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一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堂，生长在山东曲阜城东南一个名字很美的村庄——湖上村。他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一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注定与众不同，他头上有着一个耀眼的光环——“圣裔”。他的一生，有宁静的山林读书生活，有天子亲赐的非常际遇，还有永远无法真相大白的罢官疑案。他以一部《桃花扇》光耀清代剧坛，成为万众瞩目的一代戏剧大家；而他波澜起伏、荣辱升沉的一生，可以说不亚于一部充满戏剧性的剧作。
孔尚任早先不知可曾预想，“圣裔”这个耀眼的光环会带给他什么。在他正值盛年时，意外的恩荣突然降临了——不必赴科考，由康熙皇帝钦点，直接去京城做官，这便是孔子后代的特殊身份带给他的荣耀。那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九月，康熙皇帝南巡，十一月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孔子故里曲阜。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夜已深了，孔尚任刚回到家里，才睡下就听到急切的敲门声。打开门，一位使者告诉他，皇帝的旨令到了，让他赶快起身前去。孔尚任赶紧出门，在一个童仆的扶掖下，赶到衍圣公的东书堂。到那里时，虽然时值深夜，屋里却是灯火通明。翰林院学士常书、朱玛泰、山东巡抚张鹏和衍圣公孔毓圻等人都已经等候在屋里，见孔尚任赶到，翰林院学士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来矣，来矣！跪听宣旨。”圣旨曰：“阙里系圣人之地，秉礼之乡，朕幸鲁地，致祭先师，特敷文教，鼓舞儒学。祀礼告成，讲明经书文义，穷究心传，符合大典。于孔氏子弟，选取博学能讲书人员，令撰次应讲经义，预期进呈。故谕。”康熙来到“圣人之地”是为了“致祭先师，特敷文教，鼓舞儒学”，因此要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典礼后，要安排孔子后代里学识渊博并且口才出众的人宣讲经文大义，孔尚任被衍圣公孔毓圻推举承担此项重任。当晚，孔尚任按要求撰写出讲解《大学·圣经》首节的《大学讲义》和讲解《易经·系辞》首节的《易义》，做好了为康熙皇帝讲经的准备。
十八日这天，祭孔大典举行，这是清朝立国以后第一次皇帝亲临的祭孔大典。孔尚任《出山异数记》记载了这次祭孔大典的盛况：“抵明，则十八日己卯，上乘与进城，谒先师庙。至奎文阁前，降辇入斋幄少憩，即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三跪九叩，为旷代所无。牲用太牢，祭品十笾豆，乐舞六侑，其执事礼乐弟子，皆任所教者也。”祭礼结束后，孔尚任等人在诗礼堂讲经，康熙“肃容端坐”而听。听完孔尚任对《大学》的讲解，康熙神情愉悦，“顾侍臣曰：‘经筵讲官不及也。’”之后，孔尚任又和衍圣公一起，陪同康熙游览孔庙、观赏孔子亲手种植的桧树、瞻拜孔子墓等。康熙在孔庙大成殿瞻仰孔子塑像，询问塑像何人何时塑造、孔子的故居在何处等问题，孔尚任一一作答。康熙还面谕曰：“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朕向来研求经义，体思正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当孔尚任陪侍康熙徜徉在孔庙建筑群及孔子墓园中时，康熙三次询问孔尚任年岁多大，并问距孔子有多少代，有几个儿子，等等，这一切，令孔尚任感动不已。事后连连感叹：“真不世之遭逢也。”无论谁受到特殊的善待和关注，都会感念于心，何况关切来自当朝皇帝！孔尚任不会料到这恩遇在给他带来欣喜和希望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巨大的失望和内心深刻的矛盾。此为后话。
孔尚任得到的恩荣并没有到此为止，康熙给予孔尚任的善待并不止停留在口头的夸奖和言语的关切上。本来只有衍圣公送康熙去兖州，因康熙不断问及孔尚任，衍圣公让孔尚任连夜赶去。康熙于十一月十九日从曲阜启程回北京，孔尚任和衍圣公等人送驾到德州。一路上，康熙不断地向随行的大臣介绍孔尚任：“此讲书秀才也。”不断称赞孔尚任经书讲得好。孔尚任陪侍康熙直到二十四日，这天清早，康熙乘船离开德州回北京，孔尚任等人跪送西岸，康熙凭窗捋须，谕令他们返回。二十九日，孔尚任回到曲阜，仅过了两天，也即十二月一日，孔尚任便接到了吏部任命的旨令：“不拘定例，俱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可也。”博士在清朝是学官名，职责是教授学问。孔子首先是以教育家名世，让孔尚任到国子监这个当时的官办大学任教授，算是让他承袭了先辈的事业，可谓是情理俱合的任命。
第二年（公元1684年）正月十八日，孔尚任应召赴北京。二十八日，就入国子监上任了。这一年，孔尚任三十六岁。机会来得如此突然，这确是一个特殊的恩宠、意外的升迁，也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京城。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得知孔尚任是皇上特聘的教授，马上在国子监的彝伦堂设讲坛，请他讲经。开讲前，鼓响钟鸣，八旗十五省满汉学生共好几百人，一起向坐在讲坛上的孔尚任膜拜三次。这样的演讲一个月里举行三次，每次讲完后学生们争相索要讲义，博得一片称赞，堪称一时盛事。
孔尚任的经历和吴伟业最为不同的一点，是他出生在清朝顺治五年，其时清朝已经立国五年。孔尚任三十六岁以前一直在家乡过着安定的生活，他为什么会写出《桃花扇》这样一部表现故国之思十分强烈的剧作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孔尚任生长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由明入清这场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但是，从他出生到他成长为青年的这段时间，距离战乱时期太近了，他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很自然地就把关于那段沉重历史的残酷、血腥的记忆带给了他。
孔尚任有一位族兄名叫孔尚则（方训），明朝末年在洛阳做过知县，亲身经历了明朝的灭亡。明朝覆亡后，南明弘光朝在南京建立，孔尚则又在弘光朝做刑部主事，亲眼目睹了南明小朝廷的兴亡。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文人、身为孔子的后裔，一生两度看到自己全心效忠的朝廷的覆亡，心中的痛惜悲愤之情可想而知。可以肯定，孔尚则对南明王朝的兴亡遗恨深长、感慨系之，因为南明王朝的建立者是福王朱由嵩，福王的藩邸在洛阳。孔尚则曾在洛阳居官，会比一般人更清楚老福王朱常洵的荒淫，也会很了解弘光朝皇帝朱由嵩的荒唐。清朝立国后，孔尚则隐居曲阜老家，再未做官。不过孔尚则去世时，孔尚任还年幼，没能直接凝听这位族兄谈讲往事。而孔尚任的岳父秦光仪，曾在明末动乱的年月跟随孔尚则三年，和孔尚则一起经历了朝代更迭，自然了解许多南明旧事，孔尚任从他那里听说了许多他未曾经历的沉痛往事。
孔尚任有位前辈乡贤名贾应宠，生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卒于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明末曾任河北固安知县、户部郎中等职，和孔尚任的父亲孔贞璠为至交。贾应宠是个性情中人，特立独行、愤世嫉俗，喜欢写鼓词，并擅长说鼓词。晚年时，他把心中对朝代更迭、世情变幻的郁愤都通过鼓词表达了出来。孔尚任对这位前辈很是欣赏和尊敬，在为贾应宠写的小传《木皮散客传》里，生动地描写了他所接触到的贾应宠。那时孔尚任还年幼，一天，他去了贾应宠家。年已六十多岁的贾应宠把这个来访的孩子奉为上宾，以鱼肉佳肴盛情款待，并且对孔尚任说：“吾自奉廉，不惜鱼肉啖汝者，为汝慧异凡儿，吾老矣，或有须汝处，非念汝故人子也！”后来又问孔尚任：“汝家客厅后绿竹可爱，所挂红嘴鹦鹉无恙否？吾梦寐忆之，汝父好请我，我不忆也。临别讲《论语》数则，皆翻案语。”这个场景和对话，让人看到了一个性情直率、情趣清雅、举止生动、谈吐诙谐的老头儿形象。也让人了解到，孔尚任父子和贾应宠定非泛泛之交，他们精神上的契合由来已久。贾应宠的我行我素和狂放不羁，世人看作“狂狷”，可孔尚任对他深为理解。贾应宠通过他的《历代史略鼓词》等鼓词作品嬉笑怒骂、评说历史，也表达对明朝灭亡的哀伤，这些对孔尚任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孔尚任在他的剧作《桃花扇》里借用贾应宠的《太师挚适齐全章》鼓词就是证明。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贾应宠对少年时的孔尚任所说的话，他曾说以后可能有用得着孔尚任的地方。孔尚任为他写下《木皮散客传》，使贾应宠这位清初杰出的鼓词作家和演唱家为更多人知晓。
孔尚任有个很好的朋友名叫颜修来。颜修来的父母都死于明末的一次战乱。那是在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明朝覆亡的前一年，清兵在山东莱阳一带大规模地烧抢，大火焚烧了方圆四十多里内的很多村庄，颜修来就是在那次屠杀中失去父母成了孤儿，那一年距孔尚任出生只有六年。颜修来怎么可能不把这段令自己痛心疾首的经历向孔尚任述说呢？也正是因为战争过去的时间不久，孔尚任不仅只是从亲友那里对那段历史有所耳闻，自己对那场战争的遗迹也曾目睹。孔尚任有首《经废村》诗，诗中写到：
此地楼台几劫灰？残阳满巷久徘徊。高低石院留僧住，昏晓柴门放燕来。
大树正当行处长，荒坵多是战时埋。凄凉废井寻遗老，旧本蔷薇自谢开。
诗中描述，诗人在黄昏日落时经过一个荒芜的村庄，村庄里残破的楼台，遗留的巷道，高高低低的石头垒成的院墙，说明这个村庄曾经人烟繁盛，充满生机。明末的战争让这里变得一片荒凉，而且，战争过去了二十多年，村庄仍是人迹无踪，没有恢复生机。
总之，孔尚任心中对明朝覆亡的遗憾、追思和反思，是他生长的环境浸染的结果。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兴亡之感就逐渐在心中积蓄，到中年以后，经过反复的酝酿，最终成就了一部长篇剧作《桃花扇》，把多年的思想及情感积累，尽情地抒发了出来。可是很明显，他心中积蓄的兴亡之感与他春风洋溢地赴京城做国子监博士的感恩心情，存在深刻的矛盾。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六月，在花了十年时间充分酝酿、反复修改之后，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问世了，这年孔尚任五十一岁。《桃花扇》写的是南明遗事，抒发的是故国之思、兴亡之叹。孔尚任寓于《桃花扇》中一个十分郑重的目的，那就是通过戏台上扮演的戏剧，思考和总结明朝灭亡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早年种在孔尚任心中的对明朝逝去的反思和缅怀的情感的总的抒发。写《桃花扇》的另一个动力来自孔尚任中年时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孔尚任在北京国子监做学官一年半之后，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的七月，他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前去淮扬治河，疏浚黄河入海口。于是，孔尚任有了一段对他来说意义非同寻常的经历——在江南驻留了三年。
江南可是南明王朝兴亡的据点，那时许多前朝遗老还健在；南京城里，见证南明王朝兴亡的山山水水、宫殿墙垣还历历在目，这样的自然情境和人文气氛，恰好与深藏在孔尚任心中的情感和要表达的愿望迸发出共鸣。在江南的三年里，孔尚任游历了南京的明故宫、明孝陵、秦淮河和燕子矶等地；在扬州，凭吊了梅花岭的史可法衣冠冢，这些都是《桃花扇》里的人物活动过的地方。其间孔尚任还结交了不少流寓扬州的名士，他们大都是前朝遗老。例如在扬州的一次宴会上，他认识了被称为“明末江南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冒襄字辟疆，他和秦淮名伎董小宛的结合，成为一时的风流佳话。冒襄和《桃花扇》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都很熟悉，如李香君、侯方域、柳敬亭、苏昆生等，尤其与李香君和侯方域关系密切。冒襄明亡后隐居在故乡江苏如皋的水绘庵，经常在水绘庵大宴宾客，饮酒、赋诗、看戏。每当他谈到明末“贤奸倾轧，国事败裂，无可辄须发倒涨，目眦怒裂，音词悲壮愤激；坐客无不悄然、肃然、悲恐交集，或有泣下数行不能仰视者”。就是这位对前朝往事义愤填膺、不能释怀的冒襄，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不顾已七十六岁高龄，“远就三百里”，从如皋到兴化，与孔尚任“同住三十日”，当时孔尚任还不到四十岁。一定是冒襄得知他写作《桃花扇》的意愿，才远道探访。在驻留孔尚任住处的三十天里，他们常常“高清谈，连夕达曙”，可谓酒逢知己，话语投机。可以想象，三十天时间，冒襄可以多么从容详细地向孔尚任讲述南明小朝廷的故事。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有个追求，他要尽量依照史实来铺排戏剧情节，极力让红氍毹上的粉墨排场向信史靠拢。同时，他又让《桃花扇》所描述的南明故事有个很吸引人的线索来贯穿，那就是“明末江南四公子”中另一位风流才子侯方域和秦淮名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所以，《桃花扇》在康熙三十八年夏天一经问世就大受欢迎，王公贵族争相传抄，京城内外纷纷上演。事情的变化往往是悄悄到来的，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皇宫里一内侍来索要《桃花扇》剧本，非常急切，其时孔尚任手里恰恰没有《桃花扇》剧本。可这事不敢怠慢，他最终在一位名张平州的巡抚家找到了一本，连夜送进皇宫。初时，一切如常，风平浪静。当又一个春天到来时，孔尚任似乎交了好运——随着《桃花扇》的四处盛演，他声名远扬。不仅如此，官场上也有喜事——他得到了升迁，被任命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可是，这好运延续的时间太短了，不到两个月，他就被罢官，而且官罢得十分彻底，再也没能东山再起。
至于罢官的原因，没有人给出明确的说法。孔尚任自己猜测是因文字肇祸，也有人说祸因是耽于诗酒、荒废政务，总之是不清不楚。人们猜测《桃花扇》是孔尚任丢官的原因，颇有道理。《桃花扇》表达了亡国之痛及故国之思，在清朝立国之初，显然不合时宜。
不管怎么说，孔尚任一时难以接受被罢官的事实，当初给予他非同寻常的知遇之恩的康熙皇帝呢？尽管以孔尚任的聪慧敏感和洞明世事，他应是明了当年大张旗鼓地祭孔以及对他特别提拔，是出于统治策略，可他还是不愿相信朝廷会断然地弃他于不顾。他在北京继续逗留了两年多，希望有澄清罪名、真相大白的一天，可是这一天没有到来。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冬天，五十四岁的孔尚任带着没有解开的疑问，怀着无可奈何的惨淡心情，回到了故乡曲阜，回归了平淡闲散的生活。
十六年后，即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正月，七十岁的孔尚任在家中病逝。回乡十六年，罢官的郁闷在孔尚任心里也许没有消逝，也许早已消逝，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孔尚任有着卓越的文学禀赋，他用清代最为流行的文学艺术形式——传奇，表达了他最想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得十分成功。他没有辜负他的圣人祖先，不枉拥有“圣裔”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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