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彦政 【本书体例】
【原文】:
胡为乎株林(1)?从夏南兮(2)!匪适株林(3),从夏南兮!
驾我乘马(4),说于株野(5)!乘我乘驹(6),朝食于株(7)!
【鉴赏】:
《毛诗序》云:“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也。”据此,这是一首讽刺陈灵公君臣同夏姬淫乱的讽刺诗。《诗序》的说法同诗内容是相一致的,文献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记载: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姿色美艳而淫荡,嫁于陈国大夫夏御叔,生子征舒,御叔死后,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均与夏姬私通,“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左传·宣公九年》)。陈灵公君臣成天在夏家鬼混,不理朝政,并将夏姬送给他们的内衣拿到朝廷上夸耀来取乐。这种无耻行径,遭到朝臣的批评,象大夫泄冶就规劝陈灵公他们“公卿宣淫,民无效焉”。陈灵公表面上假装接受批评,表示悔过,但背地里毫无悔改之意,且对泄冶怀恨在心,暗使孔宁、仪行父将泄冶除掉,继续同夏姬私通,日复一日地在夏家饮酒作乐,丑态百出:“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这种肆无忌惮的玩笑最终使征舒无法忍受,“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左传·宣公十年》)。落了个可耻的下场。孔宁、仪行父也仓皇地出逃到了楚国。《株林》这首诗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全诗共两章,语言十分简洁质朴,在质朴中表现了诗人杰出的讽刺天才。“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一开头诗人用一设问句,发问突兀陡然:你们到株林去干什么呢?这里诗人不直接点破陈灵公三人所从事的荒淫勾当,而是巧妙地绕了个弯,采用欲擒故纵之法,替陈灵公回答:追随夏南。陈灵公他们时常奔走于夏邑,这本身在古代就是非礼的,《礼记·礼运》就有“诸侯非问病,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可见去夏氏封邑,已经受时人非议,而何况陈灵公又同夏姬私通,更是路人皆指斥的恶德。正是基于此,陈灵公每找借口去株林是为了找夏南,到株林的郊野同夏南或狩猎,或野餐就很自然成了向周围的人塞责之词。陈灵公等人的行为路人皆知,“从夏南”的遮掩,怎好蒙混过关,真是欲盖弥彰。诗人表面上替陈灵公掩饰一下,其实是顺手将他们推到大庭广众之下,使其言行不一的可笑可恶之相活灵活现,诗人巧妙地撕去其伪装,暴露其本质,从而达到了绝妙的讽刺效果。“匪适株林,从夏南”,诗人穷追不舍,犹如舞台上的旁白一样,一口气不无揶揄地向观众说道:哈!他们不是去株林,是找夏南。观众心里明白,诗人心里更明白陈灵公等人是私通夏姬。由诗人这样一强调,使人忍挨不住,收到了强烈的喜剧艺术效果。到这里就很自然地将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人推到舞台正中,让他们开始滑稽的表演。第一章看似平淡,而其实言约意丰,含蓄微妙,讽刺批评可谓入木三分。
第二章有人认为是国人之语,有人认为是替他们赶车的御者之言,但都很难讲通。笔者以为,这是诗人转换了一个叙述角度,十分俏皮地分别摹拟陈灵公君臣的口吻,对他们继续进行无情的嘲讽。“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这是摹拟陈灵公的口吻:驾起我的四匹大马,去到株的郊野去歇息。何以见得,何休《公羊传》注云:“礼,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诸侯曰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驹,高五尺以上。”清楚地表明陈灵公的代步工具称马。“乘我乘驹,朝食于株”。这是摹拟孔宁、仪行父二人的语气:乘坐我们的驹儿,到株林去吃早饭。四句诗将三人轻佻的语气,得意洋洋的神态摹画得神形酷肖。四句诗是分别描摹君臣的,但又是互相补充,互相衬托的,不可完全割裂开来。这是诗人的高妙之处,在于他不发表任何议论或感慨,只是用客观的白描手法将他们三人的言行和盘托出,让陈灵公君臣自我表演,他们表演得越卖力,喜剧效果越强烈,讽刺批判的锋芒便愈犀利。巧妙的摹拟手法,将陈灵公君臣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根据以上分析,这首诗的作者应该是象泄冶一类的士大夫之作,国人对陈灵公的行为不会那么一清二楚,所以不会是国人,也不会是“赶车的御者”。
古代文论家历来重视诗文的含蓄、委婉,忌浅切直露,而《株林》充分地显示了含蓄委婉这一批评要求,唯其含蓄,才创造出了别有天地的艺术境界,给读者留下了充分想象的自由天地。《株林》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还要数讽刺的艺术手法,前已述及,容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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