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注释〕 太上：指最好的世代君主。下：民众、百姓。之：代词，代人君、统治者。以下三个“之”均作同解。 其次：等而下之。 焉：于是。 贵言：不轻易说话；可引申为君主、统治者说话慎重、而不轻易发号施令。 遂：成。 我：老百姓自称。
〔鉴赏〕 本章老子阐述他的社会政治观。老子将世代君主——统治者按等级排列为四等，指出最下等的统治者失信于民众，所以民众不信任顺从他；老子强调的最上等的统治者为：尽管有功于广大民众，但不需要民众一天到晚颂扬他；政府只是一种服务民众的工具，民众丝毫感觉不到权力机构对他的影响、逼迫。
具体而言，老子在本章中将社会统治好坏分为四等，如按时间过程排列就会出现如唐陆希声解释的那样：“太古有德之君，无为无迹，故下民知有之而已；德既下衰，仁义为治，天下被其仁，故亲之，怀其义，故誉之；及仁义不足以治其治，则以刑法为政，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则以权谲为事，故下侮之。此皆由诚信递降，故渐有不信。”(《道德真经传》)
但这种等而下之的社会统治不仅仅表现在时间发展过程中，它还有可能同时并存在生于衰世的老子(或庄子)这个空间世界里——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里，不管老子的社会政治观就时间过程来说，还是就空间范围来讲，老子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与他的“道”体一致的社会政治观，即“在上者行不言之教，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则亲誉、畏侮之心不生于世矣”(陆希声《道德真经传》)。然而，老子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却是相反的，所以特写下本章内容。
按老子看来，“以权谲为事”，必不讲信用，于是民众也必不相信他。对此庄子接老子之余绪具体说道：“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不但导致“俗惑于辩”，而且还使“天下每每大乱”(《庄子·胠箧》)。这样的社会统治，被老庄认为是最次等的。
比“以权谲为事”稍好些的是“以刑法为政”；它是“仁义不足以治”的产物，但老子认为这种为政统治手段只能使民众畏惧，同样是次等的。庄子则更具体地阐发这一思想，认为刑法杀伐规范严峻就如同对马烧剔刻雒一样，导致结果是“殊死者相枕，桁杨者相推，刑戮者相望”(《庄子·在宥》)。这样的社会怎不使人畏惧？而且“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庄子·天地》)。
比“以刑法为政”稍好些的是“仁义为治”；但这种“仁义为治”是“德既下衰”的产物，所以比起“太上”来说还是次一等的。人们尽管对它亲之、颂之、扬之，感恩戴德，但这恰恰说明它的虚伪性(也表现出人格上的不平等)。所以，相传老子对孔子、士成绮等人的开导，都是要他们退仁义、废礼乐(见《庄子·天道》)，认为“仁义，先王之蘧庐也，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见《庄子·天运》)。而庄子也极力贬斥“仁义为治”，说：“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这岂不是“以仁义易其性”(《庄子·骈拇》)？
于是，剩下来的就是最好的“太上”之治了，据《庄子》转引老子的话(也可能是庄子自己的意思)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庄子·应帝王》)庄子进一步解释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庄子·天地》)。所以河上公认定本章是“淳风章”，也被老子自己总结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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