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3月25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3月18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18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4月1日
【导读】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然而，“万万豫想不到”当局“这么阴毒与残忍”。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军两艘军舰以护送奉舰为名，悍然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将其驱逐出大沽口。日方联合英美等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胁迫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并撤除津沽防务。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李大钊等参与并领导了此次集会。会后，以学生为主体举行游行示威，并到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要求拒绝列强通牒。段祺瑞下令卫队开枪，并追打砍杀，造成四十八名群众死亡，二百余人受伤。惨案发生后，执政府诬陷爱国群众为“暴徒”，诬陷共产党“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惨案当日，鲁迅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将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气愤地指出：“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
然而，“现代评论派”文人一面谴责屠杀，一面散布流言，说请愿群众是“受人利用”，是有人“故意引人去死地”。这一论调蒙蔽了很多人，鲁迅对此义愤填膺。
3月25日，鲁迅出席女师大为遇难的刘和珍、杨德群召开的追悼会，随后写下《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两周里，鲁迅目睹了各种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言论，作为对青年怀有无比真挚情感的他，陷入痛苦的深渊。“实在无话可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我说不出话”，然而，他又觉得“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要说的话”。他知道“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是，他更知道“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这是陷入绝望的挣扎，是悲伤、哀痛、愤恨的层层郁积。然而，在浓黑的悲凉中，他又清醒地意识到，“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说不出的情感怎么说？读这篇文章，一定不会有一气呵成的感觉，因为鲁迅写作时便是愁肠百结、痛入心扉的状态，而刘和珍始终微笑、和蔼的模样和死亡的惨状一直在脑海浮现。这才有了一篇文章分为“一”到“七”部分，看上去像是“挤”出来的文字。心绪的文字，要用心去体悟，朗读也许是不错的选择，不必刻意字斟句酌。
“三一八”惨案在鲁迅的内心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在《“死地”》《可惨与可笑》《空谈》《如此“讨赤”》《新的蔷薇》《淡淡的血痕中》《坟·题记》等文中，他情不自禁、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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