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八日，热河省首府承德在解放了一年零九天以后，人民又忍痛将它放弃了。
为了将来拿回它而坚决放弃它——这种沉重而又满怀信心的感情，是每个承德人所无法忘怀的。
我永远忘不了撤离承德的那一天。
大卡车从市中心开到西大桥的文庙小学附近，停了下来。街道飞扬着尘土，车马的行列向西移动，天空总是这样的蓝啊!热河，正像它的名字那样，河水冬天不会结冰，夏天却是这样清澈，凉爽，离宫盛开着满湖的荷花，绿色的街道浓荫满地……我正在回首东望，默默告别市区。忽然，卡车边缘攀上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把一盒纸烟塞到我的手里，附着耳朵给我说：
“回来吧!咱们再见!”
说着，她倏地跳下卡车，在人丛里一扬手，就不见了，如同来的时候那样突然。
小白!铁路工人的女儿小白!第一完小的贫苦学生小白!显然，这盒十支装的“太阳牌”纸烟，只有家里的大人才买得起的。我紧捏着那盒纸烟，陡然想起前线一个战士对我说的话：“老蒋要来承德老百姓头上拉稀屎，俺叫他稀屎流一裤裆，提着裤子滚出去!”
八月二十八日——这不是结束，而是斗争的开始。承德人已经懂得如何取得和平了。
整个夏天，人们忘了这是燕山余脉的避暑胜地，承德经受着酷热与风暴将临的低气压。渴望了多年的和平日子，难道就是这样短暂吗?
解放了的锦州，被侵占了;解放了的朝阳，被侵占了……就在全国欢呼着“一月十三日”这个停止内战的庄严时刻里，国民党军队又抢占了承德东面的凌源和平泉——一月的战火还未平息，五月又涌起了满天黑云：大批的国民党军队从秦皇岛登陆了，南京叫嚷着要人民“交出热河”了，坐着美国飞机的国民党空军，飞到市空来盘旋示威了。五十三军刚刚从美国兵舰迈下腿来，便一路上叫嚣着“打到承德去”!平泉的十三军，一个月以前就准备好了进攻承德的草鞋、大车和牲口。热河停战小组安排的平泉会议，十三军的军长石觉也公然拒绝出席了。就连戴着“和平”面具的国民党首席代表郑介民，也毫不掩盖国民党大打内战的决心，公开宣布要在热河“自由行动”了。
内战的乌云遮断了晴空。被人民打得粉碎的“满洲国”幽魂，又从地缝里钻了出来：
“国民党打来了!共产党垮台了!又该爷们坐天下了!”
这些打着国民党大旗的“地下军”、“中央军”们不正是被人民斗倒了的汉奸、恶霸、狗腿、警察、宪兵队吗?那个把“满洲国”的幽魂收罗打扮起来的国民党，不正是十五年前把东北双手献给日本的那个国民党吗?
十四年前绞杀了热河抗战的人，现在又拿上美国武器，穿上美国军装，坐上美国兵舰打来了!要到解放了的土地来重建那个粉碎了的“满洲国”了!
和平!和平!十三年的亡国奴生活这样漫长，痛苦。当家做主的一年又是这样短暂而又幸福。对于承德人民说来，这一年的和平日子实在太短，太短了。可是，它是这样光明，鲜亮，透彻人心，如同冲破长夜的朝霞，满天黑云都遮不断黎明的消息了。
在日本铁蹄下的漫漫长夜里，人们心里只有一个呼声：祖国!祖国!人民渴望祖国，不能没有祖国，可是人民不要“满洲国”。承德人给国民党起了一个名字：“二满洲”!跟在国民党屁股后面溜进东北来的美国，正是“二满洲”的“二日本”。人民选择了战斗!
在谣言的汹涌恶浪中，市场的物价呈现了人民迎接战斗的心情。正月间，锦州失守的时候，粮食和日用品价格曾经飞涨数倍;东西两线吃紧的时候，一斤肉的钱，过了三天就吃不上一碗豆腐脑。可是现在，战争已成定局，不可挽回。市场却繁荣如故。物价反而低落了：小米四千元一斗落到三千八，一千一的细洋布成了九百元一尺。人们用银洋买边币，金子脱不出手……
一连三天，破坏车站八孔大铁桥的爆炸声日夜轰响着，人民武装委员会在武烈河畔演习地雷战的响声惊心动魄。就在这个时候，米价又落到三千六百元一斗。老百姓把边币留起来，以便万一弃守以后，可以到乡下买到粮食，他们坚信承德被占以后，也会和平泉、凌源、朝阳一样，给他们粮食的不是美国卡车或支离破碎的铁路线，而是离城不远的解放区农村。商人拿着边币说：“承德丢了我上张家口办货;有边币我哪里都可以赚钱。国民党‘二满洲’一来，不说买卖不好做;光‘二日本’美国货就把咱买卖人淹死了。”
从八月十二日起，承德市四万农民的代表人物，在离宫解放剧场开了五天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在楠木殿上昂着头说：“老百姓当了皇上，共产党万古千秋!——恶霸汉奸盼老蒋给他把墙拄，要抢光咱们斗争得来的土地。想得好!满洲国那阵子咱没敢动谁一根毛，也没见他饶过咱一把租子，‘二满洲’来了还不是一毯样!他盼老蒋来拔我脑袋，我先把他斗翻了!”“我鸡蛋斗不过石头，也要碰你一身黄!”
在会上，代表们津津有味地研究着怎样配火药，造地雷，算计着村里有几支土枪，几支快枪，合计着哪几个村一块儿组织联村自卫队。代表会闭幕第二天，就有代表领上成百成千的农民，扛着铁锹锄头，到市郊破铁路去了。
在这些紧张的战斗日子里，人们心里时刻萦绕着一个念头，就是尽可能地使得蒋介石进犯者进到城里一无所获，步步困难。靠着铁路养家的铁路工人，把火车头开进山洞，炸倒在隧道里，让起重机也无法把它搬走。市区的铁路枕木，市民们一个下午就拔光了，拿回家去当柴烧，好几天柴市没有买卖。
参加破路的，有农民，商人，外乡人。农民指着铁路说：“这些年咱们粮食净叫你搬光了，‘二满洲’来，叫他自己用肩膀扛。”买卖人说：“反正东面来不了货，这一年我们照样有买卖了;火车不通，美国货许会少来一点。”外乡人说：“豁上三年不回家;和平不了回家一样要受‘二满洲’的气。”
路工把家属安置到车上，打发他们先走了，没日没夜地破坏着桥梁，路轨，组织成精干的破路队：“咱们什么时候不回来，叫他什么时候不能通车;他白天修起，咱晚上把它掀掉!”
八月二十日，平泉蒋军开始进攻。承德的疏散工作在沉着地按照计划进行。机器房里没有机器了，货栈里没有货了，各个机关留下的都是拿着武器的青壮年。电灯常亮着。市场热闹如故。报纸照常发行。广播电台沉着地放送着预定的节目：“反动派，坚决打他不留情!”这支在滦河边创作的歌曲，每天晚上都要放送几遍。在胜利剧场连续演出十天的《自卫队杀贼》，场场满座。——承德，这绿荫半裹的城市，这时更显得分外美丽而又刚毅，沉着，在紧张肃穆中迎接战斗。
为了拿回它而主动放弃它——不是对未来满怀信心的人，是无法理解此刻的心情的。二十六日晚上，发电厂停止送电了。一个曾经在群众运动中被人民清算过的当地人，穿过黑夜，找到了最后一批撤退的机关，说：
“你们是得人之长。我从来没有见过不要钱的官。你们共产党，胜利也干，失败也干，一天不成功，你们总是干到底。我过去走错了路。我相信你们还是要回来的，那时候我们再剖心相见。”
一个当地的中学教员沉痛地对人说：“日本人在时，我给学生说大东亚主义好;你们来了，我说新民主主义好，明天国民党来了，我又说法西斯主义好?要是学生问我：到底是哪个主义好时，我怎么回答他们呢?这一年胜我过一生的阅历。我什么都想过了，我不能昧着良心活下去。”他终于抛弃了多年的城市生活，毅然跟随学校走了。好些不愿意走的女教员，到二十五日还下不了决心，可是电灯熄灭的晚上，却毅然撇下家庭，冲破封建的隔阂，在黑暗中穿过市区，追上了已经远走的行列。……
“我们已经走错了路，再不能一错再错了!”一些被称为“四朝元老”的人——在清朝，在民国，在“满洲国”都做过事情的人，也不愿在“二满洲”做个“五朝元老”了，他们把家庭安置在大车上，和走向广大农村的人流一起，冒着飞机的扫射前进。道路上黄尘滚滚，老太婆在颠簸的牛车上，顶着烈日，抱着孙儿;小孩在敞篷车上玩着木头手枪……
还在离开市区以前，一完小那个女学生小白，就跑来告诉我说：“我家要搬啦!到乡下姥姥家去。”说着，忽然歪起脑袋，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悄声笑着说：“我知道!这是你们八路军的计：你们丢这个城，丢那个城，把国民党的兵分成这里一小团团，那里一小团团，然后，一个个把它消灭——都收回来了。我留在城里，叫国民党打死了，看不见你们回来，我才不干!”
这个稚气的想法，说得多么朴素而又准确!
成千的承德人——工人，技师，学生，店员，旧职员……多少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的人，都带上了自己的书籍，工具，图纸，在决定的时刻，一起走向生疏的农村。
二十八日，战争从好几方面逼近市郊，火车站打响了，离宫隔河的棒槌山打响了。下午三点钟，市郊农民的自卫队，区小队，这些刚刚得到了土地不久的武装的农民，毫不犹疑地丢下了庄稼和土地，跟随着战斗部队转移到外线。“跟共产党走，跟共产党回!”多坚决!在抗日战场上转战了八年的纵队老战士，摸着身上好几处的伤痕对我说：
“咱们吃饭吃饱，做事做了。虽然抗日有功，保不住和平，还是对不起老百姓!”
承德有这样的人民和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敌人打不垮的呢?
八月二十八日，战斗开始了!
……
一九四六年九月
(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远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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