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岁(民国六年至十二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民国五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我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贺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①)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②。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③(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④、李石曾⑤、张溥泉⑥、汪精卫⑦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⑧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⑨、沈兼士⑩、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B11]]、周豫才[[!B12]]、周岂明[[!B13]]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B14]]、丁巽甫[[!B15]]、王抚五[[!B16]]、颜任光[[!B17]]、李书华[[!B18]]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止有王亮畴[[!B19]]、罗钧任[[!B20]]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止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B21]]、周鲠生[[!B22]]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B23]]、陈君汉章[[!B24]]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B25]]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 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我于民国十二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麟[[!B26]]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原载1937年12月《宇宙风》第55期、1938年1月第56期

〔注释〕　①京师大学堂：1898年开办于北京，为戊戌变法新政措施之一。变法失败后，被保留了下来。辛亥革命后改为北京大学。　②奥援：内援。指在内部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　③进德会：1928年由蔡元培发起成立。会员按戒条不同，分为甲、乙、丙三种，随个人自愿选择。会员近500人，占全校员工1/4左右。提倡个人道德修养，以改造社会风气，是蔡元培发起进德会的旨趣所在。　④吴稚晖(1865—1963)：江苏武进人。1901年留学日本，次年与蔡元培一起创办爱国学社。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去法国。1915年与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有《吴稚晖先生合集》。　⑤李石曾(1881—1973)：社会教育家，故宫博物馆创始人之一。字煜瀛。河北高阳人。1902年随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在法学习农业三年。1906年加入同盟会，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一生最大功绩，就是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先后资助二千多人赴法留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1924年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主任，制定故宫博物馆章程。1927年为北平大学校长，1948年任“总统府”资政。1956年定居台湾。著有《石僧笔记》。 　⑥张溥泉(1882—1947)：即张继，溥泉是他的字。直隶沧州(今属河北)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4年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立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⑦汪精卫(1883—1944)：汉奸。名兆铭，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广东番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编。1910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投奔孙中山。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抗战爆发后，为亲日派领袖。1938年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由重庆逃往河内，发表声明，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任主席。1944年死于日本。　⑧《新潮》：1919年1月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综合性月刊。傅斯年任主编，罗家伦等人为编辑。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与社会问题为职司。杂志创办得到蔡元培的支持，经费与印刷均由北京大学负责。是新文化运动中鼓吹新思想的著名刊物，第一期出版后，印刷量高达一万份，影响很大。　⑨沈尹默(1883—1971)：书法家、诗人。浙江湖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北平大学校长。新文化运动时，为《新青年》编辑之一，发表过白话诗。旧体诗词功力亦深。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著作有《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秋明室杂诗》等。　⑩沈兼士(1887—1947)：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浙江湖州人。早年自费东渡日本求学，拜章太炎为师，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参与新文化运动并写作新诗，为新诗倡导者之一。1922年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率同仁与学生清理故宫档案，为清代档案整理开拓者。著作编为《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B11]]刘半农(1891—1934)：诗人、语言学家。江苏江阴人。1916年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1917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为《新青年》编委之一。提倡白话文。后留学法国，专攻语言学。著作有《半农杂文》、《扬鞭集》、《中国文法通论》等。　[[!B12]]周豫才：即鲁迅。　[[!B13]]周岂明(1885—1967)：即周作人。散文家、翻译家。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周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论文 《人的文学》与新诗《小河》，在新文化运动中均有影响。抗战时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B14]]李仲揆(1889—1971)：即李四光。地质学家。原名仲揆，蒙古族，湖北黄冈人。留学日本和英国，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科协主席。早年从事古生物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者。创立地质力学学科，为大庆等中国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要贡献。论著有《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概论》等。　[[!B15]]丁巽甫(1893—1974)：即丁西林，巽甫是他的字。物理学家、剧作家与社会活动家。江苏泰兴人。1914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与数学。1920年归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58年任中国科协副主席，1960年后为文化部副部长。年轻时喜爱文艺，一生发表剧作十部，代表作为《一只马蜂》、《压迫》。　[[!B16]]王抚五(1887—1950)：即王星拱，抚五是他的字。安徽怀宁人。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倡导“科学万能”。后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校长。著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等。　[[!B17]]颜任光(1888—1968)：中国实验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广东崖州(今海南三亚)人。1918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与光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私立海南大学校长等职。1926—1932年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其间创办大华公司，为中国首个制造现代科学仪器的公司，对发展中国仪器仪表作出了重大贡献。　[[!B18]]李书华(1890—1979)：物理学家。河北卢龙人。早年赴法留学，1922年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同年返国任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192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31年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1943年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53年从台湾去美国，继续高分子研究。后病逝于纽约。　[[!B19]]王亮畴(1881—1958)：即王宠惠，亮畴是他的字。广东东莞人，生于香港。190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1年加入同盟会。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代理行政院长等。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后去台湾，任“司法院”院长。　[[!B20]]罗钧任(1888—1941)：即罗文干，钧任是他的字。广东番禺人。1909年获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1921年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1922年任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因北洋军阀内部派系纷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被告发受贿，被捕下狱，蔡元培因此事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后无罪释放。1931年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长，1934年辞去该职。后到西南联大任教，讲授《中国法制史》。1941年在广东乐昌因患疟疾身亡。　[[!B21]]王雪艇(1891—1981)：即王世杰，雪艇是他的字。湖北崇阳人。留学英、法，先后获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去台湾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B22]]周鲠生(1889—1971)：法学家。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英国与法国，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1950年起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著有《国际法》、《国际法大纲》等。　[[!B23]]陈介石(1859—1917)：即陈黻宸，介石是他的字。近代教育家，浙江瑞安人。曾在多所知名学堂任教。1902年在上海主编《新世界学报》。创办两广方言(外国语)学校，多时学生达千余人。学生中最著名者为马叙伦，师事陈二十余年。为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位学者。　[[!B24]]陈汉章(1864—1938)：近代学者，浙江象山人。23岁时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学识渊博，有“两脚书橱”之称。1909年应聘任教京师大学堂，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为中央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主讲史学。学生中著名者有许德珩、茅盾与范文澜等人。1931年辞职返籍，专事著述。有《诗学发微》、《缀学堂初稿》、《缀学堂丛稿》等。　[[!B25]]黄季刚(1886—1935)：即黄侃，季刚是他的字。音韵训诂学家、文学家。湖北蕲春人。师事章太炎。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其著作后人辑为《黄侃论学杂著》、《黄季刚先生遗书》等。　[[!B26]]蒋梦麟(1886—1964)：教育家。浙江余姚人。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与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后去台湾。著作有《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梦麟文丛》等。〔鉴赏〕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的治校方针，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有价值的教育理念。早在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蔡元培对此就有所表述。同年3月，在回击守旧派林琴南的信中更有充分的说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不论哪一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937—1938年发表的这篇文章，表述得更为完整，回忆了当时提出这一原则的历史背景。当时，多数友人以北京大学封建官僚习气十分浓厚，劝蔡元培不要就任。正如蔡元培所说，“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这时北京大学的主体为仕学院，取“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在求学与做官之间采用一种相应的形式。仕学院的学生，规定为进士、举人出身之七品以上的官员。学生带听差上课，上课时，听差进房屈膝打扦，口称“请大人上课”。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黎元洪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就任演说上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生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破除学生毕业以后只想做官的陋习，完成升官阶梯到研究学术风气的变换。蔡元培从聘请文科教授入手，“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陈独秀是个关键人物，蔡元培听了沈尹默、刘师培介绍，并翻阅了《新青年》后，才决意聘请陈独秀的。据当时人汪原放记述：“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回忆亚东图书馆》)如此当机立断的态度，源于蔡元培求贤若渴的精神。蔡元培聘请教员不拘一格，没有年龄与学历的限制。当时教授中年青人是不少的，如朱家骅25岁，刘文典28岁，胡适28岁。最年轻的当数梁漱溟，他只有高中学历，考过北京大学未被录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青睐。《究元决疑论》中，梁漱溟把佛法与西方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相糅合，文章中一些观点很有独创性。1917年，蔡元培请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还有本来就有革新情绪的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形成了一个洋溢着精神解放、“思想自由”的阵营。蔡元培不排斥守旧派，如让辜鸿铭教英国诗歌，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在英、德留学，懂得英、法、德、拉丁文的辜鸿铭，上课时他为纳妾与裹足行为作辩护，认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以文科而言，史学方面有信古派的陈汉章、疑古派的钱玄同、胡适、沈尹默等;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刘师培，改良派的朱希祖，白话派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按照蔡元培的主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妨把大学讲坛视为各派竞争之场所，让学生独立自主地去决定取舍。学生中也有新旧对垒的情况。学生办的刊物以《新潮》为影响最大，其成员是北京大学学文史的学生，主要为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顾颉刚、谭平山等。杂志在反封建礼教、宣传新文化、鼓吹文学革命、介绍西方文学等方面，在当时起着不小的作用。而《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是由学生薛祥绥、张煊和罗常培创办的，与《新潮》有过激烈的争论。新旧并峙，这就是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以后的新风气。支撑这一原则的哲学理论是蔡元培辩证的发展观。蔡元培对什么是大学，有过一个著名的诠释：“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之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所说的“相反而相成”就是辩证的发展观，意谓事物只有在对峙中才能得到进展。蔡元培说，按照各个大学的惯例，哲学上要有唯心论与唯物论、艺术上要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伦理学上要有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观上要有乐天观与厌世观等不同学派的存在，“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并峙”也就是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对立，对立物在相反相成中得到发展，这是蔡元培辩证发展观的要旨。学术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是由于相反相成的不同方面构成的。不同的学术见解在“思想自由”中相互比较、论辩，从而区分优劣，“自然淘汰”，这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蔡元培不仅以此作为遴择教师的标准，而且也是他培养人才的标准：“盖群性与个性之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新潮社的人物，如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等，以后成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他们能成为大师级的学问家，正是蔡元培以“相反而适以相成”的辩证发展观，运用到人才培养上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之一斑。蔡元培的助手蒋梦麟，以“这情形很象中国先秦时代”来描绘北京大学自由争鸣的气象：“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背后拖羊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烈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西潮》)没有思想自由原则与兼容并包主义的提出与实施，如此生气勃勃气象是不会在北京大学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