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方孝孺
越巫自诡善驱鬼物。人病，立坛场，鸣角振铃，跳掷叫呼，为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馔酒食，持其资去。死则诿以他故，终不自信其术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恶少年愠其诞，其夜归，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过，下砂石击之。巫以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骇，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骇颇定，木间砂乱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复至前，复如初。手栗气慑，不能角，角坠；振其铃，既而铃坠，惟大叫以行，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亦皆以为鬼号，求救于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门，其妻问故，舌缩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寝，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胆裂死，肤色如蓝。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逊志斋集》
故意诡其说，神其事，像越巫那样“鸣角振铃，跳掷叫呼”，为人禳福，以惑愚夫愚妇，馔其酒食，骗其资财，此乃巫觋之故技，是骗之小者。至于伪造资历，炫耀技能，以骗取人们的信任，然后窃其爵禄，盗其名器，此贪夫夸者之所为，其为骗又大于巫觋了。甚至玩弄权术，盗窃国柄，生杀在我，笑骂由人，若王莽之伪为谦恭下士，卒移汉祚，其为骗又大于贪夫夸者了。然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其术愈神，其骗愈大，法网越不能禁，百姓越莫可谁何，所谓“网漏吞舟之鱼”者也。故因骗而被鞭挞的，往往是“越巫”之辈，而不是“窃国”之流。世无张网，自然只抓“狐狸”，不问“豺狼”了。
“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越巫“立坛场”，“为胡旋舞”，给病人“驱鬼”，完全是自己塑造的木偶，自己编造的谎言，但久而久之，连自己也“终不自信其术之妄”了。当“恶少年”扮作鬼魅，“下砂石击之”，便以为真的是“鬼”，吓得他“手栗气慑”，角哑铃坠，“舌缩不能言”，至死不悟，为天下笑。这自然是“愚不可及”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越巫”之流往往披着神圣的外衣，不容置疑。其实，现代造神之荒唐与越巫之诞，又有什么质的区别？
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人们应该是不信鬼、不怕鬼的。但严峻的事实摆在人们的面前，有“不宜爱而受宠，不当亲而得附”的；有“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以上见《论衡·幸偶篇》)的，因而滋长了“幸与不幸”，“偶与不偶”的思想，不仅愚夫愚妇谈起鬼神来，往往毛骨悚然，好像真有冥冥者在主宰人们的祸福；连那些号称懂得科学的，也往往谈的是“怪力乱神”，信的是巫觋卜祝，岂非咄咄怪事？但祸福如果不是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品德，而是取决于有幸有不幸；赏罚不是取决于人们的劳动技术，而是取决于有偶有不偶，偶然性超过了必然性，机会主义取代了唯物主义，那么，相信鬼神、相信命运的思想，就有滋生的土壤，越巫那种“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的声音，还会甚嚣尘上。方孝孺说得好：那种怪妄的言论，“欲稽其故，则荒幻而无由；欲弃其说，则似是而可喜”(《启惑》)。惟其“似是”，所以它具有欺骗性；惟其“可喜”，所以它还有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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