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文赏析·《祭母文》(师克强)
母亲是躺在我的怀中离开人世的。公元2004年7月18日 (农历六月初二)，慈母因病医治无效，在靖远家中不幸仙逝。
7月17日，我在定西市帮一位朋友办完事后，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思念和焦躁感。
在这种情形的促使下，我让朋友驾车迅速送我回兰州。在兰州带上儿子冰阳后，我又即刻乘朋友的车赶赴靖远。傍晚时分我来到母亲病榻前时，神志恍惚的母亲已认不出我为何人。是夜，二姐小玲、哥哥炜东和我一直守护在母亲身边。此时的母亲，病痛折磨得她连一小汤匙水都咽不下。她干燥龟裂的嘴唇艰难地蠕动着，并不断从喉咙深处硬逼出一连串模糊不清的音节。我们知道，她想竭力向我们做最后的告别和叮嘱。可无论如何，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她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向我们表达的一切情感!
哀痛莫大于此。面对自己的儿女，母亲心中有多少情感急于倾泻;可是，此刻的她只能含泪面对自己的儿女，用时断时续、含糊不清的音节，向这个世界、向她的亲人做着最后的告白。而这告白，像蘸了水的皮鞭狠狠地抽打在我们心上，像涂了毒的匕首刺穿我们的胸膛。
我亲爱的母亲，面对您的痛苦，儿女已十分脆弱的心在汩汩流血!
是的，我亲爱的母亲。您或许会对儿女和所有的亲友要说许多推心置腑的话，您或许会对街坊邻居说一些家长里短的话，您或许会对年迈多病的父亲说无数贴心的话，您或许会向我们回忆您坎坷而辉煌的过去和孤独又疾苦的晚年生活……但这一切的一切，只能以藕断丝连式的音节微弱地震击着我们很敏感的耳膜。
母亲，您昔日充满阳刚之气、富有创造力的语言天赋哪里去了?母亲，您从前凛然不可侵犯、铮铮铁骨般的气概退却了吗?
我们不信，但我们不能不信，刚烈的、坚毅的、精力充沛的您已渐渐离我们远去……
从7月18日清晨开始，母亲已进入半昏迷状态。上午9时许，母亲的喉咙中好像瘀积了痰，呼吸越来越困难。哥哥急忙请教附近一位大夫，想用吸痰器吸，大夫说这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活，建议我们不要采取这一措施。哥哥开始和我为母亲掏大便。极度虚弱的母亲连排便的一丝力气都没有了，哥哥和我只能用医用棉签一点儿一点儿地从肛门口为母亲掏大便。家乡俗称老人临危前的排便叫“腾肚子”;而且，老人在临辞世前必须腾空肚子。上午10时许，担心母亲腾不空肚子的我们，又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往母亲的肛中注入了两瓶利便的“开塞通”。随即，糊状而粘稠的大便连续地从母亲肛门中涌出，我用卫生纸不断地为她擦拭。至中午时分，盛拭过大便的卫生纸已装了满满两大料袋儿。此时，母亲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从兰州赶来的大姐掰开母亲的眼睛，悄悄地对我们说：“妈的瞳孔已开始散大。”我们的心随之一紧，哥哥开始给他的朋友一一打电话通知，让他们赶到家中帮忙料理后事。
下午3：40，母亲的呼吸已如游丝般微弱。急得汗流浃背、涕泪交零的哥哥开始准备请事先约好的一位亲戚为母亲穿寿衣、整容。3：50，哥哥离家请这位亲戚。3：55，母亲用含泪的目光环顾了她的儿女，环顾了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凝视了已泪流满面的父亲后，开始踏上了去另一个世界的路。
我和大姐、二姐流着泪开始为母亲穿寿衣。4：00，母亲永远闭上了她曾炯炯有神的眼睛!我怀抱着母亲，并腾出一只手来轻轻地闭合了她的嘴。我用脸颊紧贴着她尚有余温的干枯的面颊，大姐用双臂紧拥着她的胸脯，二姐用身体紧护着她那条断骨未愈的右腿。
从来没有任何这种生死离别体验的姊妹仨，在巨大悲痛的打击下反而显得十分镇定。我们不能慌乱，我们竭尽全力要让母亲尽量走得宁静、安详。这种有条不紊的镇定自若，来自我们对母亲无限的爱。
母亲，在您离开这个世界时。哥哥由于忙于为您请整容师而未能见您最后一面;三姐和四姐由于我们来不及通知而未能见您最后一面;两个孙儿、一个孙女，虽近在咫尺的县城一隅，但由于他们不知道您病危，也未能见上您最后一面。后来，您的孙儿冰阳对我说：爸爸，当我下午5：00和哥哥妹妹赶回家，看到奶奶躺在水晶棺中时，我哭了，哭得很伤心。
母亲，和您老人家未做最后道别的儿孙，只有请求您在遥远的天国宽恕他们。无论如何，他们的心紧紧地和您连在一起。
母亲，近3个月的患病卧床，让您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在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中，有源自肉体的，有来自精神的。肉体者，您从4月23日在自家院外小巷中摔断右股骨，经大夫做牵引手术后，一直在家休养。其间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您从不吃肉、蛋、奶等食品，只吃青菜、面条、馒头、粥等食物)，断骨一直未能愈合。
至6月初，您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且背部、左胯部开始出现褥疮。后经二姐、三姐、哥哥精心护理，背部褥疮逐渐愈合，而胯部褥疮至临辞世前一直未痊愈。整整80多天，您都在剧痛中艰难地苦度!精神者，母亲毕生争强好胜，素未遭受像临谢世前这样巨大的痛苦。加之耄耋老父风烛残年，乏人照顾，沉疴之中的老母终日心急如焚、苦不堪言。在极度焦躁中，她老人家的精神防线几乎崩溃。6月下旬，母亲再次报病危，哥哥电话通知我速回靖远，我接完电话，来不及请假即刻由兰返里。当时的情景令人不堪回首：所有为母亲医治过的医生都不再为母亲采取任何医治措施，而均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准备后事吧! ”或许医生从医学角度兼人道主义出发，不再救治母亲，以免她多活一天多遭一天罪。可作为儿女的我们，哪能忍心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离开我们。于是，我们不听大夫的劝告，背着大夫偷偷为母亲服用或注射各种维系生命的药物及营养液。但无论如何，母亲此时的身体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残破不堪的老屋，哪怕仅仅是一阵并不猛烈的风一吹，她都会轰然坍塌。所有的药物、营养液，即便是一口饭、一嘴水，她老人家此时再也不可能吸收了!
万般无奈，经与姐姐和哥哥多次商议，我们决定为母亲做寿器(棺材)，同时为行将就木的父亲一并做。上好的柏木是哥哥十年前就购买的，料下好后，我们请本县最有名的木工师傅艾万福在本宅为父母做寿器。历时10天，两副做工精细、外观大气的寿器做好了。所幸母亲那底气十足的话语每日都萦绕在我们耳畔。即便是她最忌讳提为自己做寿器，既使她看不到做寿器的场景，但每天她都能清晰地听到电动刨床发出的刺耳的噪音。可想而知，这对毕生酷爱静谧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痛苦!焦躁不安的情绪迫使她不时用尖刻的语言谩骂哥哥、我以及木工师傅。但面对一位弥留之际的可怜的老人，我们均毫无怨言。我们深知，母亲在世的时光的确不多了，即使她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们，我们也会洗耳恭听。假如她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还能听到她那我们最稔熟、最憾人心魄的话语吗! 因此，我们把母亲的谩骂视为一种特殊时期的精神享受。于是，我们竭尽全力减轻母亲的精神压力。每天，哥哥和我都把重达100多公斤的铁刨床从院子中搬到院外的巷子中锯、刨木料;傍晚歇工时，又把沉重的刨床再搬回院中。如此往返，一直搬了整整十天，二十个来回。由于巷子中没搭帐篷，哥哥、我、木工师傅每天大多数时间暴露在酷暑的烈日下，哥哥和我都晒得蜕了一层皮。
在帮木要师傅干活的同时，我和哥哥每天上下午除随时为母亲接拭大小便外，上下午还必须各一次为母亲擦拭褥疮、换药。
每天晚上，我可以到西房睡一觉。可连续劳累了整整两个月的哥哥，还要坚守在房中伺候母亲。为方便老母，哥哥特意为母亲身边安了一个手捏式电灯开关。只要母亲晚上想大小便或喝水时，便随时捏开灯;只要灯一亮，哥哥就会立即来到母亲身边。直到母亲去世，我年近五旬的老兄每日几乎是24小时都守护在母亲身边!其形容憔悴，白发陡然倍增，令我不忍目睹。其间，我多次请求，晚上由我和哥哥轮流陪护母亲，可每次哥哥都以我身体瘦弱为由坚决拒绝。
哦，我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的老兄!
母亲患病期间，年近六旬的大姐小萍，年逾五旬的二姐小玲、三姐小霞、四姐小琴，或悉心守护床前，或多次往返兰(州)、靖(远)、平(川)靖(远)、白(银)靖(远)之间鞠身伺俸。点点滴滴，感人至深。
闻知母亲病重，年长体弱的大姐毅然放弃退休后好不容易觅得的一份职业，让经营个体服装厂的大姐夫在家照料严重弱智的二儿子，迅速赶往靖远老家探望并照顾母亲。同时，她又以长女的身份，经常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其他姊妹照顾母亲。如此往复多次，其情其景、其心其意，历历在目，感人肺腑。
二姐小玲多年来对母亲最尽心，每逢周末或年节等，或亲往母亲身边，或遣子女随时赴靖，其孝行孝心可昭日月、天地共鉴。尤其这次母亲病重，二姐一直守护在身边。宵旰劬劳，从无怨言。母亲病逝后，她又毅然陪护孤苦伶仃的老父。
三姐小霞离异数年，至今仍一人飘泊在外，以俗家弟子身份长伴青灯孤寺。她近年来长期照顾父母亲，真可谓佛家大慈大悲之心长存于心矣!母亲病重期间，她除每日精心伺俸外，还不时口诵真言，默念佛经，为母亲禳灾、祈福。母亲走后，三姐终日不断诵经为母亲祈祷，愿母亲灵魂早日升至极乐世界。
四姐小琴亦离异数载，目前仍肩负哺育一对儿女的重任。母亲病重时，她毅然放弃了自己已大有起色的生意，迅速归家供奉在母亲床前。老母病逝时，她未赶回家见上最后一面。安葬当天，执绋送窆的她本以十分虚弱，当母亲入土为安后，她哭天抢地、擗踊呼号，后疾速扑倒在母亲坟头，几近昏厥。为报母恩、慰亲心，她至今与二姐一道陪护羸弱无依的老父。
我是母亲最呵护关爱的一个儿子，也是母亲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不屑的一个儿子。同时，我又是六个子女中在家陪伴母亲时间最长的一位。除上大学两年(1981年至1983年)，我在靖远陪伴母亲达27年之久! 在我人生三分之一的时光中，我和母亲吃、住、行同在一方蓝天下。母亲熟谙我人生道路上的每一处细节，我深知母亲生活苦旅中每一次坎坷的经历。母亲和我相依为命，我与母亲相知相随。
我两岁时，不幸患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当时，靖远城乡患此病的儿童比比皆是。县城内许多患儿家的经济状况均优于我家。在极度拮据的情况下，为寻医求药，母亲拖着病弱的身体四处奔波、八方呼号，想尽一切办法为我治病。有时，家中实在凑不出一分钱，母亲就毅然变卖家中仅存的家当为我治病。实在无物变卖，母亲就卖掉自家厕所中的粪土给我凑药费。母亲拳拳的爱心终于感动了上苍，我的小儿麻痹竟奇迹般痊愈了! 当时许多病情轻微，家道殷实的病儿都未痊愈，最终落下残疾。我患病的右腿不但未留下任何后遗症，而且与健康人的腿的功能完全一样。
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不屈不挠，是母亲人性的升华。
小学、初中、高中，我均是学校的优等生，且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经常受到学校的各种嘉奖。无奈高考前夕我患病一月，严重影响了考试成绩，最后只能考入庆阳师专中文系就读。对我的失利，母亲非但没有埋怨，反而鼓励我刻苦学习，学成后报效国家，俸养双亲。
到了婚娶的年龄，由于我年轻无知、涉世太浅，所谈的几个对象或姿色丑陋、或才疏学浅、或品行不端。深爱我的母亲惟恐我在婚姻大事上由于一时糊涂毁了自己，开始疯狂地反对并严厉地责斥，我却执迷不悟，我行我素，让母亲生了许多气、操碎了心。万幸的是，1986年夏，在母亲耐心疏导下，我开始与现在的妻子雒庆莉谈对象，母亲的脸上绽开了许久不见的笑容。母亲刚毅的个性挽救了我险遭不幸的婚姻。
婚后，我和妻子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随后，我们有了可爱的儿子，我们仍与母亲同住一院。那时，母亲每天都让一位老中医针灸。每天骑自行车送母亲去离家1公里的老中医家针灸，是我的必修课。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我工作有多紧张，我从未耽误过一次送母亲。那时，每日环绕于母亲左右，我们觉得母亲是我们今生最温暖的依怙。
后来，由于种种不必要的误会，由于母亲太强的个性，我们搬出了老宅，去单位住单身宿舍。同在县城住，我们与母亲相隔不远。可每逢月朗星稀的夜晚或细雨霏霏的清晨，我思念母亲的强烈情绪溢于言表。每当此时，妻子便对我说：“想妈了，明天回家看看吧! ”
再后来，为了改变自身的窘境，我于1993年11月调往兰州工作，妻也于是年赴甘肃政法学院进修。
从此，父母亲在靖远开始了相对孤寂的生活。兰州生活、工作至今十一年，我们尽管不在母亲身边，但我们的心每时每刻都和母亲连在一起。每逢节假日、父母亲的寿诞，我和妻子都携子专程回靖远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有时候，由于工作太紧张，本来粗心的我往往忘记了父母亲的寿诞，心细的妻子便会及时提醒我，并亲自上街为二老购置生日礼品。
父母每次患病时，我都请长假回靖远陪护，或接二老去兰州医治、休养。其间父亲两次重病住院，我均在百忙中请假侍奉在病床前。1997年母亲患白内障，我与大姐商议后，把她接到兰州，住进兰医一院接受手术治疗。康复后，母亲又在兰州休息了近一个月后，我们才把她送回靖远。2002年年初，父亲体弱多病，母亲命我和大姐把父亲接往兰州休养。是年春至翌年春，老父在大姐和我的悉心照顾下，健康状况大有好转。后因“非典”肆虐，我和大姐又奉母命用专车把父亲送回靖远。
父亲在兰期间，我除精心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外，多次抽身回靖远探望独居的母亲。看到母亲凄然苦度的情景，回兰州后，我曾诌诗一首《叹老母》：
孑然孤居罹凄楚，长夜难明久燃烛。
堪叹相望不相随，老泪纵横一何苦!
当时母亲独居空落落的一座大院，每至夜晚，为了驱除心中无限的凄苦，也为了给自己壮胆，本来睡觉时很怕光的母亲在老屋内同时点燃四五支蜡烛。有一天傍晚我从兰州赶回家中探望母亲时，在闪烁的烛光中，母亲的苦泪像烛泪一样弥漫了整个脸，也侵蚀了我欲碎的心。
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母亲摔断右股骨后，我赶赴靖远并及时请我的同学、县医院骨科大夫焦维贤在家中为她做了牵引术。其后，我请了半个月假，在家中与姐姐、哥哥一道守护母亲。但每天望着疗效甚微的母亲痛苦不堪的情形，我忧心如焚。回兰州后，我又为母亲写了一首诗《悯断骨老母》：<
br>耄耋老母溘罹险，伤筋断骨须臾间。
可恨吾侪空垂泪，谁有妙手可回天?
母亲生前，我仅为她老人家写过以上两首诗。而仅此两首，还和苦与泪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再读这笨拙的诗句时，我不禁泪流满面……
哦，我可敬可佩、可叹可怜的老母，您一生有太多的不幸和太多的无奈。
母亲10岁时(公元1934年)，满腹经纶、儒雅和善的外祖父因患肝硬化匆匆离开人世，身后撇下无依无靠的外祖母及5个尚未成年的女儿。从此，母亲姐妹5人，在坚强刚毅的外祖母谆谆教诲和艰辛抚育下，经历了无数苦难后都长大成人。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及母亲姐妹5人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仅靠家中一间残破的磨坊和外祖母精巧绝伦的裁缝手艺养家糊口。当时，贵为西北著名的陈老夫子长女的外祖母，尽管自己是文盲，但她绝不让自己的女儿和自己一样没文化，她省吃俭用，硬是供母亲和五姨上县城中当时最文明的学校——女子小学。后来，母亲能上靖远师范师训班，毕业后能在乌兰小学任教，其中绝对有外祖母很大的功劳。可母亲的确是不幸的，她在乌兰小学任教不满两年，终因身体多病和家庭负担太重而离开了她热爱的教师岗位。从此，她相夫教子，举案齐眉，宽严相济，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当年乌兰小学的一位学生向我讲了许多母亲诲人不倦的故事。母亲刚到乌兰小学时，校长牛国祯先生为了锤炼她，特别为她安排了全校最乱、最差的一个班让她带班主任。母亲为转化这个班的面貌，可谓费尽了心机。上课时，一只麻雀不慎误入教室。霎时教室内一哄而起，几位学生脱掉上衣扑打麻雀，全然不顾讲台上的母亲。母亲并不去呵斥学生，只是巧妙地将麻雀放出教室后，又经过一番循循善诱，学生们躁动的情绪终于安定了下来。下午自习课，母亲去教室检查，发现有七八个男学生不见踪影。一问别的同学，才知道这七八个顽童去学校隔壁的老乡家玩一种叫“驴臭工”的游戏。母亲来到现场后，不但没有驱赶他们，反而以欣赏的目光和赞许的口气夸奖他们一番。当学生们面露赧颜地低下头时，母亲才开始充满爱意地带着他们返回教室。至今，母亲许多年逾六旬的老学生都已从教育岗位上退休，但提到当年母亲对他们的教导时，仍溢于言表、情不自禁、交口称赞。
“文革”中，父亲蒙难，一夜之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其后不久被关进牛棚。母亲自然而然成了“历史反革命”的家属，我们成了响当当的“狗崽子”。从此，一个家庭的悲剧拉开了帷幕。
1969年，是父亲在牛棚中备受煎熬的痛苦岁月，母亲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可房漏偏逢连阴雨，正是这一年春寒料峭时节，含辛茹苦，抚育儿孙大半辈子的外祖母溘然长逝。在此之前，母亲每天除殚精竭虑服侍外祖母外，还要担忧远在异乡的父亲的命运，身心交瘁、度日如年。外祖母去世时，只有母亲和一位寡居的表嫂在老人身边，生离死别的剧痛像蛊毒一样折磨着两位孤苦无依的女人。母亲多么希望此刻父亲能突然出现，给她破碎的心灵一丝慰藉。可她哪知道，此时此刻，父亲胸前正挂着一面书有“历史反革命”字样的大牌子，在定西的大街小巷中彳亍而行，遭受游街批斗。
历史往往和黔首布衣开玩笑，而历史老人怎知仅赖皇天后土庇佑的黎民百姓何曾能承受起这绝不轻松的玩笑。历史像过眼烟云一般逝去了，而烙在历史事件受害者心中惨痛的印记却永远不会磨灭。常言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我要说，历史有时是一柄匕首!
父亲异乡蒙难，母亲家乡垂泪。但母亲毕竟是刚毅的，她很快从生活的阴霾中硬挤出来，并引领她的子女逐渐走向阳光灿烂的日子。
可谁又知道，从阴云密布到阳光灿烂恰似由炼狱至天堂。其中的苦和泪，非亲历者永远不会理解，甚至误以为天方夜谭。我这里不想赘述“文革”那场历史灾难给母亲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我只需略叙它给母亲留下的精神创伤。
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终日心惊胆战的母亲把家中一切与“历史”有关的东西都视为不祥之物。于是，祖父早年保定军校的毕业证、父亲在傅作义将军麾下任上尉军衔的委任状，甚至祖父的桃木神主都被母亲付之一炬。多年以后，当世人纷纷追逐“历史”的光环时，头脑异常清醒的母亲对自己“文革”中的“蠢行”痛悔不已。母亲的痛悔，并非芸芸众生捧着历史的金碗吃着眼前的糟糠式的矫情，而是切切实实地对逝去的亲性追悔莫及。可谁又能知晓母亲的苦衷?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如果母亲不那样做，不知会为父亲和我们子女带来多少灾难。宁可负了亡人，也不能害了后人，母亲的人生哲学无疑是正确的，正如诗圣
杜甫诗云：“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又像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含泪的微笑”在晦暗的日子里让母亲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正是由于心中有一种渴求尽快改变命运的希望，母亲才在特殊时期对子女进行了特殊的教育。我上小学时，母亲每天送我上学前必须叮嘱的话是：“好好念书，在学校千万不要说不该说的话，尤其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话;娃娃，你一定要记牢：言多必有失，祸从口出! ”
多年来，我谨尊母命，在公众场合从来不乱臧否人生、贬扬社会，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我也从不交往。因之，处事谨慎，办事稳妥成了我为人的准则。或许我与生俱来缺乏创造力，或许我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宏论、震聋聩。但我固执地认为，人有时应该像轿车一样，噪音越小越好，跑起来越平稳越好。或许人们会指责我的人生哲学是丑陋的，但我庆幸我拥有这“丑陋”，这“丑陋”是母亲给我的传家宝。
母亲“含泪的微笑”还体现在对子女的哺育上。
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无暇顾及儿女，养育子女的重担只有母亲承担。母亲身为家庭妇女，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8口人的生活，困窘状况可想而知。为了减轻生活压力，母亲先后把大姐、二姐、三姐、哥哥送到外祖母家，由外祖母抚养。其中大姐和三姐在外祖母家度过了整个小学、中学时光，我戏称之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当时，外祖母还抚养着三姨的几个孩子，老人家仅靠三表侄寄的为数有限的生活费和母亲接济的可怜的几个钱艰难度日，但外祖母仍挺直脊梁，擦干眼泪，把一个个外孙抚养成人。几十年后，当我们姊妹回首往事时，开始还对母亲当年的举动不理解，可后来细细一想，母亲的用心何其良苦：让寡居多年的母亲膝下常围绕着天真烂漫的童声，给老人家孤寂的晚年生活添上一笔彩霞。同时，儿女离开父亲的恩宠，到了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中锻炼，这无疑是儿女人生中最大的收益。后来，我们姊妹无论遭遇任何艰难困苦，都能砺志互勉、自强不息，全赖当年母亲和外祖母的一片苦心。
我虽没有驻过“联合国”，但母亲也为我提供了锤炼个性的机会。小学四、五年级，初一第一学期，近3年时间，母亲去定西父亲处养病，只留我一人在家。那时，四姐和哥哥均在离城数十里的乡下插队，没有工夫照顾我。我一人独守着连院门也没有的一座大院子，每天除去学校读书外，还要自己做饭、洗衣服、拾掇家中的房间，往往整得满头大汗，忙得不亦乐乎。就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年年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少先队大队长、学生会副主席、优秀学生干部等头衔和荣誉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这一时期，我懦弱怕事的性格逐渐改变了，坚强柔韧的个性日渐显露。甚至我还学“坏”了，开始跟着邻里顽皮的孩子偷附近一家工厂地里种的蔬菜和瓜果，偷来果蔬饕餮一番后，还大言不惭地美其名曰：“偷瓜果不算贼，抓住挨两锤(拳)。”
农闲时节，当知青的哥哥从乡下回家探亲。我在哥哥带领下开始倒土坯，每天清晨起床和泥，晨曦初露时开始倒，到中午时分1000多块土坯已倒好。胡乱吃几口自己凑合的午饭后，我和哥哥倒头呼呼大睡。下午3点多，火辣辣的毒日头已把土坯晒柔干(半干半湿)了，我和哥哥迅速中止午休，有条不紊地码土坯。迟半个小时都不行，快干的或已干的土坯绝对码不起来，即便凑合着码起来，稍有外力撞击，便会倒塌，土坯就摔碎了。
3年时间，我和哥哥用业余时间倒了数万块土坯。家中所有的围墙，后来盖的西房，都是我和哥哥倒的土坯砌的墙。剩余的近万块土坯，我和哥哥卖给别人，小赚一笔，贴补家用。辛勤的劳动换来幸福的果实，这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又一笔财富。
母亲生前生活清贫，一直居住在1972年盖的土坯房中。这处院落恐怕是靖远县城中目前最破旧的房屋之一，而晚年的母亲则和父亲一道在这里相濡以沫，平静而安详地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破碎的日子。2002年，大姐看父母住在没有水暖的老宅中生活实在不方便，就在县城繁荣地段为父母购置了一套楼房，可母亲说啥也不搬去住。她的理由很执拗，甚至近乎荒唐：楼房内生活远不如老宅中方便，就连大小便都是在房子(卫生间)里进行，太脏了! 母亲始终不肯搬到楼房中住，大姐后来只好又卖了那套楼房。然而，老宅中生活确实不方便，就连最起码的自来水也没有。只有靠年近五旬的哥哥用架子车拉饮用水。哥哥拉水实在不容易，老宅地处县城南关一低洼地内，进老宅惟一一条能拉架子车的小巷坡陡且凹凸不平，每次哥哥拉着载重近400公斤的水车经过那段小巷时，全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如今，我那早已头发斑白的老兄仍像一头永不知疲倦的老牛一般，拉一车沉重的水，在坎坷不平的小巷中艰难的前行……
老宅中在2003年春节前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儿女们平常不在父母身边，很担忧二老。2003年春节后，哥哥请电信局的人特为家中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我们才得以随时能在电话中问候父母、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在此之前，母亲怕别人打破她平静的生活，忌讳电话尖利的铃声，多次反对家中安电话。这就和当年她反对往家中通自来水(害怕漏水泡塌老屋)一样，她老人家的固执往往让儿女无可奈何。
是的，数十年来，母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些许物质财富。但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是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常想：物质财富的匮乏是促使我们姊妹6人发愤图强的反作用力;可这力量，很大程度上又来自母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拥有了这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我们对人生的理解，对母亲的崇敬之情愈来愈深，就像一坛陈年老酒，时间越久，香味愈浓。
7月21日，母亲的追悼会在老宅中举行。1 500多名亲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追悼会。我们姊妹6人单位的领导、同事、朋友纷纷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花篮、挽帐和挽联。在低沉肃穆的哀乐声中，中共白银区委副书记陈忪、靖远县副县长高财庭等6人为母亲的墓碑揭碑，高财庭宣读碑文。我于此并无半点炫耀之意，因为陈忪、财庭等政界人士，或年少时作为邻居的小孩备受母亲呵护关爱，或作为我的朋友多次聆听过母亲的谆谆教诲，他们都是怀着对母亲的无限敬仰之心前来吊唁的。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许多亲友、我们姊妹的同事在百忙中从外地赶赴靖远参加母亲的追悼会。尤其让我感动的是，远在宁夏中宁县的四姨的3个儿子携一个孙女，奉母命特来靖远悼念姨母。
中宁的大表兄蔡春阳亲自驾车，携二弟蔡春景、四弟蔡春明及春明的女儿蔡懿萍，风尘仆仆、驱车数百公里于追悼会当天赶至靖远。叔侄4人来不及洗去尘埃，即刻在灵堂前焚香燃纸(冥币)、跪拜叩首。是日下午，大表兄蔡春阳向我转达了四姨的叮嘱。本来年近九旬的四姨强烈要求大表兄带着她来参加母亲的追悼会，可大表兄考虑到老人家的健康状况，与其他的姊妹力劝了她。大表兄临行前，泪流满面的四姨一再叮嘱，母亲丧葬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给她拍成照片，尤其是母亲的遗容，一定要给她拍照!我劝大表兄不要拍母亲的遗容，大表兄和二表兄、四表兄决然地说：“我妈和六姨(母亲)一样固执，母命不能违呀! ”
骨肉亲情，姊妹连心。四姨自16岁嫁给中宁蔡家为媳后，不久就回了夫家老家中宁。一去就是30多年，直至1968年才返里探亲。当时家中的情景很凄凉，外祖母已风烛残年，父亲和外祖母膝下的三表侄史正先均在牛棚中遭罪。母亲一病不起，卧床苦度。在一片凄楚声中，四姨含泪匆匆结束了靖远之行。这一去，至今又近40年，四姨怎能不牵心逝去的妹妹。情切切、意殷殷的四姨还叮嘱儿子们，这次靖远之行除了尽心尽力参加母亲的葬礼外，必须去外祖母的故居、墓地并拍照，必须去东湾乡大坝村探望她惟一在世的妹妹(七姨)阎瑞梅(年幼时过继给了阎家)。三位表兄谨尊母命，老人家的叮嘱一一照办。
7月21日晚，母亲的“见灵”(遗体告别)仪式在低回的唢呐声中进行。老宅院中自南至北放了三张矮方桌，每张桌子间相距两米，第三张桌子距灵堂3米。见灵人的次序为邻里、亲友、儿女，形式是：两个人一组，分别在3个方桌两侧的两个桌角向灵堂的方向鞠躬、作揖3次后，再在3个方桌的间距中互相对拜、交叉换位后再拜祭;如此往复9个来回后，依次把茶水和酒、饭和菜、香和纸钱恭送至母亲灵前的供桌上，最后再把香和纸钱带到第一张方桌前焚香燃纸后再次跪拜。在所有见灵人中，我和哥哥是最后一组见灵者。其他的见灵者除了最后的焚香燃纸是跪着的，其他的拜祭全是站着进行的。而我和哥哥，作为孝子，必须跪着完成见灵的全过程。9个来回，近30米的行进距离，我和哥哥双膝跪地，以膝代足，一“步”一“步”艰难前行。老宅的院子是红块铺的，较为坚硬，连续熬了几个通宵的我们由于体力不支而显得力不从心，膝盖中传出一阵阵钻心的疼，但我和哥哥神情肃穆、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见灵仪式。
当时已是午夜时分，一首凄婉的唢呐曲在老宅上空萦绕着，在场的100多名亲友望着艰难行进的我和哥哥，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后来，我看当时拍的录像，在场的亲友都流了泪，为母亲，也为我和哥哥。当我和哥哥最后一次分别抚摸着安卧在水晶棺中母亲的头和脚时，泪水像决堤的水一样霎时奔涌而出……
凌晨2：00母亲“成棺”(入殓)，蔡家的3位表兄在哥哥陪伴下，恭恭敬敬地为母亲的遗容拍了照。我不敢想象，当后来四姨看到妹妹的遗容照时，她老人家是何等的悲痛;我甚至不敢给蔡家表兄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只是专门往中宁打电话向四姨请了安，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平安幸福。四姨则在电话那头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你爸! ”
血浓于水，电话这头的我早已哽咽。
翌日安葬母亲。母亲生前的遗愿是不进祖茔，让哥哥和我给她另择一处墓地。我和哥哥尊嘱请风水先生为她选择的墓地在县城以西20多公里处的石板沟武家大滩的一条静谧灵秀的沟中。那里山势俊美，山上芳草萋萋，沟外一片开阔的冲积地上满目是绿油油的庄稼、树木。这样的环境，母亲入土为安矣。
送葬时，来了200多名亲友送别母亲。家乡风俗，盛有母亲的棺木，必须由8人抬。先从家中抬至3公里外的西门外，然后才能安置于灵车上运至墓地。而到墓地附近2公里处，由于灵车不能前行，众亲友抬着、护卫着母亲又得走2公里崎岖不平的山路。
旌幡飞舞、纸钱飘洒、哭声震天动地。灵车过黄河铁桥时，我手捧母亲的遗像对母亲说：“妈，要过黄河桥了，您老人家坐好! ”望着奔腾东去的河水，我的双眼又被泪水模糊了……
往日笑声琅琅、妙语连珠的母亲像黄河水一样，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上午9：00，母亲遗体下葬。哥哥和一位亲戚为母亲“分经”(按经纬线摆正母亲遗体)后，缓缓地合上了厚重的棺盖……霎时，墓地所在的沟中焚烧的纸钱、花圈、各种纸制的祭品，随着袅袅青烟扶摇直上云霄，母亲的魂魄也随着这烟飞往另一个世界。
我们姊姐6人和在场的其他亲属在哀婉的唢呐声中痛哭流涕……
母亲安葬后第三天，按家乡的风俗，我们姊妹6人，孙子、外孙子、姐夫以及数位亲友为母亲“全三”(为亡者墓冢培土，为亡者墓地用土垒一圈“围墙”，同时再次焚香烧纸、供奉祭品)。这一天，恰好是母亲殁后的“头七”(亡者殁后第7天叫“头七”，依次类第14天叫“二七”，第21天叫“三七”……七七四十九天，共“七七”，每逢“七”，都要为亡灵焚香拜祭。其中“五七”，由女儿到阎王殿十位阎罗之一的五阎王处烧“五七”纸，因为传说五阎王平生没女儿，所以“五七”必须由亡者的姑娘在五阎王处为亡灵烧纸。其中“七七”纸必须去亡者墓地烧，也是最隆重、最肃穆的一次祭奠活动。“七七”纸烧完后，对亡者的拜祭活动暂告一段落。直至100天后，儿孙们开始“换孝”。在此之前，行孝期间，家乡风俗，儿孙都不能去别人家拜访或做客。换孝的时间以前是3年，后来人们考虑到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太快，逐缩短为100天)。我们姊妹6人和其他亲友精心为母亲的墓冢填了许多土并洒水后培得光光溜溜;又精心地为母亲围了 “院墙”、洒了水，培齐整;然后我们又平整了母亲的“院落”。最后，我们摆好各式供品、燃着各式纸制祭品，向母亲墓冢三拜三叩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墓地……
7月30日(农历六月十四)晚，我乘车从兰州赶往靖远，专程参加翌日举行的母亲“二七”祭奠。9时许，车经过石板沟时，一轮皎洁的明月当空高悬。在飞驰的昏暗的车中，当我借着月光望见安葬母亲的那条沟的入口时。仰望天空的明月，我不禁泪眼婆娑，口中遂喃喃道：“妈，今夜月色很美，您要是觉得寂寞，就出来看看月色吧。妈，我此刻也在看月色，您要是看见了明月，也就看到了我! ”
母亲若在天有灵，定会像我一样凝视溶溶的月色。
7月31日(农历六月十五)晚，当我静静地睡在母亲生前睡了几十年的炕上时，我周身顷刻笼罩了母亲那特有的种种熟悉的气息。我仿佛感觉到，母亲此刻就安详地躺在我身旁，我幸福地依偎着她，听她给我娓娓讲述那我听了无数次、但每次重听时仍觉得新鲜、亲切的古老的故事……
8月1日(农历六月十六)，整整一天，二姐、三姐、四姐、哥哥、我，一直在老宅中回忆着母亲在世时的音容笑貌。早晨，姊妹们洗漱时，二姐说：“我早上一梳头，就想起了妈端坐在靠门的沙发上仔仔细细梳头的情景，好像妈现在仍坐在沙发上梳头呢!”下午，四姐洗手，二姐执着四姐的手说：“你的手最像妈的手。妈活着的时候，我每天都给妈洗好几遍手，妈手上的掌纹我都清清楚楚。”三姐对母亲生前的语言天赋记忆犹新。母亲病危时，三姐和二姐常给她擦洗身子。有时母亲极不耐烦，就对姊妹二人说：“颇烦死我了，洗这么净干啥，难道你们要抬着我去接见外宾吗? ”棺木做好后，母亲突然盯着三姐的眼睛问：“棺材做好了吗?”“做好了。”三姐回答。母亲又问：“那为啥还不把我往棺材里面装呢?”三姐哭笑不得。母亲病重后，二妈的姑娘师有仙一直伺候母亲。由于有仙姐耳聋，往往由于听不清母亲说的话而伺候不周母亲，母亲有天晚上背着有仙姐，对身边的二姐和三姐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女人(指有仙姐)不寻常、不寻常! ”痛苦怛怛的母亲在病痛折磨得有气无力时，尚能清晰地说出《沙家浜》中刁德一评价阿庆嫂的话，其幽默和睿智由此足见一斑!
母亲早年苦练过毛笔书法，能写一笔颜、柳、欧兼善的道劲而隽秀的毛笔字。可惜我们姊妹手中今天连母亲写的一个毛笔字都没留下。万幸的是，我整理母亲遗物时，意外地翻捡到了母亲生前书就的几页钢笔字。那是母亲写在一本旧式日记本上的账薄。书写时间是1988年初，内容是母亲详细地记录我结婚时各项花费的账目。一笔一笔，非常清楚明了;甚至买一盒火柴，买一块香皂、一条毛巾的账，母亲都记得一清二楚，尽管是毫无文采的枯燥的文字，日记本上母亲那刚劲有力、娟秀生动的字迹仍呼之欲出、灵动飞扬。
我会永远珍藏母亲的这本硬笔书法手迹。
行文至此，我尽管拉杂了以上冗长而苍白的文字，并不是向九泉之下的母亲和尚在人世的老父表白，更不敢有半点表功之意。我只想向二老表达自己和其他姊妹们最诚挚的心意：母亲，我们永远爱您;父亲，我们永远爱您!
因为，没有您二老，就不会有我们姊妹6人，更不会有我们6人的今天!
知恩图报。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很多时候，人都在为别人努力地创造着一切，又忍受着一切，比如父母多年来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当我们经历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后，我们深深理解了父母对儿女的爱。同时，均为人父母的我们姊妹6人也深感肩头责任重大：倾尽心血抚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像我们一样无怨无悔地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
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奶奶(姥姥)在天之灵会永远保佑你们，因为她像爱我们一样永远爱着你们!
父母亲大人，你们是我们心中永远高耸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