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是一篇用史传体写的自传性散文。五柳先生实即作者陶渊明自己。史传是由史官撰写的，实录行状，见美见刺，褒善贬恶，作出评论，留芳遗臭，千古永垂。而作者俨然以史官立场、春秋笔法来为自己立传。如果不是诡谲寓言，那就是坦然自信。所以本文明显的特点是思想明确，形象鲜明。
传主五柳先生是个隐士，来路不明，姓氏不传。这并非姑隐其名，也不是隐士必须的特征，因为郡望、籍贯和姓字都可以杜撰，自古以来，隐士而为名士者也不乏其人。作者的用意在于蔑视门阀士族所依重的郡望、阀闾、士姓；根本不在乎，索性不要了。为了便于称呼，就以住宅边五棵柳树作为称号；由于受到尊敬，因而人们称他先生；这正是姓氏字号最初的来历和习尚，也在淳朴的社会中获得尊重。所以这依史传体例开头介绍传主的姓字籍贯，便有明确的对立于门阀世俗的思想倾向，显出鲜明的性格特征。
东晋盛行清德玄谈，以隐矫名、以谈炫荣的假隐士不少，其实是走捷径的利禄之徒。五柳先生是真隐士，“遁世无闷”，淡漠世事，不尚玄谈，不爱荣华富贵，所以文静不多言谈。但他有自己的爱好：“好读书”，“性嗜酒”。隐士是士，也是读书人，爱好读书是本分，理所当然。不同于世俗的是，他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求荣利，不必适应官府标准，无须牵强附会，穿凿曲解。他按自己的理解来读书，所以每当有心得体会，“便欣然忘食”。他是从古圣贤作者求取真知，精神上获得充实和鼓舞，守志励节。至于魏晋名士风流的饮酒，在他则是本性的嗜好，爱喝而已，既不标榜，更不风流，反而因为贫穷，窘相毕露，有酒就喝，一醉方休，根本不管别人的礼貌态度。所以他的饮酒，任性而旷达，不矫情，不放肆，获得亲友的理解和宽容。
真隐士是贫士，不能安贫乐道，是坚持不了的。五柳先生几乎赤贫，住房破漏，衣服破旧，饮食不继，却安然自在，而且还写文章抒怀述志，自得其乐。这样的生活，他满足了，心里踏实，没有追求也没有失落，没有苦闷与烦恼。显然，他不是儒家贤人颜回的安贫乐道，而是乐于老、庄的自然无为、返朴归真的道，跟虚伪丑恶的门阀荣利决裂。不过他的态度比较平和，只是“颇示己志”，似不揭露丑恶，因而显得冲淡自然。诚如鲁迅所说，丑恶多了，看惯了，众所周知，也不值一提了。这恰是东晋时代的特色。
思想明确，形象鲜明，是作者采取史传体写作所必须的。史传有赞，撰者以史官立场表明褒贬。本传的赞十分明确地归结出五柳先生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不愁贫贱也不求富贵，二是怡然自乐，返朴归真，希望过先民生活。这也正是传立行状的取舍准则和传文层次结构的安排原则，因而选材典型，行文简洁，风格平淡朴实，意味深长，百读不厌。
〔注〕何许：何处。甚解：太深刻的理解。会意：心得体会。陶渊明《与子俨等疏》说：“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此同义。造：来到。吝情：感情上计较。环堵：四周墙壁。萧然：空空无物。褐：粗麻布。穿结：衣服穿孔补绽。箪(dān单)：竹制食器。瓢：饮器。晏如：安然。自终：自己过完一辈子。(11)赞：史传体例，是史官评论传主的结语。(12)黔娄之妻：黔娄：战国时齐国的高士，不求仕进，独善其身。下引两句，各本都作黔娄的话，无“之妻”二字。按此二句见《列女传》，是黔娄妻所说，应作“黔娄之妻”。(13)戚戚：忧愁。(14)汲汲：竭力求取。(15)衔觞：口衔酒杯，指饮酒。(16)无怀氏、葛天氏：传说是上古帝王，当为原始氏族部落首领。这里指上古原始纯朴社会阶段，是作者的社会理想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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