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云雷相见之前，我就已经从众多研究文章中读到了李云雷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可谓是神交已久了。大约是2006年，我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后不久，我们就相遇了。最初的一次是2007年前后，在参加北京的会议结束之后，我应约到北四环附近的酒店与李云雷一起吃饭。到了才发现人很多，大约有十个人左右，祝东力、郝庆军、鲁太光等人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其他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晚上大家热情很高，喝了不少酒，晕乎乎、暖乎乎的。因为对乡土文学、对十七年文学中的赵树理和柳青等人的共同关注点和兴趣点，我与李云雷、鲁太光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渐渐有了同道中人的感觉与情谊。
李云雷兄是我接触过的朋友中最能饮酒的兄弟，也是毫无保留、赤诚相见的兄弟。2008年，我参加了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国家公务员试卷阅卷任务，住在北京一周左右，便找机会和李云雷、徐则臣、房伟一起在牡丹园附近的一家小酒馆相聚。那晚，我们四个人喝光了四瓶牛栏山，徐则臣喝得最少，我喝得不多，喝得多的是云雷兄和房伟兄。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回去后，我和房伟互相扶持着在院子里转了很多圈，才酒意渐消。2009年，受哈尔滨师大乔焕江与徐志伟的邀请，我和云雷都参加了他们的活动。记得晚上我们躺在湖岸边，一起看星星，聊文学。此后，我们几乎每年都因为当代文学的会议而相聚多次。2016年冬天，我参加中国文联组织的年度作品推优活动，与李云雷和刘大先一起喝酒，一起聊聊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与文学批评，想一起做些事情。结果是云雷和大先喝酒都没事，不知不觉我喝多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北京会议中心的房间的，第二天一起来就八九点了，差点误了回济南的高铁。
与云雷兄的每一次相聚，我都是身心无比愉悦的，因为不必考虑话说得合不合适、恰不恰当、冲不冲，云雷就像一位大哥一样，都会宽厚地笑笑，耐心地听着，从容地发表着他的意见。虽然我比云雷年长几岁，但是，就思考问题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做事的从容、娴熟和稳重等而言，云雷在我心里都是大哥一样的感觉。2013年，李云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全国首届青年文艺论坛。在大会的开幕式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先生环顾四周打趣地说：“我这些年一直在观察李云雷，我得出的结论是，李云雷是靠谱的，事情交到他那里放心。”白烨先生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共同感觉，李云雷就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靠谱”的优秀青年批评家。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来路和归途，每一个文学批评家都有自己从事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点、情感立场和精神资源。我和李云雷都出身于山东农村，有着彼此相似的生命经历和情感立场。不是出身于乡村的人是很难理解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路遥，不知道路遥是如何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乃至是我们在某一个时期或一生的精神资源和生命支撑。李云雷曾在博客中讲述了他从大学到硕士、博士的读书过程中，他父亲曾经的一句问话：“你什么时候毕业啊？”在《我们为何而读书？》的文章中，李云雷谈到母亲曾说过：“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我很明白这里面所包含的深沉情感以及背后所传递的无言的疼痛。正如李云雷所言：“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事实上，李云雷和我们这样出生于中国农村的孩子，能够读下书来，拿到博士学位，有一个从事自己专业的工作，是一个无比艰难的事情。这种艰难，不是智力的艰难，而是经济、家庭支撑、职业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巨大挑战。正是从我们的成长经历中，我们痛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巨变、当代乡土中国农村孩子上学读书的不易与艰辛、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与阶层固化的加剧。所以，每当身边有人谈及“你变了，忘本了”，我都特别恼火。变是生活的常态，有什么能不在流变之中？但是生命的来路和根本不能忘。所以，我特别理解、赞赏和钦佩李云雷这些年所倡导底层文学的文学批评理念和文学批评实绩，以及这些事情背后所包蕴的深厚人文情怀与难舍的乡土情结。这也是我曾一段时间所迷茫与执着的，文学批评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文学能否为生命中最亲而又最苦难的乡土大地亲人做些什么。
2004年，底层文学开始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李云雷是其重要倡导者，这里面就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文化选择的精神背景。李云雷说：“我关注底层或‘底层文学’，并不只是在关注‘底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在关注我的父母、兄弟和乡村，他们的命运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我的喜怒哀乐的一部分，我关注他们也就是关注我自己。而在今天，‘底层’的处境尤为值得思考。”毫无疑问，中国社会转型路径、改革向何处去的深层精神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促使李云雷和我们这一代人从新的角度思考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
可贵的是，李云雷不仅大力倡导“底层文学”这一文学理念，对这一文学新思潮进行持续性关注、探究，还对“底层文学”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自觉的理论建构。李云雷倡导的“底层文学”，不仅要打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纯文学”的执迷，而且有意识地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美学原则和美学理念，乃至是以新文学秩序的建构、新文学作品的书写来颠覆那种不公正、不公平的旧秩序，建构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美学精神的新文学、新文化和新文明秩序的更高目标和文化愿景。对于李云雷和一些批评家所论争的何为底层、能否为底层代言、如何为底层代言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批评的概念，“底层”边界的模糊性和弹性，恰恰是其生命活力與艺术张力丰富的体现所在。在李云雷看来，知识分子不能完全代表底层发言，但是“作家与知识分子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与表现仍是值得尊敬的”，“作家与知识分子的‘代言’和底层的发言应该是互相补充，形成一种关注底层的风气。”我们要看到底层问题的丰富性与悖论性，不可把底层道德化与固化，把底层与知识分子做绝对性的对立化与区隔化分析。底层的思想与情感，未必就是底层。阿Q对革命党最初是排斥的，想象的未来生活是“主子”的生活。而有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创作，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赵树理的小说，恰好体现了一种底层的生活、情感和生命世界，建立了一种与底层生命相连、血肉相同、情感一体的底层叙事与“苦汁子”的生命体验。老舍说，我闭上眼睛就知道那些拉车的、唱戏的、手工艺人的言语和行为姿态，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亲人。事实上，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从情感深处就和底层是一体的，不是代言的问题，而是同言和自言，是同一的呼吸、情感和灵魂。时至今日，“底层文学”绝大多数是作家和知识分子完成的，我们应该质疑的不是应不应该，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是否真正实现了代言，即代言的准不准确、艺术性与审美能力高不高的问题。在更高的意义上，底层文学和纯文学是相通的，是以达到了中国的、人类文学经典为终极性评价尺度的。应该指出的是，李云雷所倡导的“底层文学”的理论思考或许需要进一步论证、思考和完善，但是这一理论倡导的价值和意义是极为重要的，是具有“先锋性”的、引导性的、不可替代性的，如一把无比锋利的尖刃刺破了文学虚幻的迷雾，让我们现实的苦难和真相，重新回到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中国文学传统之中，再次惊醒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
作为从农村长大的批评家，李云雷与乡土文学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农村、农业、农民是李云雷和我思考问题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生命根源所在。所以，李云雷的文学批评对乡土文学问题的思考是深入文学理论内部的一种思考，有着很强的问题意识，往往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更为可贵的是，在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学习，李云雷获得了一种更为宽广雄厚的世界性眼光和批评视野。在《如何开拓中国乡村叙述的新空间》一文中，李云雷从历史性和共时性、从乡土中国和全球世界、乡村与城市等多元空间来审视、思考当代中国乡村叙述问题，呈现一种宽阔宏大而又坚实深情的独特思考，让我获得很多精神启发。李云雷认为，当代中国乡村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化，一是中国乡村内部的传统家族共同体文化的解体，二是中国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从经济、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乡村，三是置身于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的中国乡村问题，已经逾越了乡村与城市，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视野中，‘乡村’便不是远离城市的遥远之处，而是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所在，也不是落后于城市数十年的保守之地，而是与城市处于同一个世界的空间。”李云雷认为，中国乡村的剧烈变化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百年来中国文学叙述的中心始终是以乡村为核心的，因此“我们讲述中国乡村的故事为就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只有中国乡村的故事才是最为深刻丰富的‘中国故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我们来说，讲述中国乡村及其变迁的故事，关注的不仅仅是‘乡村’，而是中国人在当今世界的遭遇，我们需要讲出现代中国人的‘故事’。”李云雷的是思考是极为深刻的，是以中国历史大变迁、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为精神维度来思考和定义当代中国乡村叙述的重大意义、价值及其丰富精神内涵。这一观点，对作家和批评家而言都有着很大的精神启示，让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当代中国乡村叙述的、不可替代的、最为深邃与丰富的价值之所在。不仅如此，李云雷认为，当代中国乡村的剧变是“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在欧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涌现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比如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的德莱塞等，但是在我国，尚未出现能够概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与大作品，这不仅在于中国作家的艺术能力，而且在于我们缺乏把握历史的理论与历史眼光，我们需要在世界文学中讲述‘中国乡村’的故事”。
李云雷的批评视野是广阔的，而他所关注的文学批评对象是极为丰富的、多方位的，几乎覆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和热点问题。在他的勤奋、多产的背后是一个无比热忱的、有着充沛人文情怀与忧患意识的、时刻可以燃烧的灵魂。“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内心疼痛’如何表达”、“我们如何避免一个同质化的世界”、“我们能否想象我们的未来”、“如何重建批评的公信力”、“如何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李云雷把他内心所体验的时代精神问题与文学命题呈现给我们；他对都市文学、打工文学、70后与80后文学、非虚构写作、长篇小说与我们的时代生活等批评对象的关注与思索，都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活力与他自身批评世界的多元精神向度。
李云雷内心世界思考的问题，是我所遇到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加速度发展世界的问题。作家阿来在《空山》三部曲中塑造了一个藏族诗人，他说“这么凶 这么快 这就是时代”。这就说我们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的新时代，文学与我们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无边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可以说是多重危机的重叠，印刷文明的危机，文学的危机，‘新文学’的危机。我们只有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在当代文化与社会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在历史整体演变中的节点，才能更清晰地承担其使命——重建文学与民众、世界的血肉联系，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想象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就是我们时代批评家李云雷的思考。
回想一下，我与云雷认识也十年多了。李云雷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渐渐有了新的风景与收获。近几年来，李云雷开始了属于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文学探索，写作了很多有独特语言风格、故事架构和丰富精神空间的小说，为他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我读过一些云雷的小说，是很有味道。
李云雷是优秀的、有理想精神的批评家，是我们的好兄弟。“不动声色的坚韧、浪漫之后的坚实而又不落俗套的日常生活”，是曹文轩老师对云雷的期待与祝福，也是我的祝愿。生活是美好的，可期待的。期待着与云雷兄的下次相聚，喝点小酒，开怀畅谈，聊一聊我们这个时代“理想的新文學”。
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中午
2018年4月19日星期四修订
山东师大长清湖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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