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清代钱大昕撰。
钱大昕(公元1728－1804年)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年称潜研老人。清代史学家、音韵学家和金石学家。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但他淡于名利，公元1775年(乾隆四十年)其父病故，丁忧归里，不复出仕。随后，主讲钟山、娄东和紫阳书院二十多年，以潜心研究经史而终。
在学术上，钱大昕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青年时期以诗文知名，后以治经的方法转而治史，先从文字、音韵入手，兼及历算、金石、地理等。不过，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史学，其他各种专门知识，他都兼收并蓄，以为史学研究服务。跟那些皓首穷治一经一艺的儒者不同，钱大昕主张读史应该经世致用，反对疏空无用之学，他不专治一经一艺，要做一个无经不通，无史不精的通儒。他著述的态度也谨严踏实，做到了言必成理，事必有证。而且，立论也很精辟，非常强调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不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还能择善而从，不固执己见。在钟山书院当院长时，就把《二十二史考异》的稿子跟朋友和学生们讨论，凡是和前人暗合的地方，立即删去，若得到学生的启发，他一定把他们的姓名标出，以示不掠人之美。
钱大昕一生著述很多，汇刊为《潜研堂全书》。晚年，他自编《竹汀居士年谱》，还著有《元史稿》一书，可惜下落不明。
《二十二史考异》是钱大昕一生精力所注的结晶，仿照司马光写《通鉴考异》的体例写成的。所谓“二十二史”，是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汉书》二卷，所以，总目上列为二十三史。钱大昕在四十岁以前，就对这二十二部史书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病，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四十岁时，开始编排，到五十五岁时编成了一百卷，六十七岁时开始校刊，直到七十岁，才最后写完全书，这已经经历了他大半生的时间了。
《二十二史考异》是以考订、校勘、训诂见长的史学研究性著作。它对这二十三部史籍及其注释进行了细致的文字校勘，既全面校，又重点校。不但校正文字，还考订内容，对记载有出入、有错误的地方，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审慎的考订，使复杂、繁纷的历史资料逐条得到疏通辨析，从而使后人能在正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上，从事科学研究，避免因史实错误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来，这正是本书价值最高的地方。
在考订过程中，先列出原书中纪、志、表、传的标题标题下少则一条，多则几十条。每条的上半部列出要考的原文，紧接着列出证据，指出异同疑误，有的还写出按语，判明是非。例如卷五考订《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句话：“白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钱大昕加按语说：“白圭当魏文侯时；而商鞅佐秦孝公。孝公即位，距魏文侯薨已二十五年矣。不得如《史》所言。”又如，为了订正《宋史》，作者引用了六十多种书目与它对勘；写完后，还觉得不够，后来写《诸史拾遗》，又补订《宋史》九十条，增加了二十余种参考书。本书还有一种综合研究的专条，这是一种类比的工作，常常要集合许多资料来加以说明。如卷二十八《魏书·崔玄伯传》，有“加周兵将军”，它就列举《魏书》各传所见晋兵、吴兵、楚兵和秦兵等将军凡十一种，以及曾任过这些职务的人的姓名。不仅如此，本书更有一种考证性的专文，可以离开本书而独立成篇。如卷九的《汉侯国考》，卷十五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等。象这种能单独成文的专题研究，是当时的校勘家没有的，就是考据家当中也是少有的。
本书在考订史实的过程中，还贯串了详近略远的原则。历来的考据家，多偏重古代，钱大昕于宋、辽、金、元四史，用功较深，元史尤为专门。本书对《唐书》以后的七部正史的考订，即达六十卷，其中《新唐书》和《宋史》各占十六卷，《元史》十五卷。钱大昕重视元史的研究工作，他认为，了解元朝，也就容易了解清朝了。
钱大昕是清代考据学界的巨子，他精通经史，于天文、地理、金石、文字学诸方面，均有研究。所以，他可以以经证史，以金石铭文及考古出土历史文物同书本上的历史文献资料相印证。这就使得《二十二史考异》的考证超出了当时一般考据学家只能以史证史，或者以稗官野史来证“正史”的狭隘范围，开创了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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