亡治乱的关系， 虚实结合，论据充足， 逐层驳辩， 对比鲜明， 逻辑严密， 分析透辟， 论证剀切， 具有不容辩驳的说服力。全篇行文婉曲， 语气从容而又棱角分明， 语言明白晓畅而又富于感情色彩。文章还大量运用排比和引证手法， 首尾、中间相互呼应， 以反复的句式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如“大凡君子与君子， 以同道为朋; 小人与小人， 以同利为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 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 则同道而相鉴; 以之事国， 则同心而共济， 始终如一。”句式对仗、工整， 具有一种形式美， 同时又加强了文章的说明力和战斗力。
欧阳修作此文的目的， 既是为了驳斥保守派对革新派的污蔑攻击， 同时又是为了提醒宋仁宗吸取历史教训，“退小人之伪朋， 用君子之真朋”。据《续资治通鉴》载： 宋仁宗读罢此文后有所感悟。庆历四年四月， 仁宗与执政论及朋党之事， 曾说：“自昔小人多为朋党， 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道：“臣在边时， 见好战者自为党， 而怯战者亦自为党， 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 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 于国家何害也?”可见范仲淹的观点与欧阳修是基本一致的。欧阳修此文出来以后， 更加遭到保守势力的忌恨， 他们重弹“朋党”老调， 攻击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胶固朋党， 递相提挈”， 最终将会“误朝迷国”， 但是仁宗始终不相信。可见此文对仁宗发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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