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东华录》是以《清实录》为主要材料来源，按时间顺序辑录而成的。
实录是所谓帝王之书，带有机密性，撰修的目的不是为了流传民间，而是为以后修“正史”积累资料。所以，每种实录修成之后，只抄写几部，放在秘阁，只有史馆的史官，因为修史的需要，有机会得以详细阅读。《东华录》就是清代的两位史官蒋良骐和王先谦先后辑录而成的。又因为清代国史馆设在北京东华门内。于是，他们都把自己辑录的书叫《东华录》。
蒋良骐(公元1723－1789年)字千之，一字嬴川，全州(今广西全州县)人，1751年(乾隆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765年国史馆重开，他充任纂修官，得以阅读实录，并纂辑自太祖天命年间至世宗雍正十三年，包括五帝六朝的重要史料，编成三十二卷，称《东华录》。到光绪年间，又出现了另一种《东华录》，是王先谦纂辑的。王先谦(公元1840－1917年)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年间进士，一生致力于古籍和历史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光绪年间曾充任史官，后官至内阁学士。他仿照蒋氏《东华录》的体例，先纂辑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实录中的史实，成二百三十卷，称《东华续录》。后又以为蒋氏《东华录》太简，于是重新纂辑雍正以前的史实一百九十五卷，并同他的《东华续录》合称《九朝东华录》。以后，就好象比赛一样，有个叫潘颐福的人，辑《咸丰朝东华录》六十九卷。之后，王先谦又辑《同治朝东华录》一百卷，再合以前所辑总称《十一朝东华录》，共五百九十四卷。在公元1884－1891年间，曾先后以木刻和铅印本流传于世。
近代学者有人认为王氏《东华录》较蒋氏《东华录》详尽，王书既出，蒋书可废。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蒋书虽较简略，但它所根据的实录，是乾隆年间最后修改以前的旧本。因此，它保存了王书和传世《清实录》不愿收载的包括政治和经济的许多重要史料，对于研究清初历史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如顺治年间朝廷谏官议论圈地和逃人法受到皇帝谴责。给事中李裀就因于1655年(顺治十二年)正月奏言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结果落得个流徙尚阳堡的下场。1691年(康熙三十年)御史陆陇其因上疏指责捐纳、保举的危害，为朝臣所忌，康熙帝也说他“懵(měng)愤不知事情”，差一点被革职、发配。
还有一些方面，也很重要。蒋良骐在纂辑过程中，不专钞实录，其他文献著述重要的也采用。经皇帝批示的大臣题本即“红本”，是反映当时军国大政的重要历史档案，书中就多处采用。此外，保存重要的原始文献资料，也是蒋录的特点之一。如顺治元年史可法答多尔衮书，实录不载，系据原札录出；康熙元年，永历帝致吴三桂书，南明野史也不载，系从《清实录》录出。
总之，两部《东华录》详略不同，互有短长，各自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读者不可偏废。
继《十一朝东华录》之后，公元1909年(宣统元年)朱寿朋又纂辑出版了《东华续录》，通称《光绪朝东华录》二百二十卷，起于1875年(同治十三年)止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光绪朝这三十四年，正处于中国封建统治总崩溃的前夜，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而本书所辑的材料，数量多，涉及面广，如内政、外交以及经济生活和种族矛盾等方面的材料都异常的丰富。这就为研究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实。
本书同《十一朝东华录》比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成书在实录之前，所以，对朝臣们的奏报尽量全文照录，这就丰富了光绪一朝的历史内容，因而也为后来编纂的《德宗实录》所不及。
本书在1909年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排印过。中华书局在1958年根据集成图书公司排印本加以整理后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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