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文心雕龙〉创作论》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文心雕龙〉创作论》

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著。本书写于1961至1966年， 出版于1979年(1983年出版增补本)。内分上、下两篇，正文十二题，附录二十一题，增补版又有新补的附记数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揭示创作规律的角度，用新方法全面科学地研究《文心雕龙》的学术专著。书中内容广泛涉及到哲学、美学、历史、文化及道家、 佛家思想，并具体与西方美学进行比较分析，是“龙学”研究的划时期的著作，也是以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古代文艺美学的先行专著，所以深受国内外学者的肯定，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本书作者是学者，又是作家，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的修养，这使本书在总体面貌上与一般的古典文艺美学的研究显出了迥然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理论阐述上见解新颖、发掘深刻、富于实践性，并有贯彻于全书的明确的研究方法。王元化一贯主张对前人的理论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自出心裁的阐发，他的这种学风在书中显示得非常突出。

书中对刘勰的文艺起源论上的先验论与创作论中所持的现实唯物观点的不一致性，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应对此二者加以区分，不能以一端代替另一端。指出：刘勰的心物关系论，表现了符合认识规律的思想，认为他的思想来源不是老庄的“神遇”主张，而是来自荀子的“缘天官”的认识论，这正是刘勰在玄风弥漫之际不受浸染的原因，也是他揭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阐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规律的原则依据。王元化准确指出，这些看法正是刘勰在创作过程这一范围所提出的见解比以前的文艺理论家具有更多的新成分的地方。王著中认为，在创作的神似与形似的关系上，刘勰也一反南朝的玄风浸染，以“拟容取心”为基本原则，坚持形神并重;并与刘氏《灭惑论》的“弃迹求心”的观点进行比较，加以区别，认定后者是刘氏的后期作品，晚于《文心雕龙》，许多论据是有说服力的。

本书作者重视考据注释，尊重前人成果，但并不主张对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把一切都奉为圭澜，不敢逾越。所以书中大量吸收了前人的有价值的思想，又提出了许多独出心裁的见解。如对于刘勰的“风骨”论，以黄侃“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的解释为线索，以范文澜“风虚而气实， 辞实而骨虚”的补充为参考，进一步阐明，由于范畴关系的变化， “骨对于辞来说，骨虚辞实，骨是内，辞是外”“风对于情来说，风虚情实，风是内，情是外”。这样，从内容与形式来划分，风与骨虽同属于内容的范畴，但由于骨与作为文学形式的文辞联系在一起，骨既属于风之外，又属于辞之内。这种因关系位置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对于范畴性质的变化的分析，正体现了以新思想方法

研究古代文艺思想的新境界。本书作者比较自觉地运用了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研究方法，使研究的内容思路开阔，能给人以许多新鲜启发，这既便于开发《文心雕龙》的内涵价值，也使研究成果显示了新的时代的历史发展水平。

书中对于《文心雕龙》所具有的自成系统的民族特色加以充分肯定，但又不把刘勰的理论仅仅拘囿在我国传统文论的范围内，而是以今天发展了的美学眼光对它进行剖析，从中探讨中外相通的带有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与艺术方法，尽量找到它在今天所仍具有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如以刘勰的观点与黑格尔、歌德、别林斯基、威克纳格的观点进行比较，使人既便于深入了解刘勰的有关见解，也便于使了解者进一步形成新的科学概括，加强美学修养的深度与广度。

书中在运用古今比较方法时，特别注意用刘勰提出的观点与现今仍在由人们实践着的经验加以比较分析，虽不拔高古人把古人现代化，但却要发掘出古人提供了的实际存在的经验思想，引申出在今天应予承认的历史评定，找到规律认识上的真理相通之点。王著在这方面有很多精采的阐发。如对于刘勰的构思过程中的“虚静”说，不仅在与老、庄、荀子有关认识的对比中探求其渊源流变，更从其审美实践意义上分析它的功能特点，认为刘勰之说看到了审美静观之中需要使思想感情更为专注鉴朗，是一种陶钧文思的积极手段。这个分析是准确的。再如对“拟容取心”的分析，也紧紧抓住了文艺反映的特性，认为“容”与“心”都属于艺术形象的范畴，在外者为“容”，在内者为“心”，其全面意义在于： “塑造艺术形象不仅要摹拟现实的表象，而且还要摄取现实的意义，通过现实的表象的描绘，以达到现实意义的揭示。”这里的“通过拟容切象的手段去达到取心示义的目的”分析，就揭示了古今一致的艺术表现规律。

本书作者运用文史哲结合的方法分析问题，使本书的立论不仅具有了广阔的大文化背景，达到了宏观研究的开豁程度，也使具体问题的解决得到了坚实有力的基础。如刘勰提出的“杂而不越”和“率志委和”这两个命题，在概念上都不是首创。前者全文见于《周易》，是一个哲学命题;后者的“委和”见于《庄子》，是解释生命之所保有赖于天地所委付的和气。到了刘勰的文艺美学论中，前者变成了揭示艺术美的形式构成的关系原则，后者变成了说明平日积累、自然抒发的创作论。王元化的阐发，对有关问题的沿革关系，都给了清楚的说明与恰当的评价。这种分析无疑地会给人以启迪心智、开发思路的引导。

《〈文心雕龙〉创作论》与作者的其他不少论著所达到学术成就都是有实绩可证的。但由于本书写于六十年代初，当时学术界对于道家、佛家美学思想的全面的多层面的分析评价较少注意，这也难免要影响到此书的有关评价。作者重翻此书并概览近年学术界的有关探讨，可能会对许多问题作出新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