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安群刘友林
其一
亦知戛戛楚囚难, 无奈天生一寸丹。
铁马行鏖南地热, 赭衣坐拥北庭寒。
朝飡淡薄神还爽, 夜睡崎岖梦自安。
亡国大夫谁为传? 只饶野史与人看。
其二
久矣忘荣辱, 今兹一死生。
理明心自裕, 神定气还清。
欲了男儿事, 几无妻子情。
出门天宇阔, 一笑暮云横。
文天祥
文天祥被俘后,坚贞不屈,连元世祖也感叹:“谁家无忠臣”,于是将天祥押至燕京。己卯,祥兴二年,至元十六年(1279);罹(lí),遭;狴犴(bìàn),牢狱。在狱中,天祥被枷项缚手,备受折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的爱国之心。在囚禁中,他陆续赋诗十七首,这是第五首。
这首七律,为答人劝降而作。天祥初至燕京,劝降之人甚多,甚至包括被俘的宋德祐帝赵(被元人封为瀛国公),天祥一见,“北面拜号,乞回圣驾”。君降而臣不降,可见文山所忠的并非某一君王,而是国家社稷。此诗是天祥爱国之心的坦诚表露。戛(jiá)戛,困难的样子,诗人哪会不知道作一个囚犯的难处呢?只要他肯仕元,即刻可以封侯拜相,只是“无奈天生一寸丹”。这不禁使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样表露出诗人的一片忠心。这“一寸丹”,是诗人的精神核心所在,无论是在南地还是在北庭,都始终不曾改易。诗人回想自己曾在福建、广东、江西一带“南地”率兵抗元,凭的是“一寸丹”;如今,坐拥囚衣于北地,支撑自己的还是这“一寸丹”。热、寒二字,写的不仅是气候差别,更是心理感受的迥异。当年,驰骋铁甲战马,行军鏖战,凭的是一腔热血;如今,国破家亡,身入狴犴,着囚衣,令人肠断心寒。颈联承首句“楚囚难”,表明自己在险恶的环境中不改其忠。飡(sūn),同飧。两句以白天吃的和晚上睡的来概括狱中环境之恶劣。尽管如此,诗人却依然“神还爽”、“梦自安”。其精神支柱是什么?是对国家的一腔挚爱,是那股浩然正气。早在天祥被俘之初,张弘范就曾劝降说:“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丞相其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贤相,非丞相而谁?”天祥答:“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诗末两句又感叹“亡国大夫”无人立传,与前面的态度岂不矛盾?其实这里的意思是,即使无人为我在正史立传,只给野史增添些材料供后人作谈资,我也不计较。我坚持公忠爱国的态度,只是保持大节,只凭天地鉴孤忠,不是为了虚名垂世。这一笔,更托出了诗人人格的高尚。
“一寸丹”,既是文天祥理想人格的核心,也是此诗的诗眼所在。无论南地或是北庭,“行鏖”或是被囚,也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有传还是无传,有了这一颗爱国之心,任何艰难、险恶,都能甘之如饴。这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在诗的风格上也体现出来了。全诗化沉重为轻松,写险恶以安详,甚或还带有些许幽默、几分诙谐。对于生活条件的如此险恶,诗人视若等闲,仅称之为“淡薄”、“崎岖”。只有胸存一片丹心,才能在险境中如此泰然自若,才能写出这般胸襟坦荡的诗篇。
文天祥被囚于燕京,不仅要面对元人的威逼利诱,还要受到骨肉之情的折磨,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加难以忍受。眼看妻子儿女流离失所,自己却不能屈节以救,实在令人肝胆俱摧。但诗人却以对国家社稷的挚爱,淡化并抑制了骨肉之情。这首诗就再现了这一痛苦的心理历程。
诗人对自身的荣辱早已不再计较,现在更是将生与死视如一途。据邓光荐《文丞相传》载,天祥初至燕京,见元平章(即宰相)长揖不跪。平章威胁说:“此人生死尚由我。”天祥慨然回答:“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平章“默然去”。诗人能够视死如归,是由于他“理明心自裕,神定气还清”。这个“理”,不是儒家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以死报国的一腔赤诚,所以诗人才能做到在荣辱、生死面前心平气静、神清志豁。但是,自己固然可以杀身成仁,“留取声名万古香”,只是“人谁无骨肉”?诗人忍着悲痛,写下了“欲了男儿事,几无妻子情”的诗句,读来令人泪下。空坑战败,天祥的妻妾子女多人俱失散,最后只剩下妻欧阳氏与二女至燕都,“皆留东宫,服道冠敝衣,日诵道经”(见《纪年录》注)。真可谓“一家妻子枉填沟”(本诗其六)。难道诗人真是全无骨肉之情吗?请看他的一封家书:“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言至于此,泪下如雨。”诗人的骨肉之情何等深沉,何等强烈,而要做到几乎没有“妻子情”,需要多么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控制啊。尾联,诗人从自身的骨肉之情中挣脱出来。出门远望,宇宙广袤无垠,自己这点悲痛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付之一笑,心胸顿觉更加空阔。但洒脱之中,却又隐含着无限悲辛。为了励志报国,文天祥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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