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三·八]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三·二十]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三·二十三]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缴如也，绎如也，以成。”
[三·二十五]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七·十四]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七·三十二]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八·八]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八·十五]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九·十五]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十三·五]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十五·十一]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十七·四]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十七·九]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十七·十]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鉴赏〕 如果说西方是一种思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带有鲜明的诗性特征。在中国这块感性早熟的土地上，孕育了难以数计的诗人。我们要追溯其源头的话，《诗经》无疑是哺育这个民族的诗性之母。诗可以歌、可以咏，中国的诗和乐本是一体，而国乐又被中华哲人赋予礼的内涵。可以说，诗乐人生是古代士人的生活写照，也是每一个流淌着炎黄血液的中国人的情趣所在；礼乐文化显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色彩和独有魅力。学诗赏乐是传统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诗经》，是周初至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诗歌汇集。正如当今“国学”之风大炽，而深契传统文化精神者鲜见，在两千五百年之前的“前”孔子时代，吟诗赏乐虽是社交必需的礼仪，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诗歌内容庞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准入”规则，以至其中良莠不齐、瑕瑜互见；二是音乐性上，那个年代的诗歌虽无不可以按弦而歌，但众口相传，辗转传唱，时间一长难免荒腔走调。到了孔子时代，周王朝已呈分崩离析的乱象，更不要说不同诸侯国间社交礼仪方面的错乱与芜杂。所以孔子晚年删定诗乐，使得“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由此诗经用词更齐整，吟唱起来更铿锵悦耳，形式上更错落有致，思想上更加淳正健康了。为孔子特别关注的思想内容，直接贯彻了他仁学的主张。一言以蔽之，诗三百“思无邪”，即纯正无邪，直现生命本性，自然奔放，无功利计较之心。我们看后世很多学者以“温柔敦厚”、“中庸”来概括孔子的思想，以个人身心的修养来看待孔子的仁学，实在是看扁、看轻了孔子，孔子的襟怀和气度当不至于如此狭隘和平庸。他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在音乐上溯本归源，使之尽量合乎古乐的原貌。可惜历经无数次文化劫难后，诗经中按弦而歌的古乐渐渐散失殆尽。
以诗经为载体的诗乐文化本来是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生命成分，此时又经过孔子的文人化的提高工作，其在国人心目中地位和影响更加显著。而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成人成己的人生构想，随着历史浪潮的奔腾向前，渐渐成为千千万万华夏子孙自觉的人生追求与人生坐标。
动物人、自然人如何成长为社会人、文明人，是讲伦理、重教化的东方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孔子看来，诗教启蒙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脱离诗教启蒙的人生锻造，成就社会人、文明人的希望就会落空。这正如画学中的“绘事后素”，诗教启蒙可以把自然人脱胎换骨，改造为社会人，即把人之为人的可能条件变为必要条件。
此之谓“兴于诗”。这其中的依据是什么呢？孔子认为他删定后的《诗经》，在幼童乃至成人学习、吟诵与社交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兴、观、群、怨的作用。
简单地说，兴就是打比方，作比附，诗歌本身承载着无穷的物象、意象，在学习、吟唱的过程中，自然会把这些铭记于心，一旦有所感触、体悟，就能触类旁通，诗思妙想自会如万斛喷泉般汩汩而出；观，就是观察，诗歌不但是艺术，更是社会现实与心灵世界的镜子，在吟诗品乐之中，不难体味到诗中之事、诗中之人、诗中之情，从而开启、拓宽“我”的视野和境界；群，就是以诗会友，在诗的国度，诗自然能够成为人与人间心灵沟通的最佳桥梁；怨，就是拿诗说事，以吟诗作歌这种易于接受的方式对君王、重臣作出戒勉和劝谏。总之，诗不但可以帮助少年儿童快乐地熟悉人情世事，而且寓教于诗、寓教于乐，与其他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相结合，把他们塑造为有修养、有作为的民族、国家、社会的栋梁。就其社会实际效用言，学诗可以使你懂得长幼之序，懂得如何关心民事，规谏帝王。这绝不仅仅是当下有些人所讲的，孔子所关心的只是自我的内心平衡，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一片和谐(其实很多人讲的是和气、谦和)。他删定《诗经》，用意当然不限于规范社交礼仪，引导启蒙教育，更重要的目的仍在于贯彻、弘扬自己的仁学。孔子的人学(仁学)，是一种内外兼修，成人(仁)成己之学。向内转是为了“成己”，即完成自身从动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向外推是“成人”，即凭借自身或借助王权力量把大我的人生理想、社会构想向外推，把我内在修养所汇聚的光和热向外辐射，实现自我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而一味沉浸在“成己”的小我层面上，是矮化、庸俗化、小市民化，甚至丑化、扭曲孔子的圣人形象，是以小市民的心态揣度君子、圣人。孔子所具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忧国忧人的志向，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
“言之不足，歌之咏之”，作诗吟志或有其缺憾，而音乐则可以超越语言、文化、国界与地域的局限。在表达爱憎、宣泄情感方面，音乐较之诗歌来得更直接、酣畅。
就成己来说，音乐可以提高个人的修养，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欣赏《关雎》等风、雅、颂之乐的过程中，如果你是一个富有音乐素养的人，每当乐音乍响，感觉就像阵阵清风拂面，心灵轻盈如翠羽般随之盘旋、飞翔、遨游，仿佛回到精神的故乡，有时声音激越，心底不禁荡起阵阵涟漪。最后，余音袅袅，乐声渐逝，心绪也慢慢恢复了平静。这真是无与伦比的听觉和心灵的盛宴，在这种审美的愉悦中，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自然能够对烦躁与抑郁，对恶俗与邪念产生免疫力。另外，他还深刻地意识到，优美的音乐不但可以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还可以作为一种人与人间心灵沟通的桥梁、结交志同道合良朋的丝带。所以每次遇到悠扬悦耳、振奋人心的乐曲，孔子必定兴致勃勃地引吭高歌，带领大家反复吟唱，兴尽始返。
孔子意识到美妙音乐的巨大社会效用。一个地区雅俗共赏的是什么风格的音乐，大致反映了这个地区的政治状况与道德水准。而如果一个民族或地区喜欢的是那些委弱柔靡、不堪入耳的淫邪之音，如果全国都迷上了这样的曲子，那么国家就会很危险了。就像郑卫之音，表达的是一种安逸享乐、骄淫奢靡的情感，所以，这两个国家人无斗志、民心散乱，无法抵御强敌的入侵，很快就国覆家亡了。后人总结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这正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孔子非常重视诗、乐等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他关于诗、乐的言论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基础，对于提高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气质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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