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虽不见之于书目著录,而见于唐宋人的文集和专著的,又有如下数种:
元稹《元白往还诗集》(见白居易《与元九书》。有人以
为这个选本是白居易编集的,非也。)
元稹《因继集》(见元稹《因继集序》、白居易《因继集重
序》)
《三舍人集》(见计有功《唐诗纪事》)
《雅言系述》(见魏庆之《诗人玉屑》引严羽《沧浪诗话》
语,然通行本《沧浪诗话》却无此记载。)
《词苑琼华》(同上)
《小选》(同上)
《集选》(同上)
尽管以上诸集都已不再存在于人世(今存两集),但是,有关这一些选本的传流存佚情况,在前人的目录著述、诗话笔记中,还存留着许多可资考索的线索,有些集子,甚至还有不少原始资料残留下来(详见《“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一文。)比如顾陶的《唐诗类选》,在宋人的著述里,多次运用过它的材料,吴曾《能改斋漫录》、曾季貍《艇斋诗话》、吴幵《优古堂诗话》、计有功《唐诗纪事》、《全唐诗话》等书都有记载。《全唐文》还收录了顾陶所撰写的《唐诗类选序》和《唐诗类选后序》全文。又如崔融的《珠英学士集》,元以后已散佚,然近代于敦煌石窟发现《珠英学士集》写本残卷(“斯氏二七一七”和“伯氏三七七一”两残卷)共得诗四十九首。(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
唐人选唐诗,不仅数量多,而且体制完备,各种形式的选本,各具特色,蔚为大观。详加分析归纳,大致有如下各种类型:
一 从选诗范围看
(一)从时代着眼,则有唐人诗和前代诗的合选本,如惠静《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李康成《玉台后集》、《丽则集》等。有合选李唐一代列朝诗的选本,如顾陶《唐诗类选》、韦庄《又玄集》等(此类最多)。有专选初唐诗的选本,如孙季良《正声集》、无名氏《搜玉小集》等;有专选盛唐诗的选本,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曹恩《起予集》等;有专选中唐诗的选本,如窦常《南熏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等。另有专选某一朝代诗的选本,如《朝英集》(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该集收录开元中张九龄、韩休等人诗),《大历年浙东联唱集》等。
(二) 以诗人的籍贯或作诗地点为选取范围的,则有“止录吴人”的殷璠《丹阳集》,专录袁州人诗的刘松《宜阳集》,有专集闽人诗的黄滔《泉山秀句诗》。又如《汉上题襟集》录段成式、温庭皓等人在襄阳时的酬唱诗,《彭阳倡和集》、《汝洛集》、《吴蜀集》等均是。
(三) 以诗人的身分进行编选的,则有“但记朝士”的《珠英学士集》,有专录中书、起居舍人诗作的《三舍人集》,有专选河岳英才诗的殷璠《河岳英灵集》,有选录道家神仙隐逸诗的王贞范《洞天集》,有选录唐代能诗妇人作品的蔡省风《瑶池新咏》。
(四) 以诗歌题材分类选辑的,则有专选饯送诗的《朝英集》(编集张九龄等人送张孝嵩出塞时所撰写的送行歌诗),有专录倡和诗的,如《断金集》、《寿阳倡和集》等。有专采省试诗的,如柳玄《同题集》,有专采投礼部的行卷诗,如王毂《临沂子观光集》。有专取艳诗的选本,如李康成《玉台后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玉台陷于淫靡。”即指此集)、王衍《烟花集》。
(五) 以诗歌体裁为选取范围的,则有专取五七言绝句的选本,如《三舍人集》,有专取律诗的选本,如倪宥《文章龟鉴》(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云:“《文章龟鉴》,倪宥集前人律诗。”今从之。)当然,更多的是综采各体的选本。
二 从编排体例看
(一) 以类相从。如惠静《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门以为这部书的前十卷是僧惠静撰,后十卷为无名氏撰,刘云:“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惠静所集,不题撰集人姓氏。”)郭瑜《古今诗类聚》、顾陶《唐诗类选》等均是。
(二)以诗人世次为序,其例甚多,不一一胪举。
(三)以诗人的官衔等级为序,如崔融《珠英学士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其所赋诗,各题里爵,以官班为次。”
(四)附以诗人小传。姚合《极玄集》于每位诗人名下均附有小传,各题里爵;崔融《珠英学士集》亦然。窦常《南熏集》则附以诗人事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人各系事系赞”。
(五)附以评语。编集者为每位入选的诗人写一段评语,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和《丹阳集》。(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方士人诗有《丹阳集》……前各有评。”则其体例与《河岳英灵集》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沿用其例。窦常《南熏集》则附以赞语,其例当与殷、高两氏编集之书相类似。
(六)附以己作。编集者把自己的作品编入选集中,如芮挺章《国秀集》收录自己的诗作两篇(《江南弄》和《少年行》);李康成《玉台后集》同此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四八引刘克庄语:“中间自载其诗八首。”
综上所述,我们说唐人选诗风尚盛况空前,该是名实相符的了。
二 兴盛原因
唐代社会是“诗唐”。唐人生活在诗的海洋里,选诗风尚也就孕育在这样的基础上,这当然是无庸置疑的。然而,某种事物的发展,总有它自身的特殊条件,总是与它相联系着的其他事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探索唐代选诗风尚兴盛的原因,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笔者参稽有关资料,认为有如下四个原因。
(一)为便于效学和利于鉴赏,需要有经过精选的诗歌选本,供学子与士大夫阅读和传诵。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确乎到达了万流总汇、千姿万态的境界。“江山代有才人出”,诗人如夏夜的繁星,诗篇如涌地而出的泉流,光是结集的就有八百余家(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予尝见《方子通墓志》:‘唐诗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则世不见有,惜哉!”)至于那些写诗不多的诗人,更是不计其数。《全唐诗》辑集存留下来的二千二百余诗人、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远非唐诗的全貌。洪迈早有“前贤遗稿湮没不一”(《容斋续笔》卷一语)的感叹;到明代,流传的已仅有三百余家(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在这样众多的诗篇中,并不全是佳作;在一个作家的集子中,也是瑕瑜相间的。诚如顾陶所说:“物无全工,而欲篇咏盈千,尽为绝唱,其可得乎?”(《唐诗类选序》)唐代诗选家有鉴于这个实际情况,因而不断有人对当代的诗作,进行“全盘饮露,唯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飨醍醐之味”的精选工作,编集成书,“贻于后昆”。这种编集的原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韦庄的《又玄集序》里:
谢玄晖文集盈编,止诵澄江之句;曹子建诗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两歧爰少;繁弦九变,大护殊稀。入华林而珠树非多,阅众籁而紫箫唯一。所以撷芳林下,拾翠岸边,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宝,载雕载琢,方成瑚琏之珍。故知颌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
姚合选《极玄集》,自序非常简单,仅三十一字,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凡念一人,共百首。”宋末人蒋易深知姚合之苦心,他说:“唐诗数千百家,浩如渊海,姚合以唐人选唐诗,其识鉴精矣。然所选仅如此,何也?盖当是时以诗鸣者,人有其集,制作虽多,鲜克全美,譬之握珠怀璧,岂得悉无瑕纇者哉!武功去取之法严,故其选精,选之精,故所取仅若此。”(《极玄集序》)选取严,则选出的作品精妙、全美,就能示人以诗格、诗法,垂诸后昆而无愧。反之,如果“铨简不精”,则必将造成“玉石相混,致令众口谤铄,为知音所痛”(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语)的后果。上述这种见解,不仅促进当时“诗选学”的发展,对后代,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诗选学,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深受“文选学”的影响。
魏、晋以后,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文学批评的日益发展,文学体裁的日益增多,人们开始注意编选诗文总集。晋人杜预的《善文》、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李充的《翰林论》等,相继应运而生。可惜这些集子多已失传,而梁代萧统编集的《文选》,却幸运地被保存下来了。与此同时,专选诗歌的总集,如萧统的《诗苑英华》和徐陵的《玉台新咏》也诞生了。《诗苑》已佚,《玉台》幸存。《玉台新咏》是一部艳诗的选本;而《文选》收录的作品,无论从数量到体制,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远比《玉台》要齐备、完美,因而它行世不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了唐代,以至形成了一个研究《文选》的高潮: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撰《文选辨惑》十卷;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撰《文选音义》十卷;五臣注《文选》三十卷;曹宪撰《文选音义》;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许淹《文选音》十卷。《文选》还成为唐代文人习文作诗的必读书籍,杜甫在《宗武生日》的诗里,教诲他的儿子要“精熟《文选》理”,他自己就是深得《文选》精髓的,清人杨伦《杜诗镜铨》引邵子湘的评语,云:“公于《文选》实有得力处。”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文总集纷纷问世。殷璠指出:“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十余家,咸自称尽善。”(《河岳英灵集序》)在殷璠之前,效学《文选》编撰而成的集子,有《词林》、《文海》、《诗林英选》、《丽正文苑》等;直接模拟《文选》而编集成书的,就有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续文选》二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据殷璠的序言看,《河岳英灵集》也是“相效著述”的产物。唐代诗选家们,大多受选学的启导而进行工作的。
与《文选》同时代出现的《诗苑英华》和《玉台新咏》,也是唐代诗选家取法的楷模。惠静的《续诗苑英华》、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固然是继前贤的绪馀,而令狐楚《御览诗》(毛晋后记云:“唐至元和间,风会几更,章武帝命采新诗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进妍艳短章三百有奇。”)王衍《烟花集》(集艳诗二百篇),则明显的是扬徐陵《玉台新咏》之余波。
(三)通过选诗,标举一家诗学宗旨,体现各自的诗歌理论,用以促进某种诗歌流派的发展,抵制、排斥某种创作倾 向。相反,诗歌流派的崛起,诗歌风格的标新立异,又促进了诗选家们的工作,这种创作与选学相辅相成的关系,成为唐代诗选学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唐初纪国寺僧惠静撰《续诗苑英华》,曾说:“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披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见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门载惠静语)惠静标举的是上继“风雅”的诗学宗旨,这在绮靡诗风占统治地位的初唐时代,确是难能可贵的。元结对“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拘限声病”、“丧于雅正”的创作倾向,十分愤叹,他特别赏识沈千运能“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见《箧中集序》)因而选沈千运及其好友孟云卿、王季友等七人的诗作二十四首编成《箧中集》。《河岳英灵集》标举“风骨”,体现出殷璠的内容与形式并重的观点,以此与齐梁以来的诗风相抗衡。
(四)唐代诗选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评语,与六朝诗论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梁代,我国第一部品评诗歌的专著——锺嵘《诗品》问世,它丰富并发展了我国古典诗歌理论,而且开辟了诗歌评论的新形式。唐代诗选中的评语、赞语,上承《诗品》的传统。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中有这样一段评语(评皇甫曾):“昔孟阳之与景阳,诗德远惭厥弟。协居上品,载处下流。今侍御之与补阙(按,侍御指皇甫曾;补阙指皇甫冉),文辞亦尔,体制清洁,华不胜文。”且看《诗品》
卷上(上品):
“晋黄门郎张协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
卷下(下品):
“晋中书张载
孟阳诗,乃远惭厥弟,而近超两傅。”
我们把两者略一对照,可以看出,高氏的评论,乃是继《诗品》的绪馀。此外,《诗品》评论诗歌的几个特征,都可以在“唐人选唐诗”的评语里,找到它们的影子。比如,锺嵘重视“赋比兴”,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朱湾,则云:“诗体幽远,兴用洪深,因词写意,穷理尽性。”顾陶《唐诗类选后序》:“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备,兴比之间,独与前辈相近。”锺嵘重视“风骨和词采”,殷璠《河岳英灵集》评陶翰,则云:“历代诗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锺嵘善于运用形象性的语言来概括诗人的艺术风格,殷氏评王维,则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锺嵘喜欢摘引前人诗中的警句,如《诗品》卷中评陶潜云:“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这种特征,在“唐人选唐诗”的评语中,则俯拾皆是。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阎防,云:“防为人好名博雅,其警策语多真素,至如‘芜庭何所有,老树半空腹’。又:‘熊梐庭下树,龙蒸栋里云’。皎然可信也。”
三 学术价值
对于“唐人选唐诗”,前人和近人已开始注意到。明人胡震亨于《唐音癸签》卷三十、卷三十一“集录”里,根据前代书目著录,把“唐人选唐诗”分类编排,撮其指要;胡应麟于《诗薮》外编卷三、杂编卷二里,录其书目,考其存佚。清人王士禛汇集传世的九种“唐人选唐诗”,加《唐文粹》,付梓刊刻,名《唐诗十种选集》。近人罗振玉影印敦煌唐写本编号为“伯二五六七”的“唐人选唐诗”残卷(见《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他们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但是,从总体上看,“唐人选唐诗”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佚散的集子,还没有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与如何估价“唐人选唐诗”学术价值的问题是有关连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唐人选唐诗(十种)》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唐人选的唐诗,流传到今天的共有十种。这些选本的选取标准虽然各有不同,但总的可以看出本时代人对本时代诗歌的一些看法和评价,这对文学史的研究是有用处的。”说得真好。笔者循着他们的观点,纵观“唐人选唐诗”的现存资料(包括传世的十集以及佚散诸集的残存文字),探索唐代“诗选学”的学术价值,作如下四方面的分析。
(一)“唐人选唐诗”是校勘、辑佚、考订唐人诗的重要原始资料。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唐诗流传,靠的是口授、手抄,各家诗集,到宋代始有刊本,因而在传流过程中,常常出现许多异文和篇目参差、重出互见、错谬混乱的现象。宋以后的各种刊本,又因校勘不精,刊刻误失,编者随意增删篇目,擅改文字等原因,致使传世的许多唐人诗别集、总集,甚多异同。这就给唐诗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必须依靠校勘、辑佚、考订等手段,做好诸集的整理工作,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资料。
“唐人选唐诗”是极有参校价值的资料,罗振玉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论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残卷时,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前代亦有人注意到此事,如宋曾季貍《艇斋诗话》:“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其间载杜诗,多与今本不同。顾陶,大中时人,去杜不远,所见本必稍真。今并录同异于后:‘山河扶繡户’,作‘星河浮繡户’;‘斫却月中桂’,作‘折尽月中桂’。(例子甚多,从略)”吴曾《能改斋漫录》“犬憎闻宿客”条云:“今时所传杜诗‘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余家有唐顾陶所编杜诗,乃是‘犬憎闻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近人瞿蜕园、朱金城校注
李白集,用鸣沙石室影印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河岳英灵集》、日本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官板本《又玄集》、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钞本《才调集》等诸集参校,更是重视运用“唐人选唐诗”资料进行校勘的典型例证。
“唐人选唐诗”诸集,特别是那些虽已散佚、却又有残存资料的选集,正是辑佚唐诗的渊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于《珠英学士集》下,有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
自是集散佚,诸家诗或不尽传。持与《全唐诗》相校阅。伯氏本载元希声诗二首,《赠皇甫侍御赴都》第二律与第二首,并不见《全唐诗》。房元阳二首,杨齐哲二首,房、杨诗《全唐诗》不载。胡皓七首,乔备四首;胡四诗,乔二诗,《全唐诗》失载。斯氏本沈佺期十首,李适三首,崔湜九首,刘知几三首,王无兢八首,(实仅七首。)马吉甫三首;沈诗今存,刘、马二家全佚,李诗佚一首,崔、王二家各佚四首。合得佚诗二十七首,并辑入《敦煌诗录》中。
杜甫集有《遣忧》诗,杨伦《杜诗镜铨》注云:“见郭知达黄鹤本。”钱谦益《钱注杜诗》云:“朝奉大夫员安宇所收”。而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云:“余家有唐顾陶大中丙子岁所编《唐诗类选》,载杜子美《遣忧》一诗,世所传杜集皆无此诗。”则无论黄鹤本或员安宇所收之《遣忧》一诗,亦均出自“唐人选唐诗”。
“唐人选唐诗”诸集,又是考订唐诗真伪、甄辨重出互见诗作者的重要依据。李白集有《长干行》二首,其中“忆昔深闺里”一首,一作李益,一作张潮。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从艺术风格着眼,以为这是张潮诗,颇有见地,然无确证。曾季貍《艇斋诗话》据两部“唐人选唐诗”集子,以为这首诗既非李白作,又非李益诗,乃是张潮的作品。他说:“《玉台新咏》亦作张潮”。(当指李康成《玉台后集》)“惟顾陶唐诗选并载而分两处,‘妾发初复额’一篇,李白作,‘忆昔深闺里’,张潮作。两者未知孰是?然顾陶选恐得其实。”曾氏曾亲眼见过这两部选集,据以为证,有说服力。《刘梦得外集》有《忆妓》诗四首,原出南唐人尉迟枢《南楚新闻》,这是他人诗误入刘禹锡集中。按,韦縠《才调集》录无名氏《杂诗》,其中七律“鸾飞远树归所处”和“折钗破镜两无缘”两诗与《忆妓》诗中之两诗,文字相同。可证此非刘梦得诗。考唐末人刘损有《愤惋诗》,即《忆妓》中的三首;《忆妓》另一首,来自孟棨《本事诗》。尉迟枢敷衍《本事诗》的故事,凑入刘损三诗,写入《南楚新闻》中,造成上述的错误。
由此可见,整理、研究唐人诗,应该充分利用“唐人选唐诗”,进行校订,以取得比较可信的依据。
(二) “唐人选唐诗”为研究唐代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根据。
唐人论诗的文字,大多散见于当时文人的书序、赠序或书信里。而“唐人选唐诗”诸集的叙论、评语,以及由选录诗篇体现出来的编者的艺术观点和诗歌主张,也是唐人诗论的重要资料。选诗家们论及的问题很多,要而言之,他们着重阐发了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以及选诗的标准问题等等。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继而主张:“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顾陶《唐诗类选序》:“肇自宗周,降及汉魏,莫不由政治,以讽谕系国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无讳,闻之者伤慎鉴诫,宁同嘲戏风月,取欢流俗而已哉!”殷氏又说诗歌要“关切时病”、“讥兴深远”、“不亏六义之要”。高、殷两氏明确揭示了诗歌应该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的宗旨。这种理论,与
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诗论相一致,他们共同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典诗论中的进步传统,有力地推动了唐代的诗歌创作。
诗选家们又能比较正确地处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正确阐述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的理论问题。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璠令(企按:疑是今字)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氏反对那些“理则不足,言常有馀;都无兴象,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语)的创作倾向,极力推尊风骨与声律俱备,既有充实的内容,又重视形式美的诗篇。对于声律,他固然要求诗人“不可不知音律”,又反对“专事拘忌,弥损厥道”的做法。他的诗论,是初盛唐近体诗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成为后代近体诗创作的准的,对新兴的文体——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确是起着理论指导作用的。唐代首先揭橥复古旗帜的陈子昂,以建安风骨和兴寄手法为借鉴的目标,还没有接触汉乐府的创作传统,更没有对方兴未艾的近体诗加以应有的重视并作出恰当的估价。殷氏的理论,比陈子昂要深入一层。语言美是形式美中的重要因素。诗选家们一方面反对齐梁的绮靡诗风,一方面又要求诗歌语言的精美。韦庄《又玄集叙》:“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韦縠《才调集叙》:“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他们的这些议论,都是有利于诗歌创作的。
(三)“唐人选唐诗”是总结唐诗发展规律的重要资料来源。
入宋,诗话兴;“诗话”话诗,有谈艺术技巧的,有谈格律形式的,有记作诗本事的,有谈诗歌理论的。但是,宋人论唐诗,在某些方面总不如唐人自论唐诗。“唐人选唐诗”诸集,其选篇体现了唐诗发展的面貌,其叙论论述唐诗发展的规律,其记事又是唐诗发展史的原始资料。由此可见,“唐人选唐诗”正是研究唐诗发展规律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试看具体例证。
知人论世,是研究文学发展规律、作家艺术个性的基本原则。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储光羲,其诗格高调逸,而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储光羲云:“璠尝见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言博理当,实可谓经国之大才。”殷氏的记载,告诉人们,储光羲并非是超然世外的逸人,而是博学多识,经国济世的人才。为什么他的诗风呈现出这样的面貌,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又,殷氏评“贺兰进明”云:“员外好古博达,经籍满腹,其所著述一百余篇,颇究天人之际。”这段文字,对于了解和评论贺兰进明其人其诗,是多么重要呀!
研究诗人的师承关系,探索风格、流派的承继、邅变的迹象,是研究文学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章八元云:“八元尝于都亭偶题数言,盖激楚之音也。会稽严维到驿,问八元曰:‘尔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发。八元已辞家,维大异之,遂亲指喻,数年词赋擢第。”(按,沈氏藏明本原缺五人评语,今据孙毓修《中兴间气集校文》)评孟云卿云:“祖述沈千运,渔猎陈子昂,词意伤怨。(同上按)”高氏的记载,提供了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唐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专门名词,实际上源出“唐人选唐诗”。如“大历十才子”,过去大家都据《新唐书·卢纶传》,殊不知唐书的记载,原出姚合《极玄集》“李端”名下的注语:“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候审唱和,号十才子。”又,钱起和郎士元齐名,合称“钱郎”,始见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李嘉祐评语中:“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高流,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流也。”姚合《极玄集》郎士元名下注云:“与钱起齐名”。
唐代诗选家总爱在集子前加上一篇叙,表述自己选诗宗旨。其间,论及唐诗流派、体制的演变,代表了唐人的见解,这是我们研究唐诗发展规律的最为直接的、可靠的依据。有的寥寥数语,钩勒出发展递变的轮廓,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有的则谈得稍为详尽些,如顾陶《唐诗类选序》:
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李、杜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爱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繁其数,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
他把唐宣宗大中时代以前唐诗坛的邅化演进,大体上概括出来。殷、顾两氏的论述,确实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
(四) 为后代诗选家提供范例。
“唐人选唐诗”为后代诗选家提供了选诗的范例,促进后代诗选的发展。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王荆公百家诗选,盖本于唐人《英灵》《间气》集。”王士禛《香祖笔记》指出:王安石《百家诗选》第六卷,沈千运以下全取元结《箧中集》,而增加李嘉祐等七人。王仲房辑《新都秀运集》二卷,王士禛说他:“竟仿唐人《中兴间气集》。”(见《带经堂诗话》卷六)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云:“唯钱牧斋先生《吾炙集》、施愚山《藏山集》、叶庵《独尝集》、陈其年《箧衍集》,卷帙不多,犹有殷璠、高仲武唐选之风。”沈德潜选《唐诗别裁》,以李白、杜甫为宗,自称是有别于“唐人选唐诗”,(按:《唐诗别裁·凡例》:“唐人选唐诗,多不及李杜。”沈氏此话不全面,顾陶《唐诗类选》,取冠李杜,选了大量的李杜作品,沈氏仅就清代传世的“唐人选唐诗”而言的。)以上这些事例,在在说明“唐人选唐诗”给后代诗选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唐人选唐诗”又多方面地影响后代诗选学。无论是选录标准,选录范围、编排体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如元许仲孚编选的《光狱英华集》,沈德潜的《古诗源》,都是各朝诗的合选本,当然滥觞于《诗苑英华》。精选一代诗作的,如元杨伯谦的《唐音》、明高廷礼的《唐诗正声》、沈德潜的《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仿效顾陶《唐诗类选》而成的赵孟奎《分类唐歌诗》,亦是一例。王士禛《唐贤三昧集》,鼓吹神韵说;沈德潜《唐诗别裁》宣扬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些选本,直接受到标举一家诗学宗旨的《河岳英灵集》的影响。唐以后先后出现了不同诗歌体裁的选本,如宋《西昆酬唱集》专收五七言律诗,元好问《唐诗鼓吹》专收七言律诗,方回《瀛奎律髓》专收五七言律,周伯粥《三体唐诗》收五七律、绝句,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专收绝句诗。这些选本,无疑地都是取法于“唐人选唐诗”的。唐人选录唱和诗的风气也波及后代,如宋洪皓、张郡、朱弁使虏得归,集道途间唱和诗,名《輶轩集》。
陆游辑集自己和韩元吉乾道元年在京口的唱和歌诗,成《京口唱和集》。(按:其集已佚,事见《渭南文集》卷十四《京口唱和序》。)元徐良夫辑其友朋赠答诗,成《金兰集》三卷。后代诗选家也常常效学“唐人选唐诗”,录一方士人之作为选本,如王仲房《新都秀运集》二卷(张宗柟识:“晚辑乡人之诗曰《新都秀运集》。”)孔延之《会稽掇英集》(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一时士人之作为选本,如宋末谢翱《天地间集》、元杜本《谷音》。录一定数量的诗篇为选本,如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云:“编者显然同时在模仿‘三百篇’。《诗经》三百零五篇,连那有目无诗的六篇算上,共三百一十一篇;本书三百一十首,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模仿“三百篇”的做法,唐人先已为之。令狐楚选《元和御览》,据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丞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
韦庄《又玄集叙》:“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则可见蘅塘退士亦受唐人影响。)
四 结束语
尽管唐代诗选学的学术价值很高,但是,研究“唐人选唐诗”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诸集大多散佚。因此,搞好已散佚唐人选唐诗诸集的访求、搜辑、考订、刊印等各项工作,显得十分重要。王士禛《万首绝句选凡例》曾提到《汉上题襟集》,云:“闻楚潜江莫进士与先有藏本,数千里往借钞,则诡云:‘顷游鄱阳失之矣’,迄今以为憾事。”他又在《分甘馀话》中说:“新安族人携一书目,有《汉上题襟集》,余梦寐以求之。”孙涛《全唐诗话续编》“狄焕”条引录《雅言系述》一书的材料。王士禛、孙涛都是康、乾时人,王氏耳闻、孙氏目睹斯书尚流传,因此很难说这些唐人选集就已湮没于人世。若努力加以访求,它们或许可以重新与世人见面。至于散见于宋以后典籍、类书中的“唐人选唐诗”的材料,勤加搜讨、辑录,并付梓刊印,也将大有益于学界。
整理出尽可能全面的唐人选唐诗的原始资料,开拓这个研究唐诗的领域,促进唐诗研究深入开展,这便是笔者的一大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