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战国兵法·鹖冠子》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近 迭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何苦?”鹖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赢。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庞子曰：“先兵奈何?”鹖冠子曰：“兵者，礼义忠信也。”庞子曰：“愿闻兵义”。鹖冠子曰：“夫道，故敢以贱逆贵;不义，故敢以小侵大。”庞子曰：“用之奈何?”鹖冠子曰：“行枉则禁，反正则舍。是故不杀降人。主道所高、莫贵约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据; 倍言负约，各将有故。”
庞子曰：“弟子闻之曰，地大者国实，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合所不见，盖殆不然。今大国之兵反诎而辞穷，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鹖冠子曰： ……夫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曰足。士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也。不贤，则不能无为而不可与致焉。骄则轻敌，轻敌则与所私谋其所不知为，使非其任，力欲取胜于非其敌，不计终身之患，乐须臾之说。是故国君被过听之谤丑于天下，而谋臣负滥首之责于敌国。敌国乃责则却，却则说者羞其弱，万贱之直不能挠一贵之曲，国被伸创，其发则战，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策也。过生于上，罪死于下;仇既外结，诸侯畜其罪，则危覆社稷。世立慑惧，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国之难不解。君立不复悔曩邮过，谋徒计易，滥首不足盖以累重，灭门残(疾)族。公谢天下以让敌国，不然，则战道不绝，国创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 悲乎哉，其祸之所极。此倚贵离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师未发轫而兵可迭也。……”
兵 政
庞子问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赏以劝战，罚以必众。五者巳图; 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故何也?”
鹖冠子曰：“物有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不达物生者也。若达物生者，五尚一也耳。”
庞子曰：“以五为一，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以早为晚，地不能以高为下，人不能以男为女，赏不能劝不胜任，罚不能必不可。”
庞子曰：“取功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之二也，在权在埶。在权，故生财有过富;在埶，故用兵有过胜。财之生也，力之于地，顺之于天;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以逆为顺，故其财贫; 以患为利，故其兵禽。”
[鉴赏]
《鹖冠子》一书，今本共19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于道家，只1篇;又《汉志》兵权谋家著录《庞媛三篇》，而省《鹖冠子》。据今本19篇考之，开篇说“庞子问鹖冠子”的，共5篇，说“悼襄王问庞子”的1篇，说“武灵王问庞焕”的1篇。故此有学者认为，今本《鹖冠子》当是先秦古籍《鹖冠子》和《庞媛》的合集，而篇第的分合与内容的增益，或有后人插手。古今疑其伪者，证据尚嫌不足。
鹖冠子，是隐士之名。班固说他是楚人，居深山，喜以鹖鸟羽为冠，故名鹖冠子，庞煖，是鶡冠子弟子，曾为赵将，悼襄王时率军破燕。在书中二人都称“子”，说明记录这些言论的，是他们的后学，而且可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
《鹖冠子》一书的体例也以兵家问答形式，其思想体系，宋陆佃曾有评说：“此书虽杂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时若散乱而无家者。”在诸子百家中无“家”可归，可见其内容的驳杂。不过，通观全书，我们还是可以说，《鹖冠子》的主要内容是黄老学派和兵阴阳家言论。《汉志》就把《庞煖三篇》列入兵权谋家。
本书收入的《近迭》和《兵政》2篇，较好的代表了《鹖冠子》一书的军事观点。
一、《近迭》作为兵家言，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旗帜鲜明地把注重军事摆在第一位。
开篇庞子问鹖冠子说：“圣人之道，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说：“把人事放在首位。”庞子说：“注重人事，又该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说：“把武备放在首位。”庞子说：“为什么放弃天道而把人道放在首位呢?”鹖冠子说：“天道过于高远而难于了解。即使有福运，也不能祈求;即使有祸殃，也不能回避。效法地，就会变得卑辱。时运的来去更替并没有什么轨迹可寻，效法时运，就会无所适从。天、地、时这三者都不可以用来建立好的教化，培植好的风俗，所以圣人不效法它们。”庞子说：“效法阴阳又怎么样?”鹖冠子说：“神明威灵与天道相合，草木生长与地道同行，阴阳寒暑与四时一起来到。这三者，有圣人在就有条理，圣人不在了就出现了紊乱，所以还是要把人事放在首位。富足，会变得骄奢;显贵，会变得自满。骄著自满，会招致失败。所以人事是最重要的。兵备武力，宁可百年不使用一次，却不可一日忘记。所以，讲人事就要把武备放在首位。”这种强调圣人之道，以“人道”(人的作为)为先，不法天，不法地;而人道又以“兵”为先，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忘兵的主张和言论，在先秦兵论中是最少见的。
接着，庞子又问：“把武备摆在首位，又将如何?”鹖冠子说：“用兵之事，是要遵行礼、义、忠、信的原则的。”庞子说：“希望听您在这方面的教导。”鹖冠子说：“如果不能遵道守礼，就会出现在下位者敢于反抗在上位者的事;如果不能知义安分，就会出现弱小者侵犯强大者的事。”庞子说：“那么，应该怎样用兵呢?”鹖冠子说：“对方的行为不正直，就要加以制裁禁止;一旦已经拨乱反正，就适可而止。所以，不应该杀戮投降的人。国君遵守的原则是应该推崇的，没有什么比注重约束更为可贵。取得土地却失去信用，这样的果实圣王不会占有。在这里，重点地强调用兵之道必须合乎礼义忠信。儒家学派强调礼义忠信而慎战。管仲学派既强调礼义忠信，又重视耕战。这篇文章把“人事先兵”和“兵者礼义忠信也”结合起来，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
最后，作者分析在“地大国富民强兵众”的优越条件下不能得志于天下的原因时，着重指出是“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不贤，就不了解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道理;骄溢，就会轻视对手、偏听邪臣，因“倚贵离道、少人自有”而招致大灾大难。在这里，明确地把胜负的责任，放在统帅者的肩上，强调了正确的军事决策、指挥的重要性。
二、《兵政》篇着重论述了物各有性的道理
五行相生相克，就是因为物性不同。天不能把早晨变为夜晚;地不能把高山变为低地;人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赏赐再多，不能鼓励本来不胜任的人去打胜仗;惩罚再重，也不能阻止必然到来的失败。关于用兵取胜之道，作者提出“权”和“势”两个原则，其根据也是物性。懂得物性，就懂得物各有所能，有所不能;就懂得顺与逆，“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自然要打败仗。
此外，《鹖冠子》一书还提出了“知时者与道征，弗知者危神明”。“道乎、道乎，与神明相保乎!”一类追求道家神灵之类的观点，与现今唯物主义相悖，本书未收入，在此就不一一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