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亚新
关东有义士, 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 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 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 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 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 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东汉末年黄巾军被镇压后,曾一度缓和的外戚与宦官的矛盾又趋向剧烈。中平六年(189),“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入京,欲以胁迫太后,卓未至而进被杀。董卓入京,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初平元年(190),关东各州郡以袁绍为盟主,联合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自己率兵留守洛阳。但讨卓联军各怀异心,观望不前,继而互相攻杀,从此开始长期军阀混战,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极大破坏,使中国从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堕入又一个四分五裂的历史时期。《蒿里行》即是对这一历史事变的反映。
前十句揭露关东所谓“义士”的不协调。“关东”,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以东,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盟津”,即孟津,古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孟县南。相传武王伐纣时,途中曾和联盟伐纣的八百诸侯会合于此。“咸阳”,代指献帝所在的长安。关东“义士”本来是想象武王伐纣那样,结成联盟,直捣洛阳,攻取长安,迎回献帝,复兴汉室的,但因各怀鬼胎,表面上虽然联合起来了,却谁也不肯率先出击,最后竟互相混战起来,有的还做起了称王称帝的美梦。“淮南弟”,指袁绍的堂弟袁术。建安二年(197)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刻玺”,指袁绍,初平二年(191),袁绍在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并私刻了皇帝的印章。通过对这些谋私利、搞割据的罪恶行为的揭露批判,表现了诗人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立场。曹操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本质上虽也是一个割据者,但他能够顺应潮流,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割据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扫平群雄,统一了北部中国,为西晋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曹操后来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多少反映了历史的实际的。
后六句描写战乱造成的深重灾难,描绘了一幅异常凄惨、悲凉的图画。征之史实,曹操在这里也“并没有说谎”。史载董卓从洛阳挟献帝西迁时,“悉驱其余民数百万,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董卓进而洗劫关中,至其死,“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后汉书·董卓传》)。关东诸将则“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曹操以短短六句诗对这一社会现实作了大幅度的生动而典型的概括,指出人民是战乱社会的真正受害者,流露了对于人民的深刻同情,表现出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蒿里行》原是丧歌,曹操却用旧题来写时事,除悲凄情调与古辞一脉相承外,内容形式都已别开生面,开创了以古乐曲写时事的先例。诗以真人真事、亲见亲闻为基础,言之凿凿,几无一句无来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不愧为“汉末实录”。诗中通过叙事表达了鲜明的爱憎和强烈的悲愤之情。诗以“踌躇而雁行”写关东“义士”的相互观望、迟疑不进,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写人民大量死亡、田园大片荒芜的惨景,颇为生动真切,被后世艳称的“建安风骨”,这首诗可作为范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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