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原道》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 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 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 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 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 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者,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据东雅堂本《昌黎先生集》,下同)
韩愈是个在当时和后世都毁誉参半、评价不一的人物。褒之者,称他是进步的政治家,杰出的思想家,“百代文宗”;贬之者,说他是保守派,唯心主义思想家,甚至说:“吾国文苑,自有退之跨入以来,圂圊(厕所)久失其臭”。(章士钊《柳文旨要》上卷四)看法大相径庭。实事求是地说,韩愈的思想行为固然有矛盾、有缺陷,但他毕竟功远大于过,是甚多于非,特别在我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不愧为一位杰出人物。现代学者陈寅恪说得好:“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论》)散文方面成就更为突出。他倡导唐代古文运动,确立了新型散体文——古文在文坛的主导地位,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成为继司马迁之后我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
韩愈以前,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是六朝以来所盛行的骈文。骈文的诞生和风靡,体现了散文摆脱经子附庸地位,争取具有更为鲜明的审美特征和文学色彩的历史要求。事实上,一些优秀的骈文除思想内容可取外,艺术上描绘精工,辞采赡富,音节和谐,也具有较强的美感和文学性。但是骈文存在着过分注重形式而忽视思想内容的先天性弊病。发展到后来,原本为增强艺术效果所规定的一些格律限制,反而成了文章的束缚累赘。这种风格绮靡浮艳,既不易写又不易懂的贵族化文体,逐渐变为反映现实交流思想的桎梏,严重地阻碍着散文的健康发展。因而,许多古文运动先驱者不断地起来反对骈文,提倡古文,但都没有成功。直到韩愈和柳宗元出来倡导古文运动,进行文体、文风和散文语言的革新,由于要适应当时政治改革与儒学复古运动的需要,又有着系统理论主张的阐发与卓越创作实践的示范,并有同辈友人、韩门子弟从柳宗元学习的青年作者的呼应和支持,才终于取得胜利,从而使古文取代骈文成为散文的正宗。韩愈散文就是这种古文的光辉的典范。
韩愈散文不仅融会先秦、两汉散体文的长处,而且“吸六朝之髓”(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借鉴六朝骈文和散体文的有益因素,学古变古,推陈出新,除了在文体上变骈为散,奇句单行长短参差,使散文更加活泼自如、平顺通畅、接近口语外,还形成了散文思想和艺术的独特风貌。
韩愈有些散文固然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或者流露庸俗卑下的思想情趣的,但其主流体现了他“不平则鸣”、“务去陈言”的主张,或者愤怒地抨击政治弊端,表现济世之心;或者尖锐地揭露社会病态,抒发牢骚不平;或者勇敢地反抗流俗,显示突破传统的精神,都闪烁一定的民主性和现实性的光辉。
韩愈散文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感情充沛,气势旺盛。他的许多优秀散文,不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产物,也不是无聊应酬、随意点缀之作,而是在不能自已的创作欲望支配下有所发而写的,甚至为了振衰除弊冒死而作,所以往往爱憎分明表现出一种真性情。表达感情的方式又常常是直露的,爆发式的,放言无忌的,充满着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这成为韩文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韩愈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尚奇务新,求活善变,想人之所未想,发人之所未发,出人意表,独辟蹊径。元人刘壎说:“韩、柳之别,则犹作室: 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侵略他人田地;退之则惟意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初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隐居通议》卷十七)刘大櫆则说:“一集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论文偶记》)他们都道出了韩文逆来顺往、无所不可、触处皆活、在在俱巧、变化莫测、不受羁勒的特点。在结构上,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既一气贯通又曲折跌宕,具有一种结构美。韩文的语言精炼生动,新鲜活泼,明白流畅,富于创造性的表现力,并兼取骈体文和散体文的长处,体现出骈散相间长短错落的句式美,堪称我国古代的语言大师。
韩愈的学生皇甫湜评韩文说:“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皇甫持正文集》卷一《谕业》)宋代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嘉祐集》卷十二《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确实,韩愈的散文新颖生动,流转自如,雄奇奔放,具有一种阳刚之美。与原本盛行的浮艳纤弱的骈文末流相比,无疑是散文史上的重大革新和解放。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共同形成了古代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个散文创作高潮,并且开创了我国散文发展的新时期,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愈的议论文结构谨严,逻辑周密,论证透辟,富有说服力。清人恽敬说:“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明代贝琼说:“韩子之文祖于孟子。”(《清江贝先生文集》卷二十八《潜溪先生宋公文集序》)儒家孟子的散文富于论辩性,名家法家的文章讲究逻辑辨析,韩愈受他们以及贾谊、晁错等人的影响,议论文也以说理缜密透彻见长。他的议论文还富有形象性,往往通过比喻以及描绘手法,把抽象的道理表达得非常生动、具体、显豁,且饶有情趣。此外,感情饱满,笔力雄健,充溢着磅礴的气势,也是韩愈议论文的一大特点。宋代李涂说“韩如海”(《文章精义》),这种“如海”的特点在他的议论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原道》为“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鬼》、《原人》)系列文章之首,是一篇推求儒道本原、阐发儒家政治哲学思想,被韩愈自己称为“扶树教道,有所明白”(《上兵部李侍郎书》)的文章。它以儒家之道为武器,从政治和经济上揭露佛老的危害,尖锐地指出佛老引导人们或者返回“太古”的原始状态,或者超尘出世绝灭“天常”都是脱离现实的怪论谬说;并愤怒斥责佛老信徒是四民之外的“不从君令,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专靠别人养活的寄生虫。这具有排斥佛老和强调中央集权的进步倾向。
唐代佛、老二道盛行,僧、道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为了逃避赋役,充当僧、道和投靠寺院者日益增多,寺院经济恶性发展,占有了大量土地和劳力,“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新唐书·辛替否传》)。宗教徒不仅和广大人民群众严重对立,而且因为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和封建朝廷也有尖锐矛盾。韩愈在文中揭露佛、老对社会生产和国计民生的危害,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当时藩镇割据严重,分裂势力猖獗,是社会另一个大的毒瘤。文章强调君出令、臣行令、民从令的主张,也包含有提倡令行禁止反对割据分裂各行其是的现实意义。
本文可看作韩愈倡导儒学复古运动的纲领。其宣扬儒道,固然具有“觝排异端,攘斥佛老”的进步的一面;但其阐发仁义道德的陈腐说教,鼓吹君权至上和封建等级观念,标榜道统,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又表现出他思想上落后保守的一面,对后世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原道》典型地体现了韩愈议论散文的风格特点。首先,它结构缜密,逻辑周严。开首提出仁义道德之说,确定仁义道德的含义和儒家之道的内涵,强调“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即仁义名实相符,界说固定,而道德比较抽象,可作不同解释,这就替下面批判佛老之道准备了依据,并为全文立论张本。接着以儒家的礼乐刑政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作为出发点,环绕求端讯末,考察原委,反复批判老庄的“绝圣弃智”和佛家的“清净寂灭”,揭露佛老教徒闲懒寄生的生活以及对国计民生的破坏作用。攻击佛老的教义不合圣人之道。最后标举儒家道统,以道统的继承者自任,并提出了排斥佛老的具体措施。全文脉络清晰,章法谨严,所以被宋代黄庭坚誉为“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的典范作品。(转引自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其次,文中不是一味板着面孔进行抽象说教,而是常在议论中运用精妙的比喻,生动的描绘,从而大大增强了议论的形象性。如用“坐井而观天”形容老子对“仁义”的狭隘理解;以“古之时……患生而为防”一大段文字展示一幅圣人教民以相生养的图画,突出圣人教化的作用,显得具体生动,新鲜活泼。
该文饱满的感情,决绝的言辞,排偶和散行相错综的句式,造就了文章充沛的气势。最后发出的攘斥佛老的强烈呼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嫉佛如仇火一样的激情,廉悍斩绝的语气,以及短句、偶句的运用和词类活用,使这段话显得急促有力,遒劲奇峭,气势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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